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系列劇集突然提檔或撤檔：電視劇《帶著爸爸去留學》提前兩天撤檔，《我的真朋友》48小時提速“裸播”。兩周后，《九州縹緲錄》在開播前半小時臨時撤檔；同天晚上《大宋少年志》臨時接檔《封神演義》，后者還有12集尚未播出……

檔期調整在業內實則并不少見。去年電視劇《天下長安》便在播前臨時宣布延期，至今尚未定檔；原定于今年1月底播出的《艷勢番之新青年》也在臨播前撤檔，后改名為《熱血傳奇》。同時，去年還有不少作品雖然宣布延期，但十幾天后仍悄然上線。然而相較前兩年的偶發現象，近一個月內多部劇無原因的頻繁提檔、撤檔，卻導致相關人士糾結：到底什么劇能夠確保播出？幾億投資的項目是否會因撤檔投資失敗？新京報記者專訪影視產業鏈多端的業內人士，揭秘提、撤檔背后。

半小時撤檔驚魂48小時加速“裸播”

2019年6月3日22:00，是電視劇《九州縹緲錄》原定首播的時間。早在幾天前，優酷和騰訊視頻兩家網播平臺便在微博上開始“表演”，分別以“九州縹緲錄在優酷”和“上騰訊視頻看九州縹緲錄”占領熱搜，以證明兩家頭部平臺對該劇的爭搶程度。播出當天，該劇的宣傳海報也在朋友圈成功刷屏，主演宋祖兒為劇宣傳的微博更是號召到楊紫、阮經天、曾舜晞、孟美岐等數位圈中好友熱情轉發。還有不少九州的原著粉晚上8點便開始緊盯網絡的播出界面，生怕錯過首播的第一秒。

然而當晚21:20左右，《九州縹緲錄》卻突然傳出撤檔，原因未知。新京報第一時間聯系多家播出平臺，工作人員都表示還未接到消息，某工作人員更是連發問號表示詫異，“完全不知道。”但當晚22：00，《九州縹緲錄》確實未能如約上線，浙江衛視周播劇場臨時重播《奔跑吧》填檔。“現在只能再等播出消息了。”某位工作人員稱。

相比《九州縹緲錄》經歷的半小時驚魂，早在半個月前，《我的真朋友》也進行了一場48小時“裸播”加速戰。5月17日，《帶著爸爸去留學》宣布暫緩播出，由《我的真朋友》臨時接檔，這時距離播出只有兩天時間。《我的真朋友》總制片人賈軼群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透露，她也是在5月17日17點45分才接到的衛視領導電話，隨即17點50分便開始號召后期連夜趕制母帶和宣傳片，5月18日一早便做出幾集拿到臺里紀審。據悉，直到播后兩天，《我的真朋友》還在陸續制作后面的母帶，6月2日該劇已播出過半，劇方的宣傳發布會才姍姍來遲。

“我是下了很大的決心的，但肯定也有很多遺憾，也許會有一些觀眾誤解我們是不是做物料不上心，怎么連一支定檔預告都沒有，只能希望大家給我一點兒理解了，寬容我們一些。”賈軼群曾在采訪中表示。

影響

出品方

撤檔回款遙遙無期能播出就是好的

隨著影視產業發展迅猛，影視劇逐漸成為投資上億的大生意，一旦發行流程出現紕漏，作品被無限期積壓，最直接的受損者便是出品方。曾從事電視劇發行的李華（化名）表示，通常出品方回款的渠道中，發行費用占極大比例，即賣到衛視和平臺的播出費用。而按照合同規定，購片款通常是階段性支付，例如簽約時支付30%-40%，其余的尾款則根據約定而來，“有的平臺是播完就給尾款，有的則需要在播完后，等季度報賬結算后再支付。往往一部成功播出的電視劇全部回款需要一兩年的時間，因為一些平臺拖款會比較嚴重。”

李華透露，通常作品發行到電視臺，款項以收視“對賭”為準。例如作品播出后達到了全國衛視前幾名，購買價格是多少；幾名到幾名之間，價格會相應下調，以此類推。而沒有收視數據的視頻平臺，則大多按照后臺點擊進行分賬。但無論參考數據的標準是什么，“播出”是大多平臺結尾款的重要時間節點。

