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適逢中國最高榮譽文學獎項之一“茅盾文學獎”評選40周年，由陜西人藝推出的三部根據“茅盾文學獎”獲獎小說改編的話劇“茅獎三部曲”，將于今年10月在北京二七劇場進行展演，6月15日正式開票。三部作品皆是陜西的驕傲——其中，10月14日、15日上演根據路遙小說改編的話劇《平凡的世界》，10月18日、19日上演根據陳彥小說改編的《主角》，10月21日至23日上演根據陳忠實小說改編的《白鹿原》。

近年來，陜西人藝將這三部百年來堪稱“為時代立傳”的陜西文學優秀代表作品，以精品話劇的形式搬上舞臺，不僅展示了陜西作家對中國歷史進程的關注與思考，也向廣大觀眾及文藝工作者傳遞著陜西文學的精神和理想。此次三部作品以“茅獎三部曲”的陣勢集中上演，更可以讓文學讀者和戲劇觀眾共同感受文學性與戲劇性在舞臺上碰撞交融產生的強大能量，見證陜西人藝的實力與成長。

陜西文學基因

讓戲劇回歸文學

話劇《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主角》都改編自陜西本土作家榮獲“茅盾文學獎”的文學巨著，是從現實主義文學土壤中長出的戲劇舞臺綜合藝術，都有著源自經典文學的厚重力量。無論是陳忠實筆下通過白、鹿兩大家族祖孫三代恩怨紛爭、展示家族史、風俗史、個人沉浮史、民族命運史和心靈史的《白鹿原》，還是路遙飽含著愛情的甜美與苦澀、生活的歡樂與悲苦、奮斗的成功與失敗、理想的向往與破滅、人生的價值與體現的《平凡的世界》，或是陳彥寫出的融匯秦腔藝人個人奮斗命運和舞臺生涯以及整個社會在時代洪流中興衰沉浮的《主角》，都既有視野的廣度，也有思考的深度，凝聚著陜西作家對人生、歷史、文化、時代、命運的深刻思索和生動描繪，展現了蒼生厚念與秦川襟懷，更有著陜西人獨有的精神特質。

面對著作家“把生命和小說一同交付”的信任，編劇孟冰、曹路生，以無比尊重的態度“讓戲劇回歸文學”，又以鞭辟入里的筆力“將文學濃縮于戲劇”，為導演提供了既具文學性、又有舞臺性的扎實戲劇文本。

觀眾未必記住演員的名字

卻記住了一個個人物

陜西人藝選擇將三部作品搬上舞臺，不僅因為作品中都具有包含文化歷史的宏大敘事，更因為它們都選擇了以平凡世界中的蕓蕓眾生作為主角，書寫人民史詩，講述中國故事。因此，三部話劇都沒有選用任何明星，而是全部起用陜西人藝普普通通的舞臺文藝工作者，尤其是大膽使用年輕人，結合老中青三代力量，展現了關中大地本地演員的整體實力。看完戲后，觀眾未必能夠記住演員的名字，卻記住了臺上一個個鮮活生動的人物。這樣的演員陣容選擇，無疑是對時下舞臺過度依賴明星效應、眼球經濟的有力回應。普通人才是生活的主角，熱愛和深耕舞臺的藝術家才是戲劇的靈魂。而真正能夠打動觀眾心靈和情感的，絕不是努力扮演劇中人的耀眼明星，而是有著真實人生體驗、深入生活肌理的有血有肉的人物。

