9月7日，《隱入塵煙》上映的第62天，票房破1億元大關。這個數字放在動輒幾十億的大片里不算稀奇，但對于這么一部節奏緩慢、劇情黯沉的文藝片來說，確實是個奇跡。

這是一部完全靠口碑發酵成就的電影，如今的票房佳話里，承載了來自每一個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自來水”想要“去看見”和“被看見”的愿望。

“最初覺得可能是一日游，有兩三百萬票房就不得了了，沒想到觀眾口口相傳，給影院經理打電話求排片，最終的成績超出創作團隊的預期。”連導演李睿珺自己都說，“這完全是一個意外。”

《隱入塵煙》7月8日上映，首日排片2.3%，場均人次僅有一人。而獨特的電影美學之下，兩個被拋棄的底層人相互救贖的時光，讓影片的評分從上映之初的7.8一路飆升至8.5，越來越多觀眾加入到“自來水”的行列，在各種社交平臺上安利這部電影。

第一個票房1000萬元，用時14天，第二個1000萬元，在第43天達成，一周后，破3000萬元，三天后破4000萬元。隨著電影完全“出圈”，9月之后，電影每日上新一個千萬級，并已連續四日打敗《獨行月球》《新神榜：楊戩》《小黃人大眼萌：神偷奶爸前傳》等中外大片，穩坐日票房冠軍寶座。

那些年“出圈”的文藝片

將《隱入塵煙》的成績，歸置在文藝片市場的發展歷程中，更能看到其中的不易和承載的意義。

自2014年《白日焰火》突破億元票房，打破文藝片天花板后，文藝片的“出圈”，多少也有著不同方面的 “取巧”或“慘痛”。 比如2016年導演吳天明遺作《百鳥朝鳳》上映，出品人方勵下跪求排片，一度成為當年現象級的行業事件，也將一部原本注定“周末游”的小眾電影收獲8692萬元的票房。

2017年，暑期檔一部名為《二十二》的紀錄片，因為沉重的題材和廣泛的民族情緒共鳴而出圈，許多年輕人自發買票請陌生人看電影，希望用實際行動來踐行歷史不該被遺忘。

同樣是2017年，張楊導演的《岡仁波齊》也創造了國產文藝片破圈記憶。但細究對比之下，其成功路徑依然是“自上而下”精英式的，同時也依賴于當時精準高效的宣發路徑的。其項目精準定位資深影迷、文藝青年、對信仰有關注的人、喜歡西藏地域文化等人群，成為帶動核心觀影的主力。電影選擇了樸樹的新歌作為片尾曲并請本人在首映禮露面宣傳，“朝陽區有30萬仁波切”的話題當時也借由電影浮出水面。加上“眾籌”環節的前置引入，創業圈、企業圈層的團體支持及環傳播，藏文化情懷濾鏡的加持等，讓這部影片最終突破了國內所謂藝術電影的天花板，也成就了當年精準營銷的一段佳話。得益于《岡仁波齊》那一年帶動的文藝片觀影熱潮，另一部同樣關于藏地朝圣探索的劇情片《七十七天》同樣突破了億元票房大關。

而2018年末，《地球最后的夜晚》以“一吻跨年”為賣點，上映當日7小時票房就破了2億元，錯位吸引觀眾的代價換來口碑的全面崩塌，不過在這部電影之后，“跨年檔”成了一個約定俗成的電影檔期。

網友們對于《隱入塵煙》最有共鳴的一段評論是，“全片不說一個苦字，卻苦出了天際；全片不說一個愛字，卻愛到了極致。”目前，影片所收獲的關于苦難與愛的共情讓人聯想到另一部“苦到極致”的小眾電影《何以為家》，這部黎巴嫩影片2019年在中國內地獲得3.76億元票房。

《隱入塵煙》是一部沒有“星光”的電影，盡管有海清“整容式”的演技加成，但從影片上映初期的表現可以判定，一個知名演員的加盟并沒有為影片帶來多少實質的票房號召力。

而大多數同量級的文藝類型影片大多需要創作者的功成名就和主創的“牌面”來共同成就。張藝謀進軍戛納的回歸之作，《一秒鐘》票房1.31億元；程耳導演云集了章子怡、葛優等大腕的口碑之作《羅曼蒂克消亡史》1.23億元；拿遍三大電影節獎項的賈樟柯票房最高電影《江湖兒女》不到7000萬元；婁燁被期待了三年的《風中有朵雨做的云》6499萬元；鞏俐及眾多國際一線大牌加盟的《蘭心大戲院》不過2000多萬元；在柏林電影節拿下最佳男女主的《地久天長》4523萬元……如果撇開主創們的光環加持，只靠新人導演和非職業演員的演繹，破千萬元的《心迷宮》在作者電影的創作譜系中，已經能算得上是“現象級”。

一部電影的寶貴突圍

《隱入塵煙》沒有“隱入”，它的成功帶著天時地利人和的偶然，未必可以復制，但對于創作者、觀眾和市場來說都有著極為積極的意義。

上線視頻網站后，完整的素材成為各種短視頻博主大V們的創作源泉，線上觀影不止沒有轉移線下的觀影熱情，反而成為了促使更多觀眾走進影院的動力源頭。這樣的案例至少讓行業對于電影與短視頻、電影院與流媒體的針鋒相對看到了新的可能性。

李睿珺導演在近期接受《影視獨舌》采訪時談到，《隱入塵煙》的成功出圈，對他來說“是一種回應”。“無論是票房成績還是觀眾討論，對我是一種認可，給我的創作帶來了信心，也給投資方帶來了信心。它可能也會讓影院有所思考，往后是不是還要一竿子打死某部看起來賣相不佳的電影。我們常說，任何電影都有它的受眾，影院需要適當地給它們一些機會，也許就會有一個很好的結果。”

社交網站上，普通的觀眾們在熱烈“交鋒”著這樣一部苦難的影片是否真實照見了生活，日常里常見而又被視而不見的種種，連接著更多相似的經驗和共鳴，借由一部電影的觀看被傳達和討論，已經越發稀缺的人性光輝和溫暖在寒涼的現實之外也讓不少觀眾感受一種別樣的“治愈”。

電影學者戴錦華在與李睿珺的一次對談中談到，“電影應有的一個社會功能是讓我們經由銀幕，看見那些不可見的人。看見那些空氣一般地存在在我們的周邊，卻被各種各樣的社會因素、社會偏見、社會的結構所遮蔽的人。”她恭喜李睿珺，“它顯然接續到了我們的自身的電影的脈絡當中，而且它的這種現實的和電影的成就都非常寶貴。”

2012年、2013年，李睿珺憑借《老驢頭》《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入圍FIRST，影展CEO李子為見證了文藝片市場的一路發展十分感慨，“那時候文藝片是‘三無產品’，市場還沒有合理的發行系統，找不到路徑........一晃10年，很多人的努力都沒有白費，只是在這一刻得到可視的回應而已。一部電影的突圍，不會是常態，但的確是作者電影的一次號角。呼喚政策支持更系統，呼喚電影市場更健全，呼喚更多的投資加盟，呼喚更多的嚴肅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