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個周末，昆劇《眷江城》在上海戲劇學院實驗劇院上演，聚焦疫情中的普通人，以古老昆曲述說當代故事，吸引了不少好奇的戲曲愛好者。

“作為文藝工作者，我們有責任為時代畫像、為時代立傳、為時代明德。”《眷江城》主演施夏明的話代表了所有參加“藝起前行”優秀新創舞臺作品上海展演的劇組演職人員心聲。

創作采風

最愛問“你是怎么想的？”

為創作《扶貧路上》采風，導演田沁鑫與劇組同事7天走了21個地方。在廣西大山深處，她遇到年輕的扶貧干部們，不少人來自清華大學等著名學府，“我們問得最多的一句話是，‘你是怎么想的？’”

《扶貧路上》創排過程歷時兩年，主創團隊數度深入廣西百色采風，反復調整劇本。2019年6月中旬，《扶貧路上》劇本定稿。幾乎同時，黃文秀不幸遇難的噩耗從廣西傳來。主創隨即奔赴百色。“到達黃文秀遇難地點，是她犧牲的第10天。”田沁鑫回憶，“車開了4個小時山路，泥石流尚未退去，她的同事都在哭。”劇組想去黃文秀工作過的地方，又遇到了塌方，“車子沒法過，全體人員穿上雨鞋，棄車而行。”

廣西百色田陽縣的壯族姑娘黃文秀，2016年從北京師范大學研究生畢業，毅然選擇回到百色農村基層，成為百坭村第一書記。一年零兩個月時間里，她走訪100多個貧困戶，建立了三大厚本的貧困戶檔案、日記，詳細記錄了貧困戶人員結構、貧窮程度、轉變的可能性等。在她和村兩委的共同努力下，2018年底，百坭村103戶貧困戶中88戶順利脫貧，貧困發生率從22.88%降至2.71%。

“有人以為是高學歷女干部鍍金，事實完全不是這樣。扶貧是默默奉獻的隱形工作，只有自己到實地走訪，才知道扶貧干部們的不易與偉大。”深入大山，田沁鑫與《扶貧路上》劇組踏上黃文秀走過的路，“做一百多戶貧困戶檔案，看似數目不多。但山里住戶的家不像城市小區，幾步路就能到。他們每戶都隔著好幾里山路。”田沁鑫遇到黃文秀幫助過的人，“集體修路發展電商，每戶都有不同的針對性扶貧政策，有人靠養蠶、有人靠種植橘子，徹底擺脫貧困，他們提起黃文秀就流淚。”在廣西，田沁鑫遇到無數如黃文秀般從大城市來到偏遠農村的年輕人，一位來自清華大學的扶貧干部給她印象尤為深刻，“他給我看自己在北京奧運會做志愿者的照片，一個白凈小伙子，與眼前黑黑瘦瘦的樣子判若兩人。”劇組問出了老問題：“來這里，你怎么想的？”這位年輕人回答，“我的爺爺經歷了抗美援朝，父親經歷了改革開放，我的人生除了奧運會，應該有更多價值奉獻。”

離開時，田沁鑫又回望了一眼黑色的大山，“風景真的美，窮也是真的窮，擺脫美麗的貧瘠，需要高智商、有開闊眼界的當代年輕人。”無獨有偶，彩調劇《新劉三姐》中的姐美、阿朗、莫非就是這樣三個典型：一個留在家鄉、心系遠方的姑娘，一個告別家鄉、去遠方找詩的青年，一個為山歌插上時尚翅膀的電商，演繹當代壯鄉人對山歌的堅守，對家鄉青山綠水的熱愛，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上海越劇院扶貧題材原創大戲《山海情深》，講的是上海設計師幫助貴州苗寨鄉村竹編事業發展。許杰飾演上海扶貧干部蔣大海，他的感嘆樸素而實在，“我每天走1萬步很累了，蔣大海每天走3萬步，還是在山區走。”許杰提醒自己“收”著演，“有時候我們一唱，對著觀眾的眼神‘咣’一亮，有點太高昂。扶貧干部的胸懷要有，但我不想太硬、太做作，那就不可愛了。”

