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春禾對“雙減”有點意外，她從今年年初起在江蘇南京市的一家教培機構教授英語。

7月24日，《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以下簡稱“雙減”政策)出臺，北京市、上海市、沈陽市、廣州市、成都市、鄭州市、長治市、威海市、南通市為全國試點地區。

上述政策中嚴禁校外培訓機構占用法定節假日、休息日、寒暑假組織學科類培訓。

應對“雙減”的“急剎車”，陳春禾選擇“急轉彎”，過程看起來“戲劇化”：她臨時決定考公辦學校的代課教師，可報考的學校只招語文教師，她不得不在幾天內迅速切換跑道，準備起語文課試講。

教培之變

7月27日，在機構的視頻會議上，陳春禾獲知南通作為“雙減”的試點城市，周末不能再補習。當時，南京的同事之間還為應對之策半開“腦洞”半開玩笑，有人說，補習機構變成了書店，補習班老師變成了服務員，書店老板讓家長充月卡、季卡和年卡。還有人說，去咖啡館補習，學生跟家長可以一起學。

直到會后，陳春禾看央視新聞播放了這則消息，才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盡管培訓機構的校區領導讓各位老師不要多想，要維護群，跟家長保持黏性，但是陳春禾的心思已經飄去——如何考編，進體制內學校當老師。

陳春禾關注了各個區教師招聘公眾號，每天登錄好幾遍，8月11日早上刷到區里招聘信息，結果不招英語老師，她打電話過去詢問，對方建議她試試報考語文老師。

雖然覺得荒誕，8月12日下午，陳春禾還是報名語文教師的考試，之后一直在看三年級語文課本。她根據自己上英語課的經驗，擬出上語文課的框架思路。因為焦慮，她頭腦昏脹，突然一刻就自我懷疑，“為什么我明明是英語老師，(卻)要考語文呢？”

陳春禾報考公立學校教職的打算早已有之。在教培機構工作近三年，她時常感到不受尊重，“他(家長)在某種意義上覺得你是老師，但還是把自己當成‘上帝’。”

同時，續班的壓力籠罩著她。平時，雖然她能認真教研，但是到了續班周，又變得揪心，“好像最后的導向都是為了讓學生留在你的班上。”

8月14日，她所在機構的校區開線下會議，團隊有十個老師，負責人“敞開心扉”和每個人聊未來的打算，如果有人想要考公立學校或者公務員，他也會鼓勵，并和大家說不會因為政策甩手不干，會給半年時間過渡一下，之后實在不行，他可能也會選擇離開。

陳春禾的其他同事陡然緊張：“你自己走了，我們怎么辦？”負責人承諾說，要走的話，也會提前一個月講。

她感覺會議現場的人各有想法，她的心早不在這里了，想著第二天要好好考教師編制。坐她身邊的語文老師小馬也一直在看書、翻筆記，準備考編。

教培“地震”之下，考編變熱，同時裁員、降薪、爆雷的消息頻頻傳出。

李銘是一家在線教育平臺昆明分部的課程銷售。7月31日，他所在的部門一共500號人，裁掉了300人，主要是業績不好的員工。作為剛大學入職的新人，李銘是唯一一個留下來的，“因為我做得實在太好了，公司沒有理由裁我。”

到了8月5日，公司大幅度提高指標，要求每個員工最低做到一個月8單。對于教培市場來說，學生的暑期課程報名在7月已經結束，8月是淡季，新指標很難完成。李銘仍然有信心完成，早上他還在賣力打電話售課，下午開大會時，主管卻突然宣布，“公司沒了，昆明公司被裁掉了。”李銘在現場聽到了抽泣聲。

第二天，李銘準備去辦理離職，總監卻對他們明確表示，“沒有一分錢賠償。”同時，要求簽署離職證明——上面寫著“雙方之間不存在任何勞動爭議、糾紛以及未支付的薪酬費用”。但當時公司沒有結付員工7、8月份的工資。

之后，李銘和同事找來了民警、勞動局工作人員和記者。他又在網上發布了維權視頻，一些網友在底下評論，“當初騙家長上課的時候，怎么沒有想過今天？都不是什么好人。”

他覺得這些批評的聲音“挺正常的”，“(我們)就是用盡所有的辦法來引導家長去購買咱們的課程，所有的銷售都是這樣。”李銘說，他家里還欠債，大專剛畢業想做銷售多賺點錢。

8月16日，經過勞動局調解，公司重新擬定了離職證明，注明了工資的發放日期，他拿到了工資，放棄索回離職賠償金。

相比于李銘可以理直氣壯維權，楊月憋屈多了。她是公立學校的高中地理老師，參加工作十年了，現在每個月的基本工資剛到4000塊，為了增加家庭收入，她在一家中小型在線教育平臺做兼職教師，主打“一對一”學科輔導。

楊月透露，在線“一對一”授課模式需要大量老師，為了減少開支，機構用低于全職教師的課時費招了不少兼職老師，其中部分師資來自公辦學校，“并不是像廣告中說的都是名師”。

