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津湖》劇本中的一句話，讓陳凱歌導演非常喜歡，編劇蘭曉龍這樣寫道：“車門打開，在疾馳而過的火車車廂背后，不經意間，大家看到了長城。”

陳凱歌看到過很多已經被淹沒在歷史風塵中的長城，“這是秦長城，那是燕長城，這是趙長城，等等，都是殘垣頹壁。長城給我最深的印象，是它始終頑強地存在，可以說它是一個精神上的象征。長城，特別是在熱兵器時代，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防衛的作用其實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作為精神的象征，它一直在。”

所以，在電影《長津湖》中，除了抗美援朝戰場，陳凱歌還拍攝了北京、江南水鄉和長城，北京是國的象征，水鄉是家的象征，長城則是軍人靈魂的象征。陳凱歌說拍攝這些場景的目的，就是需要找到一個關鍵詞——保家衛國：“你先得展示你的家、你的國是什么樣，然后你才有保家衛國的可能。”

《長津湖》9月30日上映以來，目前票房已過41億元，躋身全球年度票房前五。影片由黃建新任總監制，陳凱歌、徐克、林超賢監制及導演，制作規模、投資規模、拍攝時間跨度、動用的演職人員數量都創下了中國影史之最。其中，僅劇本就打磨了5年多，編劇蘭曉龍提交的初版劇本有13萬字，精修后還有6萬字；因為疫情關系，影片籌備期長達兩年多；三位導演率領三組人馬，全部演員在三個組中協調檔期時間；本片也創下服裝道具數量之最，還是中國電影影史上前期人員最多的一次。

《長津湖》不是一部拼盤電影，陳凱歌、徐克、林超賢三個導演拍的不是三個故事，而是每個人獨特的創作追求碰撞出了統一的故事、統一的美學追求。

一部戰爭電影，說到底是關于人

《長津湖》以抗美援朝戰爭第二次戰役中的長津湖戰役為背景，圍繞一個英雄連隊“七連”及兄弟部隊的行動主線，講述普通志愿軍戰士在整個戰役中的戰斗精神和感人故事，更全情、全景地還原了這場史詩戰役。片中七連里這些生死與共的兄弟，也是當年無數年輕志愿軍戰士的縮影。

在陳凱歌看來：“一部戰爭電影，說到底是講關于‘人’的故事。一個好的戰爭電影，一定要從人物開始，終結于人物。倘若你對一個人物沒有足夠的感情，你就很難跟著他去經歷戰場上的生死考驗，并對他有莫大的關心。年輕的朋友們可能會說，畫面好、聲音強、情緒燃就夠了，但其實我還是覺得，面對這些先烈，還是得把他們的精神寫出來。沒有鮮明的性格塑造，就沒有觀眾情感的寄托點；沒有惹人喜愛的人物，就不能引起觀眾的關切和共鳴。只有人物成功了，才能帶領觀眾走進戰爭，觀眾才會和銀幕上的戰士共情，在幾個小時里同生死、共患難，心為他們痛，淚為他們流。《長津湖》也不例外，我們要讓觀眾的情感體驗建立在對人物的認同之上。”

編劇蘭曉龍以寫故事與寫人物見長，這位曾創作過《我的團長我的團》《士兵突擊》《生死線》等經典軍旅影視作品的編劇，被眾多觀眾譽為“最會寫戰爭戲的編劇”。

陳凱歌表示，《長津湖》是由兄弟情凝結起來的一個戰斗故事，吳京和易烊千璽扮演的千里和萬里兄弟，有著令人感動的兄弟情，而影片又由這種狹義的兄弟情，推而廣之到整個七連。就像吳京的臺詞中說的，“七連每一個人都是我的兄弟。”陳凱歌說：“蘭曉龍的劇本，就是從兄弟情開始的。我希望自己拍好開篇這段戲，給人物打下一定的基礎。吳京和易烊千璽扮演的兄弟倆，是影片最基礎的東西，需要把這兩個人物的性格立起來，把他們的個性生動地描繪出來。”