在展演中，有實打實的扶貧故事，催人淚下，也有采擷區域文化特色的作品，借助美妙旋律喚起觀眾好奇，為文旅事業添磚加瓦。圍繞“錦繡中華·共飲長江水民族音樂現場”的創作，上海民族樂團去年起扣住“脫貧攻堅”主題，籌劃選取湖北、重慶、新疆、云南、西藏、青海、貴州等上海對口支援地區的音樂元素，進行采風創作。竹笛、扎木念與樂隊《江源弦歌》以充滿民族特色的音樂語言描繪三江源頭青海的自然奇景和人文風貌；月琴、馬林巴與彈撥樂隊作品《彩云悠悠》融合多種云南少數民族音樂風格，勾勒彩云之南的浪漫仙境；取材于貴州民歌《好花紅》的蘆笙、笙與樂隊作品《紅土花開》走進青山秀水，琵琶、彈布爾與樂隊作品《天山意象》展現西部邊疆的濃郁民族風情。“明年，我要去這些地方旅游”“必須打卡，去當地走一走”……音樂會后，上海民族樂團官微收到熱情洋溢的刷屏留言。

傳統的手腳“斷”了

用當代思路“續”上

不穿厚底鞋，沒有水袖可舞，手腳仿佛“斷”了，昆曲要怎么唱？拿到劇本，江蘇省昆劇院《眷江城》的演員們一開始有點蒙。《眷江城》講述援鄂醫生劉益朋、記者丁玲、貨車司機阿昌以及身處武漢的劉益朋母親、患者小喬、外賣小哥趙順與老鄉雞店長李玉虎的抗疫故事。主演施夏明直言，“使用傳統表演程式與念白，會與時代違和，采用普通話念白改掉昆曲唱腔，則會與藝術本體違和。如何消除違和感是創作中遇到的最大問題，《眷江城》并沒有可供參考和借鑒的成功先例。”

瞄準現當代題材，吸引年輕觀眾進劇場，如何讓他們不僅坐得住，還能心滿意足地說一聲，“下次要二刷、三刷”，參加展演的戲曲劇目主創“大開腦洞”。《新劉三姐》作曲傅滔讓角色在劇中唱起搖滾、說唱，加入大樂隊，完成電子樂、交響樂配合，“彩調劇想要繼承、發展、超越經典，需要做到守正創新，根據民歌素材不斷衍生。”

北京京劇院《李大釗》演到李大釗被捕后，與妻子趙紉蘭有大段隔空對唱，由傳統的京劇二黃對唱銜接到昆腔，從京劇的板腔體變為昆曲的曲牌體，通過曲牌體逢唱必動的歌舞性來打破原有的舞臺沉悶感，把原有的情景“盤活”。罷工一場戲中，為了增強地域特色，融入京韻大鼓、北京曲藝等元素，并借鑒西方歌劇中“卡農”的形式，加入工人群眾的重唱、輪唱，烘托這場戲轟轟烈烈的氛圍。京劇院還請來北京交響樂團為《李大釗》聯合配樂，導演徐春蘭說：“交響樂恢宏，傳播革命的詩情，舞臺將視頻與實景結合，渲染氣勢。”

幾經打磨，《眷江城》唱腔依舊選擇了傳統的曲牌體，嚴格遵循著格律，按律譜曲，依字行腔。念白采用中州韻為基礎，咬字發音遵循四聲陰陽的規律，但在節奏上進行較大調整，更加接近于日常說話的方式，用演員徐思佳的話說，“本來三拍長，可能現在變成了一拍。”在表演上，演員們從零開始，自己設計兼具程式化與象形化特征的身段表演，“我們演員腳下走的是傳統臺步，但手上的動作就是更加時代化的具象。”“腳下是傳統，手上是時代”不僅僅是形體語言的編排，更像是一種象征：以傳統為基礎，在古典的土壤中發出時代的枝干。

內容為王，注重包裝，把舞臺變幻出更多華彩，與電影院“搶”觀眾。展演作品啟示創作者們大膽尋找更具高科技亮色的畫面語言。廣東省話劇院《深海》以共和國勛章獲得者、2019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黃旭華為原型，講述黃旭華隱姓埋名三十載，帶領我國核潛艇研發團隊打造國之重器。黃旭華是廣東汕尾市人，劇中加入英歌舞等廣東地方特色元素，展現廣東獨特的客家文化。在深海、火車前行等場面，光影交替，舞美設計運用電影手段營造出壯闊的效果，突破傳統舞臺的限制。