例如《九州縹緲錄》《天下長安》均網傳投資5億，暫緩播出則意味著該項投資在播出前，回款遙遙無期。“比較壞的影響就是出品方資金流斷裂，這部劇回不來錢，下部劇也沒錢投資。”從事電視劇出品的小吳表示。

而如果平臺未能按時播出，導致出品方受損，后者又是否能夠通過違約金填補資金缺口？對此，星娛樂法創始人、娛樂法律師李振武坦言，雖然撤播行為確屬違約，但合同中一般不會規定“沒播出即違約”，大多會區分違約情形，“如果是因為播出方突然覺得這個劇不好而撤檔，這種情況屬于播出方違約；但如果是由于相關政策臨時管控，平臺也很被動，一般合同便會將其視為不可抗力。這種情況下，出品方是得不到違約款的。”

因此，對于出品方而言，提檔“裸播”似乎比“撤檔”來的性價比更高，至少無論播出效果如何，基本的發行收益、廣告收益等都可以得到大部分保障，且不影響作品二輪發行的節奏。“所以相比過去‘保收視’，如今‘保播出’才是第一定律。”小吳直言。

宣傳方

撤檔宣傳費“打水漂”提檔只能靠自來水宣傳

隨著網絡平臺發展和“一劇兩星”的政策，作品立項數量呈逐年上漲趨勢，市場競爭壓力加劇；且新媒體帶動宣傳渠道更加多元化，播前宣傳逐漸演變為劇方和平臺方的“斗獸場”。海報、預告、推廣曲、發布會等各色宣傳方式，大多從開播前1-2個月便蓄勢待發，而宣發費用也同時水漲船高。

從事劇宣的璐璐（化名）告訴記者，通常情況下，電視劇拍完后劇方或宣傳方就會開始準備物料，“在拍攝階段就拍完海報素材，拍攝完就開始著手做預告和海報。”雖然看似有一年的準備時間，但由于每個宣傳公司一年接洽的項目眾多，一旦其中有項目提前播出或被進入宣傳期，“不緊急”的項目便暫時擱置。因此，大部分宣傳物料仍會趕在平臺通知定檔后再開始準備，“比如最近我們剛播的一部劇，也是拍完就開始做物料，雖然提前一月就知道定檔，但宣傳節奏也挺趕的。商務合作、衍生品都不太來得及做。”

相較璐璐，項目曾被臨時定檔的劇宣娜娜（化名）則經歷了在公司加班幾天幾夜的痛苦。當時在得知提檔消息后，距離播出還有3、4天，娜娜團隊臨時組織開會調整宣傳方案。他們原本計劃在開播前釋放劇情預告，主題曲MV，手繪角色海報等，但最終只能推翻原方案，搶先趕制定檔倒計時海報和定檔片花，“通常開播前作品都要搶一波熱度讓觀眾熟悉劇情和角色，結果因為提檔，我們的發布會已經約不上藝人的檔期了，只能作罷；播前微博話題也來不及發酵，最后只能根據后續劇情再推。幸虧劇情討論熱度還可以，不然真的很難再彌補。”

同時，藝人的宣傳團隊也因提檔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考驗。《大宋少年志》在6月3日晚臨時接檔被腰砍的《封神演義》前，其中某位演員的工作人員小青（化名）直到當天下午才接到消息，且通知表明是6月4日播出。結果到了當晚，小青看新聞才知道劇竟然已經播了，“所以準確來說，我們都沒有接到真正的播出通知。”小青說，正常情況下演員的前期宣傳需要提前一周，因為之前的宣傳重點可能在廣告代言等，團隊需要準備劇宣的微博物料、微博話題互動等。但此次小青完全來不及做準備工作，只能臨時找了張官方海報，找設計人員在一個小時之內加上定檔信息，趕在第一集播出時發了微博。

據悉，《大宋少年志》早已于2018年殺青，提檔并沒有影響粉絲的期盼程度，“但由于之前沒有宣傳，路人都不太了解該劇和我們演的角色，大多還是只能靠自來水。”小青坦言，幸運的是《大宋少年志》的劇情很吸引人，團隊只需要根據網友反應進一步做宣傳也達到了不錯的效果，“而且臨時定檔反倒讓更多人知道了這部劇。”

因此若劇被臨時撤檔，宣傳營銷方前期近一個月的努力會幾乎全部付諸東流，宣發費用也相當于“打水漂”。通常甲方與宣傳方簽訂合同時是按階段支付項目費，其中包括前期定金，宣傳中期的款項，以及項目復盤后的尾款。如果一部戲臨時撤檔，中、后期的回款等于遙遙無期。

