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牛世山

后母戊鼎

殷墟東部的商代道路（上中下三層）。

受訪者供圖

□本報記者 劉紅濤

殷墟位于河南安陽市西北部的安陽河（商代稱洹河）兩岸，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有文獻可考、為考古發掘所證實的商王朝后期都城大邑商遺址，面積達30平方千米。1899年來，殷墟因出土甲骨文而聞名于世。殷墟是中國最早開展考古工作的遺址之一，被譽為中國考古的圣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牛世山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殷墟考古90多年來，發現了豐富的晚商時期文化遺存。“現在，以殷墟商文化的內涵研究為基礎，對晚商文化有了整體和更為全面的認識，結合有關傳世文獻和以甲骨文為代表出土文獻，構建起真實的商代史，在比較文明的視野下，探討包括商文明在內的中國古代文明的演進之路，闡釋其當代意義。”

殷墟考古使中國現代學術最早接近世界中心

牛世山表示，從廣義史學角度看，殷墟考古創新了研究中國古代文化、人群與社會及其關系的全新模式，為歷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手段。“通過基于傳世文獻的狹義歷史學與考古學等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從而獲知商代晚期的都城大邑商、商朝歷史和文化的豐富信息，并對研究商代國家性質、包括商代在內的上古史有重要意義。”

他介紹，以1931年后岡三疊層的發現節點，標志著考古地層學在中國完全成熟。這個發現也確立了仰韶、龍山、商文化三個階段的先后時代關系，是廓清新石器至夏商周年代學上的重大突破。殷墟考古還搞清了殷墟商文化的具體年代和分期。1933年，我國甲骨學家、古史學家董作賓先生在著名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將殷墟甲骨卜辭劃分為五個時期，后來考古學家將殷墟文化分為四期七段，可與殷墟甲骨分期大致對應。現在學術界普遍認為，《古本竹書紀年》所說的“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是準確的。

牛世山認為，殷墟商文化中，大型宮殿建筑、商王陵、甲骨刻辭、青銅器和玉器等冠絕當時，見證了中國古代青銅時代鼎盛時期的輝煌文化、國家政治形態以及技術水平，在古代世界中彰顯出中國古代禮制文明的獨特風格。

“考古學作為一門年輕的學科，以殷墟為戰場，在1928—1937年的殷墟早期考古中就取得了重大成果，是中國現代學術大獲成功的案例，使國際公認商代晚期為有系統文字可靠的信史時代，也由此使中國現代學術最早真正接近世界的中心。”牛世山說。

青銅文明在世界上獨樹一幟

牛世山表示，殷墟文化的構成要素多樣，各類建筑遺跡和多類文物展示出鮮明而又典型的商代晚期的商考古學文化形態。建筑形式有房址、作坊、水井、窖穴、墓葬、陪葬坑和祭祀坑等，形式、功能多樣。其中居住類的四合院建筑與墓葬兩類建筑，在形式和規模上表現出明顯的等級差別。

他進一步介紹，居住類建筑有臺基式、平地起建、半穴式，以前兩種形式組合而成的四合院建筑群最為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小屯北地商王的宮殿建筑群，早年發掘了甲、乙、丙三組共53座建筑基址，其中以乙二十為主殿的四合院為朝，復原面闊約90米，進深約53米。其北是乙七四合院，為商王的宗廟，復原東西45米、南北至少40米。以乙七為主殿的四合院內有大批成排分布的小葬坑，發掘者將這些小葬坑分為北、中、南三組，其中北、中兩組是祭祀祖先留下的遺跡。墓葬有帶四條墓道的大型、帶二條墓道的中字形、單一條墓道的甲字形、無墓道的中小型、灰坑葬式。其中西北岡的商王陵規模最大，“十”字形、帶四條墓道，墓室面積近400平方米；隨葬器物精美，殉人眾多。“商王陵的發掘，在殷墟考古和中國考古學史上，在商王朝乃至中國上古史研究上都具有重要意義，為研究商文化和商王國、商代社會結構和社會性質及發展水平提供了重要證據。”牛世山強調。

通過考古發現，商代手工業門類多，技術先進，有鑄銅、玉石器加工、骨器、陶器以及漆木器制作等，尤其是鑄銅、制玉手工業技術體現出高超的技術和工藝水平，產品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殷墟文物種類多，有甲骨、青銅和鉛器、陶質類器、玉石器、骨角牙蚌器以及人和動物骨骼等。各類材質的器物因出土場所不同有明顯差別，其中最普通材質的陶質類實用器物既出于生活場所、手工業生產作坊，還出于墓葬，貴重材質的器具如青銅類、玉器等大多出土于墓葬和祭祀遺存，部分出于窖藏等遺跡。