一戲一格 象征寫意 克制還魂

三部作品可謂一戲一格，胡宗琪在《白鹿原》的舞臺上搭建寫意的宗族祠堂，以“重構還形 克制還魂”的理念，精簡整體篇幅，引入村民族人歌隊，讓整個舞臺樸實又不失靈動；恰到好處的秦腔也起著畫龍點睛的作用。《平凡的世界》導演宮曉東則依托既具陜北高原地域氣質又象征命運轉盤的大石碾設計，完成故事的進展和布景的轉換，全景式展現了七八十年代陜北地區普通人在大時代歷史進程中平凡而又曲折的人生道路，以“信天游”為代表的陜北民歌也強化了舞臺藝術感染力。《主角》中，胡宗琪導演則用53個場景切換、16根柱子的變化展現跨越幾十年的時空和命運，同時又保留著中國傳統戲曲“一桌二椅”的簡約和寫意，留給演員足夠的表演空間，也帶給觀眾更多的想象空間。

“戲劇陜軍”讓戲劇和文學一起做點事

從“文學陜軍”到“戲劇陜軍”，陜西人藝的成功范例在全國范圍掀起了“當代文學經典改編戲劇熱”“方言話劇熱”，為整個戲劇行業摸索出一條值得推廣的道路。“茅獎三部曲”的成功，也離不開合作方九維文化的多年運營，雙方對“復活經典”這一使命有著理念共識：“讓戲劇和文學一起做點事”“讓文學從書里走出來，讓文學改編更有生命力。”正是基于這樣的合作理念，才能將文學和戲劇帶到更廣闊的天地。

有趣的是，話劇《白鹿原》創作首演后的第二年，高考考題就和《白鹿原》相關；而話劇《平凡的世界》誕生后，也又一次“押中”考題。足見經典的魅力與藝術的影響力。

只要不失靈魂，方言話劇并無水土不服

方言話劇作為打開經典的另一種方式，前幾年一度成為舞臺的一股清流。除了此次晉京的陜西人藝版《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和《主角》，金宇澄筆下的《繁花》也直接選擇了全程上海方言，就是先天京味兒的《茶館》也曾被置換成了天府遍地皆是的大茶館。不同的改編路徑，卻有著晉京時同樣的忐忑。不過，敢以方言走天下，其背后傳遞的還是對本土文化的自信。

以金宇澄茅盾文學獎同名作品為藍本的《繁花》，被滿臺的上海籍演員以“舞臺連續劇”的形式，以一群在歷史上無名無姓的小人物呈現出上海的城市畫卷圖景。對于上海以外的觀眾而言，石門路拉德公寓、茂名路南昌公寓、國泰電影院、淮海路國營舊貨商店等地標可能缺乏感同身受，但《繁花》本就濃墨鋪陳上海的平凡世相里，走街串巷的人物群像，織錦般的市井百態，因此，全程方言演出使得舞臺氣質也與原著保持一致，還原出了金宇澄筆下的敘事風格。有人稱其是上海的《茶館》，在洋房弄堂里穿梭，透過普通人的窗窺見時代的大悲喜。

天府之國、千里之外，四川話的幽默盡人皆知，但如何傳遞出老舍先生的京味兒幽默，俚語、掌故又如何置換，考驗的是創作者的智慧與文化積累。《茶館》，這部東方舞臺的奇跡，多年來除北京人藝，幾乎無人敢碰，如果不是川籍北京人藝導演李六乙坐鎮，恐怕也不會有川語《茶館》的誕生。茶文化與巴蜀文化的融會貫通，“掌柜的”成了“老板兒”，“他媽的”轉為“龜兒子”，就連“大傻楊”的數來寶也成了四川曲藝的金錢板，似乎也并不違和。在李六乙看來，四川方言中的幽默與老舍先生的幽默從地域人情上講似乎也一脈相承。

無論上海還是成都，城市的魅力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城市語言，婉轉的發音，獨有的幽默，滬語的綿力，川語的疊詞，雖有時似懂非懂，卻以世俗的鮮活傳遞著城市的性格。提到上海總會與“風情”二字相連，而與振聾發聵的“雄起”匹配的則是麻辣，演員們一張嘴就是層層疊疊的煙火氣，只要不失靈魂，方言話劇也并無水土不服。

（文/記者  郭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