而對于平臺或劇方因不可抗力“撤檔”多付出的宣傳費，在法律上也只能歸為商業風險，雙方都無法追回，“現在很多劇方都不敢花很多的錢去宣傳也是這個原因。”律師李振武表示。

支招

從創作源頭規避風險

當“播出”成為不可控因素，投資方不敢再盲目投資大項目，劇方不敢大肆宣傳自己的劇，“越低調越好，我們不希望張揚。”娜娜直言。而播出方更是在定檔后，都不敢確定當天能否順利播出。某平臺方的工作人員在被新京報記者問及最新排播時，表示，“不到當天誰也不知道能不能播，當然，播了也不知道播不播的完。一切都是暫定。”

業內人士表示，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同樣是調整行業亂象的促進期。

李振武認為，為了防止亡羊補牢，出品方在投資項目前就要對項目有更宏觀的了解，對管控力度和政策調整的可能性先有預判，“比如近期古裝劇風聲比較緊，或者之前曾經有過限制的題材，做的時候就盡量謹慎一些。或者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跟著主題走可能風險會比較小。或者本身這個劇你看完之后也認為有些打擦邊球，雖然現在政策還沒有管控，但徘徊在不可播的邊緣，那也不要碰比較好。因為就算你播了，也有可能被腰斬。”

曾制作過多部大型古裝劇的制作人劉丹（化名）坦言，檔期調整雖然會帶來損失，但同樣是一種良性警示，讓制作方盡快在內容思維上轉變，在最開始內容層面就嚴格把控，“以前大家做戲都比較盲目，什么戲都可以做，做了也可以播。但現在通過頻繁的檔期調整，大家為了順利播出，在項目的選擇方向上會更謹慎。”在劉丹看來，如今90后、00后需要正能量的內容，這是國家提倡的，但這并非要求出品方一定要做主旋律題材。“只要符合創作規律，或者現實主義的作品，基本都沒有太多雷區。”前一陣熱播的《破冰行動》《都挺好》等也證明了只要扎根現實、嚴把創作關，反映人們喜聞樂見的真實生活，播出定會暢行無阻。而如果一味追求流行，凈搞些玄幻、戲說、魔改等作品，只能引得觀眾越來越不滿。

廣告方

黃海波案件成不可抗力風險提示

相較宣傳方可以調整宣傳節奏，帶有時效性的廣告植入便沒那么幸運。如今大多廣告品牌會采用深度植入等方式代替硬廣貼片，將品牌logo、新商品加入到劇情中，讓主演使用該產品以配合產品上線。《歡樂頌》《戀愛先生》《談判官》等劇中均可見該植入形式。

據悉，劇中長期的道具擺放露出不少于100-200秒，加2-3次臺詞或劇情植入，再包含探班、發布會、海報授權等落地活動的露出，這類廣告資源包出售價格大概在200萬-300萬元。

因此若作品臨時撤檔或遲遲未能播出，最直接的影響便是原本帶有時效性的產品變成“穿越品”，廣告商也遲遲無法得到宣傳回報。

李振武坦言，由于撤檔帶來的廣告商的損失，若無具體規定，大多也只能由其自行承擔。司法上便早有相關判例。2014年，黃海波拍攝的電影《勝利》原定于當年上映，當時一家棉衣品牌跟片方簽了植入廣告合同，合同規定，簽后先支付80%廣告款，電影正式上映后支付剩余的20%。

但2015年5月，黃海波突發嫖娼事件，電影臨時被撤檔，于是該品牌起訴片方退還植入費用。當年法院一審判決，合同可以解除。但2018年二審時，判決卻完全被推翻，原因是影片上映并非片方所承諾履行的合同義務，而撤檔更多是由于國家相關部門加強了對劣跡藝人的管控，導致主管部門暫不允許影片發行，應屬不可抗力，因此片方無需對品牌方承擔違約責任。

李振武稱，黃海波案件在影視界似乎開創了一個全新的規則，即政策調整導致作品不能播出或者下檔，可以被認定為不可抗力，“因此如果廣告商已經支付了廣告費用，一旦出現不可抗力損失資金，這只能算是商業風險。這種商業投資風險是需要品牌商自己去判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