“最能彰顯殷墟商文化基本形態及其特點的是陶和青銅容器。”牛世山解釋，實用的陶容器器類多達26類，有鬲、甗、甑、斝、鼎、簋、豆、盤、觚、爵、罍、觶、尊、方口器、壺、瓿、缽、盂、盆、罐、甕、勺、缸形器、筒形器、坩堝形器、器蓋以及建筑用陶排水管；陶器種類遠多于一般普通聚落，這是殷墟作為晚商都城這種大型都邑遺址的特征之一，其中在生活場所、手工業生產作坊區出土陶器數量又以鬲、盆、罐、簋、甑、甕最多，其他器類明顯少。青銅容器的種類、數量與陶器大致相近，其中高等級的貴族墓葬出土的青銅酒禮器最多，如殷墟婦好墓隨葬青銅酒器占青銅容器總數的76%，花園莊東地M54的占青銅器禮器的62.5%；另有陶酒器有觚、爵、罍共18件，郭家莊M160的占整個青銅器禮器總數的77%，另有陶酒器觚、爵等12件。殷墟低級貴族墓葬隨葬酒禮器明顯較少。青銅器和陶器用于墓葬隨葬時，不同規模的墓葬間組合、數量差別明顯，一半的墓葬中隨葬有觚和爵，晚期的陶觚、爵又幾乎為非實用的明器。“以青銅器為核心的禮器群向四面遠方傳播，在東亞地區輻射廣泛，形成以大邑商都城為中心的禮器文化圈，這種獨特的青銅文明在世界上獨樹一幟。”牛世山認為。

從殷墟看晚商文化與商王朝

牛世山表示，從殷墟文化研究出發，對商文化的內涵類型有更深入的認識，比較全面地掌握商王國的興起、繁榮、商人與商王朝周邊人群互動關系等。

從考古上看，由于安陽殷墟、鄭州商城的相繼發現和研究，在考古學文化定性上，從殷墟文化追溯到鄭州二里崗文化，確認了兩者屬于同一考古學文化系統及其有機聯系。“關于兩個考古學文化的國族屬性，由于殷墟甲骨卜辭確證了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城遺址、殷墟文化是商代晚期商文化的代表，進一步確認鄭州商城作為商代早期都城、二里崗文化是商代早期商文化的典型類型。”牛世山強調。

牛世山介紹，商代晚期，以殷墟都城遺址為代表的殷墟類型是典型商文化類型，分布區以安陽為中心，北到邢臺，南近鄭州，西近太行山脈，東接古黃河。在其周邊是晚商文化的其他類型，如南面鄭州許昌地區的關帝廟類型，東面有分布于山東泰沂山脈北部的蘇埠屯類型、泰沂山脈以南的前掌大類型，豫東與魯西南為安邱堌堆類型，南面有淮河中游地區的天湖類型，西北方有晉中地區的杏花村類型和臨汾—運城盆地的晚商諸侯國，西方的渭河中游有老牛坡類型，北面的河北中部有曹演莊類型。“這些文化類型的出現和演變，反映了其背后的商代人群及其遷徙互動狀態。”

研究發現，商王朝的統轄區分內服、外服兩部分，其中內服為王畿區，治以百官；外服治以諸侯，此制后為周王朝所繼承。牛世山表示，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均可證商王朝統轄區以都城為中心，都城一朝獨大，是包括商王在內的統治者的活動中心。

對于商代晚期商朝的王畿范圍，《戰國策·魏策》記載：“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后被山”；《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也說：“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研究認為，此區域即是商王畿的范圍。商王畿范圍可達千里，《詩經·商頌·玄鳥》說：“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漢書·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也。”“上述文獻所說的商王畿范圍，西接太行山，北近石家莊，南近鄭州，東到濮陽，大體包括河南中部偏北及河北南部地區。其中殷墟類型的分布區域與傳世文獻記載的商王畿范圍契合，可證殷墟類型分布區為晚商王畿區。”牛世山說。

在殷墟商文化類型外是晚商文化的其他類型分布區，在當時是商王朝王畿以外地帶，為商王朝外服的諸侯統轄區。“從考古學文化看，它們除了都有典型的殷墟文化因素外，本土文化特點濃厚。在地域上覆蓋范圍廣，東到山東濰坊，北近北京，西到陜西西安，南抵漢水，東西、南北跨度達上千公里。”牛世山介紹，在商考古學文化的外圍分布著其他考古學文化，有些與殷墟大邑商都城有明顯的聯系，如有典型商式風格的陶器和青銅器等，還有青銅器銘文顯示與商王族聯系密切，可證也是商王朝分封的諸侯國，即所在地區也屬于商王朝的統轄區。

牛世山總結道，商文化分為以都城文化為代表的主流商文化和外圍廣大地區的非主流文化兩種形態，它們分別對應商王朝疆域的三層地理空間：中心區域，對應商考古學文化的典型殷墟類型分布區；次級區域，對應商考古學文化的其他非典型類型分布區；外圍區，對應商考古學文化外圍其他一些考古學文化區，這也與從殷墟甲骨文字出發探討商代地理、從商代族徽銘文角度探索商王朝疆域和管理機制的有關認識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