10月在蘇州、無錫演出后，雜技劇《戰上海》再度亮相上海美琪大戲院，經過主創團隊幾個月不間斷打磨，演員們練就了更為精湛的表演，舞美、道具、多媒體更是經過一輪輪的修改制作。100分鐘里，流暢的轉場與舞臺調度呈現出電影級場景變換。觀眾感嘆，原來雜技的表演空間居然這么大，尤其是對力量和技巧的展示，與紅色題材有一種天然的契合。解放上海的戰斗中，面臨敵人的火力封鎖，解放軍戰士大膽攻堅，飛渡蘇州河、保衛上海電廠，沒有特效、不做遮掩，演員們從空中一躍而下，在鐵索上扭打，在槍林彈雨中爬上天梯，做出了一臺讓人叫好的硬核紅色雜技劇。

同行互鑒

在創作中反思與提升

“李大釗曾經7次來到上海，為革命事業奔波。今天我們帶著《李大釗》回到他戰斗過的地方，向上海觀眾交上答卷。”《李大釗》開演前，北京京劇院院長劉侗如是說。

十余部全國舞臺新創力作匯聚上海，觀眾一飽眼福，同行獲益匪淺，從熱鬧中看門道。上海滬劇院黨總支書記吳巍看《新劉三姐》時，坐在他后面的一個小女孩對媽媽說：“好美啊，像蜻蜓的翅膀一樣。”這句話讓吳巍印象深刻，“《新劉三姐》把故鄉和遠方、傳統和現代、傳承和發展融合得很舒服，平衡車運用又把臺上演員之間的互動拉得非常快，節奏神速。”上海淮劇團副團長管燕草觀察到《新劉三姐》用了很多傳統彩調劇的唱腔，又融入現代流行音樂元素，“歌詞創作上深具廣西劇種特點，寫得非常美，看得出創作團隊具有非常強大的功力。”

看完江蘇常州市滑稽劇團《陳奐生的吃飯問題》，上海滑稽劇團團長凌梅芳感慨，“要敢于去啃硬骨頭。《陳奐生的吃飯問題》對我們創作有很大啟發，選題思路更活躍，題材更寬泛。你不嘗試，很多成功的機會就流失了。”同一晚，縈繞在上海人民滑稽劇團副團長潘前衛耳邊的，除了劇中經典臺詞“吃飯是個問題，問題不是吃飯，不是吃飯問題”，還有對滑稽戲發展的思考，“滑稽是個問題，問題不是滑稽，不是滑稽問題。”

《陳奐生的吃飯問題》講述“漏斗戶”陳奐生和他的三個子女圍繞土地、糧食、吃飯問題發生的令人捧腹又辛酸的故事。潘前衛表示，“歡迎長三角兄弟劇團多走動，到上海演出，讓我們有學習的機會。”凌梅芳對《陳奐生的吃飯問題》中回憶過去與當下情景的切換贊不絕口，“猶如獨角戲表演跳進跳出，來去自由，舞臺呈現有章法，有想法。《陳奐生的吃飯問題》啟示我們，在堅守滑稽藝術特色的同時，可以打破現有的框架、模式，力爭有新意、有變化，讓作品更富時代感。”

好作品不僅啟示他人，更是創作者自身心靈的洗禮。話劇《長安第二碗》是西安話劇院歷時三年打造的大型劇目，編劇陳彥憑借長篇小說《主角》獲得茅盾文學獎，《長安第二碗》是他致敬西安的作品。他說自己的衣食住行，全靠這個城市供養，“文學藝術創作是應該努力讓生活去說話，讓柴米油鹽醬醋茶說，讓日子說，讓年輪說。作者只不過是用一個籮筐，去盡量把它們原汁原味地裝進去而已。”

《長安第二碗》圍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主題，以陜西特色小吃葫蘆頭泡饃為載體，以小見大反映西安城改革開放40年來的發展成就。導演查明哲說：“《長安第二碗》演出的現實意義，就在于我們同處一個時代的人們，一起交流、相互提醒、共同思考，在思變、求變、改變、巨變中保存和守望‘不變’。”