為了講好“人”的故事，人物的塑造顯然是重點。陳凱歌以千里和萬里兄弟舉例，“千里是戰斗英雄，但是我們沒有把他表面化。他是連長，經歷過無數戰斗以及生死考驗，但他內心是有傷痛的，他哥哥陣亡，很多戰友先于他而獻身，他的小本子上寫滿了畫上紅框的名字。在這個意義上來講，千里是英勇的，同時他也是悲傷的，這是伍千里這個人物的靈魂。他并不是一介莽夫，只會英勇地向前沖鋒，他有他對戰爭的理解，特別是對生命的獨特理解。伍萬里則是一個成長的人物。在江邊，他是小霸王，但是到軍隊以后就不一定了。譬如說拍攝一個信號彈打上天空的鏡頭時，扮演萬里的易烊千璽真的被嚇了一跳，然后下意識地抬頭看天，這時候你就感覺真的看到了一個初入軍隊、沒有經歷過戰場生死的小少年，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長津湖》里，除了老百姓的兒子伍千里、伍萬里，也有領袖的兒子毛岸英，陳凱歌表示，拍攝這些是“因為他們都在戰場上拼命。換言之，為了這場戰爭的勝利，毛主席即便是作為領袖，他其實也是付出了和一般百姓人家一樣重大的代價”。

影片中對于毛主席的塑造，陳凱歌坦承，“我感覺拍毛主席最難的地方，是怎樣能拍出毛主席的情感，而不僅僅是拍毛主席的理念。毛主席具有常人不具備的了不起的特質，但是我覺得他首先還是一個‘人’，他不僅是統帥，同時也是一位父親。毛主席在‘抗美援朝’這件事情上是再三猶豫，非常慎重的，因為他知道一旦出兵，必然會有比較大的犧牲。我們不是說只拍他的豪情萬丈，拍他要‘御敵于國門之外’這樣的氣勢，在更大程度上，他考慮的是我軍將士的安危。”

展現祖國河山之美 保家衛國不是抽象的詞

對于陳凱歌的人文素養，徐克非常贊賞：“我看凱歌拍的片段的時候，就說：‘凱歌，雖然我跟你分享的是同一個劇本，但看到你拍劇本里面每場戲的時候，我還是覺得很感動。’”

陳凱歌表示，電影之所以區別于電視劇或其他藝術形式，就在于，電影有自己一套獨特的語言系統。“在影片開篇的時候，有兩點非常重要，第一點就是我們國家剛剛建國一周年，就像是襁褓中的嬰兒，那個時候的國家有一股子欣欣向榮的勁頭。再有一點就是千里和百里的家鄉——江南水鄉。在最初的劇本中，他們的家鄉是設定在黃土高坡，在一個到處都是荒山野嶺的北方山村里頭。我覺得這個設定在電影的語言上很難抓住人，再加上第九兵團是從浙江出發，所以我們就把他們的家鄉設定改到了江南水鄉。其實說到底為什么要把千里回家作為第一場戲來展開，然后緊接著就是出征？因為回家與為國出征，加起來就是家國。”

陳凱歌希望能拍出祖國大好江山的美，“不管是千里坐小船離開家鄉，還是他最初回到家鄉的時候，其實都是在寫和平。中國人經過幾十年的戰亂，終于獲得了和平的可能和機會。這種美是要和戰爭的慘烈做對比的，如果沒有筆觸去寫到和平，我們就沒有辦法那么強烈地去感同身受，感受到戰爭對于和平的破壞。保家衛國不是一個抽象的詞，所以我覺得只有用一定的筆墨去展現大好河山之美，我們才能夠更清楚地知道這場戰爭的價值和意義所在。戰爭肯定是殘酷的，但是此戰是正義的戰爭，面對侵略，我們只能英勇奮戰、保家衛國。”

電影是“大不真實小真實”

籌備《長津湖》時，陳凱歌、徐克和林超賢都看了大量和影片相關的歷史資料，陳凱歌認為抗美援朝這場戰爭，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幾十年來的和平起到了關鍵作用。“我覺得抗美援朝戰爭猶如一顆照明彈或者一顆信號彈，升上了我們20世紀50年代的夜空，照亮了這個國家的前途。”

陳凱歌曾聽一些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的前輩給他講述抗美援朝戰場上的故事，“我們當時特別喜歡《上甘嶺》這樣的電影，每一次看都非常激動，對我有很重大的影響。這些作品給了我一個最重要的啟示：抗美援朝戰爭是中國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代價，也獲得了很大勝利的一場戰爭。我們不管看《英雄兒女》還是《上甘嶺》，都強烈地感覺到志愿軍在英勇抗爭的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真實的力量。”

“大事不虛，小事不拘”已成為拍攝歷史片的原則，《長津湖》在創作過程中要非常尊重歷史，但是《長津湖》不是紀錄片，所以也經過合理的藝術加工和虛構。

對于如何平衡歷史和虛構之間的關系？陳凱歌表示，“都說電影是造夢的，夢即是不真實的，如果所有事情都和現實生活中一樣真實，你就完不成造夢的任務，所以，藝術加工的內容，我稱它為‘大不真實’。但同時所有細節以及具體內容處理都必須真實，只有在真實的情況之下，你才能夠達到你的那個‘大不真實’，我叫做‘大不真實，小真實’。”

