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媳期》海報

被戲謔地稱為“婆婆媽媽劇”的家庭倫理劇，是我國以現實主義為創作理念和引導的電視生產中最為重要的電視劇類型之一。這一類電視劇最為生活化，并以家庭為最小單位展示了社會的發展和人們的生活，深受觀眾們的喜愛。然而也有一些家庭倫理劇因為過于狗血、夸張而不貼近生活，尤以表現婆媳關系為代表的兩代人的沖突為最。

近日，聚焦于婆媳關系，在熱播的同時調和眾口讓人交口稱贊的韓劇《兒媳期》，對于兩代人關系的描畫和敘述，讓人眼前一亮，頗可作為國產家庭倫理劇的借鑒。

代際的分解：

觀念不同，張力不斷

《兒媳期》聚焦于剛結婚成為兒媳的這一過渡期，以女主思琳作為新媳與以婆婆為代表的婆家人相遇后經歷的各種苦惱問題而展開。該劇有著幾個方面的新意，首先是視角上，作為一個新媳婦，女主必然經歷與婆家的磨合，自然會有各種沖突和“文化震驚”出現，這使電視劇具有了天然的故事性。其次，故事的表現上，盡管是部漫改劇，但該劇以溫情和現實生活的白描為特色，不狗血不夸張，自然地呈現生活的種種。再次，電視劇不回避媳婦所面臨的各種困境，用一個新媳婦的經歷和眼光，通過與婆婆的相處，與閨蜜的交流以及與丈夫的爭吵，還有自己的內心獨白，將自己所面臨的苦惱都抒發了出來。這種較為新穎的視角并汩汩而來的自然敘事，獲得了以女性為代表的受眾的一致共情。

然而如果僅僅是一部表現媳婦困境并控訴婆家的電視劇的話，《兒媳期》也不過是千萬普通家庭倫理劇的一部。其獨特價值在于它的描畫和敘述不但能讓以媳婦為代表的一代人感同身受，更重要的是也能讓以婆婆為代表的一代人和以丈夫為代表的男人都能接受并反思。

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似乎天然就有沖突。上一代人因為活得足夠長，也有足夠的經歷，所以覺得自己更加通透并在歲月的流逝中，更加執著或者堅持某些東西，并將這些東西自以為是地出于好心強加在下一代身上。然而正如日本女演員樹木希林在面對記者“對年輕人有什么人生建議”的提問時答的：“請不要問我這么難的問題。如果我是年輕人，老年人說什么我都不會聽”，那些上一代想要給予下一代的觀念或建議，即便是正確的，年輕人也不見得想要聽，于是張力便出現了。這便是影視劇塑造兩代人之間矛盾表現其戲劇張力的出發點。

然而將這些矛盾分解于電視劇之中進行呈現，又是個考驗電視劇生產者智慧和能力的事情了。《兒媳期》將這些矛盾，通過一個個生活中讓人覺得習以為常但是又感覺哪里不對的細節，以兒媳思琳的眼睛呈現出來。比如為什么去婆婆家一定是兒媳婦洗碗？為什么過節要先以婆婆家為主，而不是丈母娘家？新媳婦因為要適應或反抗這個過程，因而在看似平常的生活中就生發了諸多的碰撞，這些矛盾就凸顯得更加明顯。

以婆媳或女婿和丈母娘的關系描寫表現兩代人關系的電視劇，常常過于劍拔弩張。其直接原因是為造成戲劇沖突，以使電視劇有更多看點。然而，其背后可能隱藏著兩條更為深沉的原因：一則是對于婆婆為代表的老年人的刻板化和歧視——老年人要不然就被符號化處理，要不然就以讓人厭煩的形象而出現；一則是對老年人所經歷和所養成的根由的批判，比如《歡樂頌》中樊勝美極度重男輕女的媽媽、《雙面膠》里麗娟跋扈的婆婆和《倒插門》中田沖的強勢丈母娘等。她們的這些形象讓人厭棄，卻也能引發人反思：她們何以成為了現在的她們？只是前者較為顯見，后者，則難以體會得多——想必創作者們在創作時也未放置心思在老年人為何變為這樣的老年人上。《兒媳期》的巧妙及可貴之處，就在于通過女主思琳的經歷和感受凸顯了作為媳婦的困境的同時，也為劇中每一個人物，尤其是婆婆的表現尋找到了人物的根由，于是婆婆不再只是兩代人張力的工具和年輕人困頓的障礙。