公司的注冊地在上海，兼職老師來自全國各地，平時靠一個工作群維持聯系。“雙減”之后，公司群沒多久解散了，楊月無法找到負責人，“我們好像沒在這個公司存在過一樣。”因為兼職教師沒有合同，而教育部又規定公辦中小學教師不得參與有償補課，她難以走出維權這一步。

“急剎車”之前

“雙減”地震之后，教培老師成為大眾批判校外教育的靶心，參與課外補課的學生則被戲稱為受害者。

“我們好像不能見陽光，甚至是害群之馬。”李涵認為網上的聲音將教培老師妖魔化了，“我們沒有那么無私，但也沒有那么壞，行業里面大部分人都是(把教培)當作一種謀生的手段。”

李涵從事教培工作11年，目睹了行業的畸變。2014年，她所在的機構出現了一些家長，希望孩子通過校外培訓贏取奧賽證書，以獲得升學的敲門磚。此間，她看到“超前教育”層出不窮，一年級小學生學乘法，三年級學用方程解題。兩年后，資本進軍教培行業，競爭愈演愈烈，市場上的免費課變多了，她所在的機構也順勢提供免費試聽。在教培內部人士的培訓班上，她也曾看到一些機構，在續班窗口期到班級里拉橫幅——你來我就培養你的孩子，你不來我就培養你孩子的競爭對手。

一家英語培訓機構的“明星教師”成深對此也深有感觸。十年前，他剛從師范院校本科畢業，課外培訓只作為學校教育的補充，他在教培機構教授《新概念英語》。但從2016年開始，教培機構成為應試教育的加油站，學生競爭的起跑線也被不斷提前，他的英語班上甚至出現了一年級小朋友，剛認識字母，書寫能力也弱。

他曾勸過家長，孩子不適合這個課程，但家長仍然堅持。“家長對小孩子的認知是有偏差的，他覺得自己的孩子是天才。”成深說。

家長們紛紛給教培機構拋出難題：如何證明我的孩子比別的孩子好？

成深說，機構需要向家長證明，花在我這里的錢更加值得。為了在市場競爭中獲勝，大大小小的教培機構開始拼作業量、學生成績、服務，“你沒有這些誰來報……有線上的、線下的、有課后服務的、有點評作業的，又要非常快。”

行業的動蕩與焦慮并存，教培機構的一線教師成了高壓的直接承受者。在“雙減”政策出臺前的半個月，因為高強度上課，李涵先兆性流產住院，“到了續班的點，學生不愿意學，你會質疑是不是自己教得不好，到了學生考試的點，你會比學生更焦慮，擔心沒有交代到位。”

教培機構之間競爭激烈，超前續報在教培機構是常見的現象。王慧在北京海淀區做英語教培老師，她說，目前所有的教育機構都是統一的，會以各種套路去讓家長提前繳費，“比如說十個月的課程，孩子才學了三個月，它(公司)就會通過一些活動的形式，跟家長聊，讓他們續報。”

在王慧待過的一個大型教培機構里，隔一段時間就有溝通培訓，培訓教師怎么說服家長續班。到了該續班的時候，晚上十點多，辦公室的門還鎖著，主管拿著鑰匙，讓老師們給家長打電話，“打不完就不要回家，走可以，交兩百塊錢。”王慧復述。

工作的六年里，作為教師，雖然王慧不能接受機構的超前收費套路，但還是會去做，“為了生活。”遇到家庭條件好的家長，王慧心態還好，但碰上一些做外賣騎手的家長，她拿著錢心里“蠻不舒服的”。

李銘所在機構的系統里有一份特殊的家長名單，內部人員稱之為“藏金閣”，上面全是打過多次電話卻沒有購課意向的家長。

電話售課過程中，李銘發現，最擔心孩子成績的是家庭條件欠佳的家長。這些家長擔心孩子成績差，將來像自己一樣打一輩子工，之前補習過沒用，現在想再找，又怕沒效果。“他們最想報班課，因為便宜，就是圖個心理安慰。”李銘說。

張薇是華東師范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教授，長期從事校外培訓及治理政策的研究。她比較研究發現，國內中產和中產偏下的家庭培訓焦慮最強，此類家庭的教育期望集中在孩子中高考成績和國內的大學文憑。從供需兩端來看，一方面家長有需求，另一方面教培機構制造需求，回應市場。

在教育競爭的環境里，學生接收著來自學校、教培機構、家長和同學等各方的焦慮訊號，承受著課業的負累。在成深的英語課堂上，小學生們的英語造句看上去缺乏想象力，有說在家里做作業的，還有的說在操場做作業的，都在做作業。

“雙減”之后，一個四年級的學生對成深說，“老師以后好像不能上課了，我好開心。”成深調侃他，“你不讀書，以后不是更開心。”沒想到學生說，“老師，我還是會讀書的，因為不讀書，以后就沒有好工作，沒有好的生活。”

