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報告，不下10次掌聲，結束后，里三層外三層的聽眾“圍堵”報告人要簽名。這不是明星的簽售會，而是潘建偉在中國科學院大學演講的現場。

　　潘建偉身上有太多光環。他29歲時，參與的論文被評為“百年物理學21篇經典論文”之一，35歲獲得歐洲物理學會菲涅爾獎，41歲成為中國當時最年輕的院士，42歲獲得國際量子通信獎，2017年12月，入選《自然》2017年度國際十大科學人物。他主持研發的世界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2016年飛向太空，完成了量子通信的一大飛躍。

　　不過眼前的潘建偉，面帶笑容，講話語速很快，時不時拋出一個“梗”，惹得臺下學生鼓掌大笑。

　　作為在改革開放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潘建偉提到最多的就是科學研究要開放交流，他講述了自己一步步的成長求學之路，從只想讀個中專，到對導師講出自己要建世界一流量子實驗室，從只身一人，一步步組建團隊，走在科學前沿……科學報國、敢想敢闖，是潘建偉不斷強調的，也是他對青年人的寄語。

　　談求學

　　從英語不好，到決心出國留學

　　講起自己的求學路，潘建偉不忘調侃自己的語言難關。“我學語言比較差，拼音搞不清楚，小學在農村學習，英語也沒學過，26個字母記下來都很困難。”潘建偉說。

　　“由于英語不好，我當時不想上大學，想考個中專算了。我父母鼓勵我，將來要研究科學，不懂英語是不行的。”

　　語言帶來的挫敗在初二時迎來了轉機。“初二開始學物理，我覺得物理特別簡單，夏天躺在樓頂看星星，學過的物理知識就像放電影一樣一頁頁放出來，我就想去搞科學應該比較好。”就這樣，潘建偉開啟了自己的科學之路。

　　上了大學的潘建偉選了理論物理專業，“當時不知天高地厚，”潘建偉說，“我想把學問搞得好一點，將來出去用中文講學。”

　　但當時中國科學研究的基礎與國外相比還是薄弱，與國外脫軌很多年。潘建偉回憶自己讀研究生時，國外的文獻很貴，要先買一份回來復印，再給各個學校分發。但拿到文獻時，跟國外的進度相差至少半年。加之國內研究者很難參與國際會議，投稿也很困難，使中國與國外的水平相差幾年。

　　“這樣你永遠只能是跟隨者，不可能是引領者。”潘建偉強調。

　　“讀研的時候，我發現自己通過閱讀一些國外文獻獲取的知識，一些老師完全不知道。”那時起，潘建偉就下定決心要出國留學，學習最前沿的科學技術。

　　1996年10月，潘建偉從北京飛到奧地利。他清晰地記得初見導師的情景，在導師Anton Zeilinger正對著阿爾卑斯山的辦公室，他對導師說，“我要在中國建一個世界一流的量子實驗室。”

　　就這樣，潘建偉在奧地利的研究開始了，并不斷“升級”。

　　談研究

　　打越洋電話，把知識一點一點搬回來

　　從1997年開始，潘建偉就常常回國講學，希望國家能很快跟上量子信息這個新興科技領域的發展步伐。但國內對量子信息的不理解甚至不認可使他陷入了尷尬的境地。

　　“那時候量子信息在別人看來不倫不類，既不像搞物理的，又不像搞信息的，甚至有人認為是偽科學。”潘建偉說。

　　情況在1999年出現了轉機。那一年，英國《自然》雜志評選了“百年物理學21篇經典論文”，潘建偉曾參與的論文在列。國際學術界對量子信息的認可，促成了潘建偉在國內的科學研究進展。

　　2001年，潘建偉開始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組建量子信息實驗室。初創期間，困難重重。因為進行量子實驗，不僅需要光學知識，還要懂電子學、材料學、測探技術等。量子光學實驗是潘建偉的強項，但電子學卻是短板。他便把自己的同學楊濤拉入團隊，組織國內團隊的實驗，自己則在維也納繼續吸收光量子調控的技術。

　　“我經常從國外打電話給楊濤，討論國內實驗的進展。而我一旦了解到國外的最新進展，就趁自己沒忘前，趕緊告訴國內。就這樣一點一點把知識搬回來。”