《朝天宮下》是江蘇大劇院出品的第一部原創話劇，講述1937年12月日軍侵城，南京淪陷，存放在南京朝天宮地下文物庫房的部分故宮南遷文物危在旦夕。危急關頭，故宮人與日本侵略者斗智斗勇，終于使日本侵略軍掠奪故宮文物的企圖成為泡影。全劇鐫刻了南京城一段永難忘記的歷史。四川藝術職業學院與什邡市委、市政府聯合打造的《草鞋縣令》借古喻今，寄托出品方、創作者對于“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共識。“《草鞋縣令》主人公紀大奎睿智清廉、務實為民的德行品格與新時代對黨員干部的要求高度契合，是當下開展反腐倡廉教育的寶貴借鑒。”什邡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向輝表示，打造《草鞋縣令》初衷是通過挖掘本地歷史文化中的“清廉因子”，把優秀文化融入全面從嚴治黨之中，激發崇廉、敬潔的正能量，培育基層黨員干部清正廉潔的價值理念。

一部戲、一個團

交出一代人的心靈答卷

看《陳奐生的吃飯問題》，上海觀眾時而哭、時而笑，被劇情牽動情緒。少有人知，該劇創排之初，院團經費捉襟見肘，為節省演出經費，劇團幾乎傾全團之力，會計等都上臺演戲。女主角傻妹的扮演者周蕾突遇父親去世，堅持演出；因胰島素升高需要住院接受治療的唐寅因巡演臨時調整時間，背著胰島素自動注射泵登臺。“以前有‘一部戲救活一個團’的說法，沒想到我們也成了其中之一。抓住精品創作機會，依靠觀眾口碑、市場反響，我們嘗到了好戲帶來的甜頭。”主演張怡說。

出精品不易，打磨精品的過程，每個參與者拾級而上，一步一個腳印，不斷汲取藝術與思想養分，又將其反哺于作品。北京京劇院一團團長王蓉蓉在《李大釗》中飾演李大釗妻子趙紉蘭。無論是否有自己的排練任務，她始終堅守在排練場，王蓉蓉表示，《李大釗》一劇的創排過程對于自己和全組演職員而言，是一堂生動的思想教育課，“青年演員們在劇目創排期間進步、成長了不少，對此我感到高興和欣慰。”她坦言，“每一個出生在和平年代的人，都應當學習李大釗、趙紉蘭等前輩共產黨人不畏艱辛的革命精神，始終做到‘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始終珍惜、熱愛現在的美好生活”。

上海歌劇院新版《晨鐘》同樣圍繞李大釗展開，重點突出李大釗為民族探尋真理、在革命之路上為共產主義慷慨赴死的革命精神和偉大品格，以“尋道、行道、殉道”貫穿全劇，展現革命先驅者們的求索路途之艱難。歌劇院大膽起用年輕梯隊，于浩磊、徐曉英、陳朝賓、鄭瑤等上海歌劇院青年演員們在導演熊源偉的精心調教下，爆發出驚人的藝術表現力。

作為展演開幕演出的上海歌舞團《永不消逝的電波》，在上海短暫逗留后，一直奔波在祖國大江南北，從北京、浙江、江蘇、遼寧到黑龍江，10月23日—25日亮相延安大劇院，陜西巡演后，又將奔赴山東、天津、河北、廣東、四川，演出日程已排到明年1月。“電波”輻射之處，觀眾屏息凝神，跟隨上海歌舞團演員們穿梭到新中國成立前夕上海諜影重重的緊張氛圍里，“有一種共情與共鳴，超越年齡、超越時代”。上海歌舞團形成慣例，每到一處，在劇場前廳準備充滿“上海味道”的電波道具供觀眾們拍照留念。一票難求，導演陳銘章甚至專程坐飛機趕到哈爾濱大劇院觀看《永不消逝的電波》。李俠飾演者王佳俊說：“李俠讓我知道，英雄也是平凡人，他們有痛苦，也有不舍，但因為有信仰，他們做出了不平凡的事。當下的歲月靜好，來自一代代的人付出。我們更加有責任與使命將英雄的故事告訴大家。”

《眷江城》上海演出落幕，施夏明透露，明年該劇將進行巡演，“我們不能像醫護人員那樣，奮戰在抗疫最前線，治病救人。但我們有責任以藝術的方式，轉述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跡，記錄下人們為了抗擊疫情付出的努力和讓我們銘記于心的感動。”

高度的文化自信可以催生優秀的文藝作品，層出不窮的文藝精品更能提升文化自信。每一次亮相，打磨、修改，再亮相，“藝起前行”優秀新創舞臺作品上海展演，用工匠精神創作體現中華文化精髓，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的明志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