陳凱歌強調，“大不真實”并不是要歪曲篡改什么事情，而是說電影作為一種作品，一定程度上是要傳達理想化的內容，但是“小真實”也非常重要，“因為小的、細節的東西在生活中屬于常識的東西，如果被違背就不好了，會比較難以讓觀眾接受。”

《長津湖》在宏觀視角和細節上下足了功夫。有軍事專家表示，《長津湖》是目前戰術戰備方面最為嚴謹的國產戰爭大片。影片也刻畫了眾多戰場上真實細節與情感：很多戰士沒有子彈了，就拿著空槍往前沖；坦克下被碾壓的戰士讓戰友朝自己身邊的炸藥包開槍……每個鏡頭、每處細節，都盡力把觀眾代入長津湖戰役的真實體驗，感受當年的志愿軍戰士是如何不畏強敵、浴血苦戰，最終達成以弱勝強的偉大勝利。

徐克導演表示，在看歷史資料時，自己很震撼：“到了拍攝的時候，我也一直在想，雙方的戰略應該是怎么樣的？他們會怎么去攻擊、防守，怎么讓觀眾體會到戰爭是什么樣的？怎么能感受到當時的寒冷？怎么能感受到志愿軍是在各方面都很困難的條件下去打這場仗的等等，諸多方面的問題。”甚至，徐克想著自己應該在零下四十攝氏度的嚴寒之地和演員談劇本，“能更真實地感覺到戰爭與寒冷。”

有時候，一天只能拍到一個鏡頭

對于徐克和林超賢兩位導演來說，拍攝《長津湖》最為麻煩的就是寒冷。徐克說：“在那種嚴寒之下，連講話都很難順利地講，可是演員們既要講對白，還要拍打仗的戲，地很滑，他們要爬上山坡……很難。有些場面要在大風雪里開戰，風雪除了要靠自然之外，大部分要靠我們自己制造。風是大問題，因為范圍很大，要把風制造出來足以吹起雪，這個工程是很大的。所以每次我們轉變一個位置，要花很多人力跟時間去布置刮風工具，我們光是吹風組就有三隊人，每隊人都負責自己特殊的吹風方法。同時，雪也很重要，但也更難制造了。一種雪需要飄在空中，飄在背景，飄在人的臉上；另一種雪需要形成行軍打仗的雪地。加上我們有很多動作戲，所以，如果雪地用了某種材料的話，就會很滑站不住……這些東西對我的拍攝來講都是很大的考驗。”

林超賢導演也表示，由于當年志愿軍大部分是夜晚行軍，所以在拍攝時大部分都是夜戲，加上嚴寒天氣，對所有人的意志都是很大的挑戰。比如“半山民宅”那場激戰戲，就拍了幾個通宵，“我自己是很怕冷的，我之前拍《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多熱都沒關系，但是冷，對我本身就是很大的挑戰。”

除了天氣嚴寒，劇組還經常趕上沙塵暴、冰雹、下雨，對拍攝來說真是“雪上加霜”，甚至影響到進度，林超賢說：“演員穿的軍裝，基于歷史背景，不可以穿大襖或者很御寒的衣物。電影中有些場面會動用到1000個臨時演員，這1000個臨時演員的服裝準備、御寒措施準備等等，也會花很多時間。此外，我們用的槍械已經算是‘古董’了，在那樣的情況下，要這些槍械保持一個良好的發射狀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槍械就一直出現不配合、不聽話的情況，又花了很多時間，導致現場的拍攝進度會慢很多。還有進場設置、場景表達、道具、放煙、放火、下雪等，有很多現場特效，又會很耽誤時間。這部電影是我拍片以來最慢的，因為我每天能拍的內容是有限的，一天有時候可能只能拍到一個鏡頭，所有事都很復雜。”

盡管拍攝艱辛，但三位導演不約而同地表示，拍攝這樣一部電影是值得的。林超賢說，每個中國人都知道抗美援朝，《長津湖》則希望讓更多人認識到，抗美援朝精神是一種非常強大的精神力量。“我們中國的軍人驍勇善戰，面對強大的美軍，他們憑借戰術和意志打贏了這場仗。所以這場仗對觀眾來說，應該是很想在大銀幕上看到的一場勝仗，希望大家都能通過電影感受到我國軍人的意志。”

對于英雄，陳凱歌認為“了不起的英雄，是沒拿自己當英雄的人。他覺得這一切都是他應該做的，這樣的英雄就是真的厲害”。文/記者 張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