　　2003年，實驗室對光量子信息的實驗技術已經比較完善。但除了光的傳輸、操縱之外，信息的存儲非常重要，需要將光子所攜帶的信息存儲到接近絕對零度的冷原子介質里面。

　　冷原子的技術成了下一個難關。于是，潘建偉便去德國海德堡尋求合作。

　　“我當時跟我國內的學生講，愿不愿意跟我去海德堡。”潘建偉笑著說，“但有一個條件，你們要答應將來回國，和我一起開展工作，做一點有意義的事情。”就這樣，以“偉大的理想”為牽引，潘建偉與學生達成了“心靈的約定”。

　　隨后，潘建偉利用歐洲申請到的經費支持，又派遣學生到牛津、劍橋、斯坦福去掌握相關技術，一步步把遠距離量子通信所需要的人才和技術元素集中起來。

　　2008年，潘建偉回到中科大，出國的學生也陸續歸來。

　　回國后的團隊，已經非常“全能”。在將光子的傳輸技術、存儲技術、冷原子模擬技術等融合后，中國的量子信息研究已經開始走向世界的前列。

　　談工作

　　希望量子通信走進千家萬戶

　　2016年8月，世界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飛向太空，完成了量子通信的一大躍步。

　　此前，潘建偉團隊經歷了漫長的等待。

　　要知道，即使在實驗室，最初的量子通信實驗只能做到30幾厘米。在潘建偉提出要通過衛星實現幾千公里的量子通信時，不少人質疑是“胡說”。

　　2008年，潘建偉通過多次地面實驗，證明在太空與地面之間開展遠距離量子通信的可能。衛星量子通信的大門，向中國打開。

　　2011年，中科院迅速決策，量子衛星先導專項正式立項，再次走在了國外的前面。

　　談及這些成績，潘建偉認為科學研究首先要有大膽的想象力，敢于創新。“要在調研基礎上有想象思維：構思實驗的時候要像詩人一樣大膽，分析實驗數據的時候又要像工程師一樣謹慎。”

　　作為拓荒者，潘建偉時常要面臨諸多質疑。“2003年，我們在科學院提出衛星量子通信的時候，在國外是沒有先例的，所以質疑很多。”

　　“但你看現在美國、歐洲已經紛紛部署量子信息領域的國家戰略計劃，這都得益于中國的引領作用。”

　　展望量子通信的未來發展，潘建偉表示，希望建立覆蓋全國的量子通信網絡，讓量子通信走進千家萬戶。然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光靠一顆衛星是不行的，需要一個“星座”，即衛星組建的網絡，與地面的光纖網絡一起，建立起天地一體化的廣域量子通信網絡。要一階段一階段來，不能一蹴而就。

　　談責任

　　年輕人一定要爭氣

　　在潘建偉眼里，用自己的研究推動國家的科技進步，是科學家的責任。“科技報國”是他頻頻提到的字眼。

　　“趙忠堯先生在華人科學家里最早看到原子彈爆炸。他當時用自己的薪水買了一些加速器的器件回國，結果回國中途被攔下，在面臨要么回美國、要么去臺灣、要么坐牢的選擇時，趙忠堯先生選擇了坐牢，最后坐了兩個月的牢回到祖國。”潘建偉講述著老一代科學家的故事。

　　趙忠堯的自述曾寫道：“回想自己一生，經歷過許多坎坷，唯一希望的就是祖國繁榮昌盛，科學發達。我們已經盡了自己的力量，但國家尚未擺脫貧窮與落后，尚需當今與后世無私的有為青年再接再厲，繼續努力。”

　　這段話，一直掛在潘建偉實驗室的墻上。“我們實驗室的同學每天都會看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家經濟飛速發展，但一直依賴要素驅動，靠犧牲時間、環境。“我記得之前有次碰到宋健先生，他跟我說，我們一億條褲子換一架飛機，一火車貨物換一皮包芯片。”潘建偉說。

　　“我當時就想，我們科學家的責任是什么？我們科研投入大大增加了，但我們到底為新時代的發展做了什么？”

　　最后，潘建偉寄語年輕人，“一定要爭氣，中國人在國內一樣可以做出國際領先的成果。但也不要覺得自己很牛了，我們還有很多東西要跟國外學習、交流，開放和交流不能停止。”（新京報記者 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