代際的諒解：

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不似一般俗套家庭倫理劇里將長輩的價值觀無限地放大于是塑造其食古不化，但又不揭示其背后的原因和邏輯，或沒有來由地將媳婦塑造成為潑悍愛財而又尖酸的惡婦，《兒媳期》一個非常重要創作突破是讓人“懂得”。這懂得既是劇中人物之間的懂得，也是觀眾對于電視劇人物的懂得，而后者是其更加重要的取向，因此才更受到普遍一致的不同性別和年齡觀眾的接受。

所謂劇中人物之間的懂得，是通過不斷的故事發展以及矛盾沖突，讓電視劇里面的婆婆與媳婦，通過連在他們中間的兒子而互相能夠明了彼此。媳婦的困境以及苦惱自不待言，單說婆婆。劇中有一個細節：婆婆約女兒汗蒸被拒后，來約二媳婦思琳。思琳拉上丈夫一起，于是在旁人艷羨的兒子媳婦孝順的話語中，婆婆獲得了極大的心理滿足。其實婆婆約兒媳這樣的年輕人，無非帶有一些炫耀和虛榮的心理，兒媳也看透這其中的關竅。這和電視劇中，大兒子的媳婦比較獨立現代，敢于反抗婆婆而不參加祭祀的飯食準備，婆婆被小叔子奚落而郁郁不快，在家族其他人面前抬不起頭是一樣的道理。

而劇中人物和電視劇觀眾之間的懂得是更加重要的一層。這源于電視劇讓每一個人的困境及其所面臨的兩代人之間的苦惱都客觀而不夸張渲染地呈現。婆婆和公公因為大兒媳婦不愿意參與祭祀勞作而傷心難過，是因為要因此承受別人的眼光和嘲諷；大兒媳和二兒媳都不愿做祭祀的勞作，是因為祭祀的活兒一直只有女人在做而男人則坐享其成，這委實不公平；兒子愿意幫著來做祭祀的勞作但婆婆反對，于是兒子以更好地孝敬丈母娘作為對自己妻子的補償。可是即便如此，每次的祭祀或家族活動都會變得不愉快。不同的觀眾都通過每個人物在家庭和代際之間的困境而有了認同感，于是電視劇最大程度地照顧和安撫了每一個觀眾，讓每一個人都懂得，也讓對應角色的每一個觀眾都反思自省，從而避免了單純工具化地塑造人物形象以及不揭示人數塑造的合理合法性，所造成的人物之間以及觀眾和人物之間不能互相“懂得”的問題。

代際的和解：

求同存異，理解萬歲

代際間的沖突是必然，但電視劇一味渲染和描寫代際間的張力，只能加大代際間的矛盾并加深現代社會中兩代人之間的“鴻溝”，這對于家庭對于代際對于社會無疑都沒有任何益處。

不過，代際的和解之于電視劇的表現而言，不應是工具性和結局性的，而應是發展中與關系中的。《兒媳期》一家三兒女與婆婆（媽媽）不同的相處模式，精準而又有些類型地向觀眾提供了三種代際的版本。老大一家，媳婦占有完全主導地位、大兒子也完全支持妻子，他們是完全按照現代原子家庭的方式來生活，并以非常西化的方式來處理代際關系。他們不參加代表傳統家庭倫理關系和傳承的祭祀活動，某種程度上代表著對于上一代的反叛。這無疑符合現代年輕人的想象，但置于重視親情倫理的儒文化之下，則不免又讓人有些唏噓。老二一家，媳婦溫和到有些懦弱，二兒子又極度孝順，雖然對妻子也體貼溫柔，但更加想讓妻子做一個符合公婆所期望的兒媳。于是，二兒媳婦不斷地在婆家遭受各種讓其痛苦的事，比如讓其不斷勞作、伺候男人和小姑以及與婆婆一起吃剩飯等等。雖然暖了公婆的心，但兒媳婦所遭受的以及所經歷的，卻也讓人無限同情。至于女兒一家，則是丈夫無能，而女兒則總是回娘家而不愿意去婆家。

這三種典型又有些類型化的家庭所體現的代際間相處的模式，體現了儒文化所代表的傳統以及現代文化所代表的現代之間的沖突和激蕩，三種模式的存在自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然而任何一種都不是代際間健康的相處方式。《兒媳期》作為一部表現婆媳關系的家庭倫理劇最成功之處在于，電視劇通過人物之間的溝通交流以及立場的互換而增加了彼此的理解，于是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找到一個平衡點，讓彼此都能在可接受的范圍內進行妥協，從而和解。這種和解自然是團圓式的，也是觀眾所期待的。但對于電視劇的觀眾而言，對于代際的和解的反思，植于每一個人的心中——無論是年輕還是年老，是男性還是女性——則是《兒媳期》最大的價值所在。這無疑值得國產家庭倫理劇的創作者深思。（作者呂鵬為上海社科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