改道

應對政策變化，不管是家長、還是教培機構，都在尋求新的出路。

在公司周一的例會上，領導在上面發言，張楠在下面盯著手機為兒子搶面授課。他的兒子在上海一所公辦學校就讀，即將步入小升初的“關鍵年”。

8月14日，他收到教培機構學而思的系統通知，受政策影響，家長們報好的秋季面授課程，全部自動轉成了線上班。不過，機構已經在周一到周五晚安排了面授課。兒子作為“老生”，張楠有機會替他再搶面授課。

他記得，第一次搶的時候，名師的課程基本秒光，之后反復好幾次，他終于搶到了數學和英語課，與“雙減”之前的搶課并無二致。

等開學后，工作日張楠和妻子要上班，準備請老人幫忙帶孩子去上課；周末要忙工作，再多給孩子報一些體育班，當作托管。

近一個月來，教培機構班主任許曉雅的手機信息不斷，不停有家長來問，周末能不能開課。家長說，如果開網課的話，能錄課就行，“周末的時候再補上。”還特別叮囑她，開課了一定要提醒，給孩子留個名額。這讓她感覺自己和大部分家長“在一條船上”。

和家長聊天的過程中，許曉雅發現一些家長已經在尋求小團課，即幾個學生找一個教師去家中或咖啡館補習。想要獲得孩子周末補習的機會，家長得付出更高的價格。她明顯感受到家長們的焦慮，“她們(家長)私下里還是很焦慮的，很多家長不知道接下來怎么辦，不管是初三，還是初二的家長，都會覺得自己(的孩子)在很關鍵的一年。”

成深說，有家長邀請他周末去家里上課，這些家長一般是經濟條件優渥或者與他比較熟悉的。成深仍在觀望中，他寬慰自己，也許“雙減”是一個好時機，可以接觸到更優質的家長，縮小客戶范圍。

校外培訓又被稱為影子教育，“隨著學校本身公立教育的改革，培養人才的作用被弱化了，很多看不見的東西被轉移到學校外面去了，所以影子教育會加深教育的不公平。”李昂然說。他是浙江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是教育社會學和家庭社會學。

在他看來，“雙減”正是從公共教育的角度出發，力圖解決教育不公平的問題——公立教育的減負制度催生校外培訓的火熱。李昂然認為，教育政策的發布具有連貫性，從減負開始，到2018年國家發布的《關于規范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教育部門一直在對國家的教育事業進行布局，“雙減”并非突如其來的“一刀切”。這次看似更加嚴格整頓校外培訓市場，是因為疫情加速了在線教育行業的發展，資本進入了教培市場。

李昂然表示，政策落地之后的影響，還有待研究。從1980年代韓國出臺的類似“雙減”政策來看，富足的家庭只是不讓孩子去教培機構了，直接請一對一的家教，這些孩子的學習成績提升得更快，這導致后來韓國分化出了精英大學。

轉型

在教培人圈子里，流傳著一種聲音——“宇宙的盡頭是考編”。陳春禾說，身邊多數教培老師把培訓機構當作跳板，最終目的是進體制內的學校任職。“雙減”更是加固了陳春禾考編的決心。

8月15日早上，陳春禾去參加區里的招聘考試。下午四點多，成績公布，陳春禾排名第四，入選公辦學校代課老師。

在當地，非師范生想考編，必須到公辦學校先當兩年代課老師。學校實行編內編外同工同酬的制度，陳春禾代課期間每個月只能拿到三千左右的工資，不足她做教培老師時的五分之一，但她很滿足，“畢竟學校里比較穩定，不像機構要去做銷售，終于可以專心只做教育。”唯一的缺憾是，她的專業是英語，現在卻要去教語文，她怕會在課堂中贊許學生時冒出一個“good”。

成深所在的教培機構已經把周五晚上和周末的學科培訓課程挪到了周中，同時在周末開設了大量的素質教育課程，比如機器人、畫畫、演講、圍棋等等。

期間，公司做了一個調查，問在職的教師們會不會教美術、體育等，成深發現應者寥寥，“大多數老師都是應試教育的產物。”

“雙減”和疫情的雙重壓力之下，王慧所在的公司虧損嚴重，她索性主動辭職了。她明顯感覺到形勢嚴峻：以前，她辭職后，在網上更新簡歷，一天至少能夠接到15通以上面試邀請電話。而這次，幾乎沒有人聯系她，至今仍待業在家。

2015年，王慧英語專業本科畢業后，一直在教育機構教課，今年30歲了。政策之下，她看不到本職發展的希望，又面臨轉型的難題，“我一直在教育行業干，不干了之后能干什么呢？”

李昂然認為，對于教培行業來說，現在屬于靜默期，一些劣質的教培資源會逐步被清理出去，優質的教育資源還是會留下來。這個行業有很強的韌性，只要有一點點小火苗，又開始燃起來了，畢竟對于大部分家庭來說，課外教育是像買房一樣的剛需。

“理想的教育生態是學校、家庭、校外培訓機構乃至整個社會協同育人，我們都承擔著教育孩子的責任。”張薇說，學校教育具有普惠性、大眾性，更加標準化，也更穩健；校外培訓相對個性多元、靈活多變，“校內外如果可以增加理解、溝通甚至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對于整體教育的發展都是有益的。”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除專家外，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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