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曼兄弟公司曾是世界上最負盛名的投資銀行之一，在雷曼兄弟公司最輝煌的時刻，其合伙人任職于100多家公司的董事會，而這些公司又是行業中的領跑者，然而在次貸危機的沖擊下，這一世界頂級的大投行不復存在了！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申請破產保護，從而拉開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的序幕，如今距離雷曼兄弟破產、金融危機已有10年，這10年間的經濟格局又發生了哪些變化？

世界經濟格局變化

德勤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許思濤在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首先美國經濟復蘇很快，受到減稅影響，其經濟發展在全球一枝獨秀；第二，歐洲經濟已經走出了低谷，開始進入復蘇，但是復蘇比較疲軟；第三，新興市場經濟發展分化比較大，大多數新興市場表現失望，比如南非、土耳其出現很多問題，但是也有發展比較好的，印度和中國這兩個大的經濟體。但這其中還有一個趨勢就是，目前全球債務水平和杠桿率高企，世界經濟并沒有完全走出低谷，金融與實體經濟脫節的問題仍然存在很大的風險。

中泰國際分析師趙紅梅向證券時報記者表示，從國家實力對比看，2010年中國的經濟體量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但“鐵公基+房地產”模式的效益逐年降低，貨幣超發引起的泡沫加大。美國通過讓全世界為其金融危機買單的模式，率先復蘇，并開啟“美國制造”回歸之路；歐元危機、希臘危機、英國“脫歐”，歐盟局勢動蕩，經濟復蘇疲軟；新興市場的美元債在金融危機后不斷上升，并將在2019年、2020年迎來到期高峰，面臨貨幣貶值和債務違約的巨大壓力。

從世界經濟變化看，2009年至2017年全球GDP年平均增速3.41%，低于危機前5年1.7個百分點，其中2016年僅為3.2%，為6年間新低，表明10年間世界經濟增長乏力；2012~2016年間，全球貿易年平均增速連年低于3%，低于全球GDP增速，拖累了全球經濟增長。2017年以來，世界經濟才顯示出復蘇態勢，GDP增速同比上升至3.76%，貿易增長大幅上升至4.7%，貿易流動增加反映了2017年間全球經濟活動的整體反彈，但貿易摩擦升溫又增加了貿易的不穩定性。

“10年前發生的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影響不僅是周期性的，也是結構性的。由于政治、經濟、社會的原因，各個國家經濟政策改革的力度不一樣，所以全球范圍的經濟結構調整不到位，給中長期的經濟增長帶來了負面影響。”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副行長祝憲表示。

加強金融衍生品監管

10年后的今天，對全球金融危機進行重新審視仍然具有鏡鑒和警示意義。

2008年的金融危機同時也讓中國證券業認識到，金融創新不能操之過急，衍生品監管不能“留白”。趙紅梅表示，應該加強金融衍生品監管，發揮證券行業的自我規范功能。危機爆發前，美國采取“雙重多頭”的金融監管體制導致在擔保債務憑證（CDO）、信用違約互換（CDS）這類金融衍生產品上出現監管真空，各部門、各產品的監管標準也不統一。因此，必須建立嚴格規范的系統風險監控法律體系及其實施的保障制度，同時引導行業自律，維護證券行業的健康穩定。

中國保監會原副主席周延禮從監管的角度進行闡述，表示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是保證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重要內容。具體來說，以下三點值得重視：第一，加強金融市場的監管，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是最現實、最具體、最根本的要求。第二，金融監管要立足于促進經濟發展的角度來思考。金融一定要堅持服務實體經濟發展，一定要優化金融結構，一定要深化金融改革。第三，要注重把握在金融運行當中出現的一些金融風險，如貪快求全、監管制度不執行等。要彌補監管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加快完善監管制度，清理金融市場亂象，引導金融業健康穩定發展。

不容忽視的是，目前全球債務水平和杠桿率高企，金融與實體經濟脫節存在很大風險，而我國經濟目前也處于去杠桿的階段，面對未來可能產生的各類風險，監管機構如何事前預防、事中管理以及事后補救，證券公司如何順應監管環境制定自身的經營策略和目標杠桿率依然值得思考。

對此，趙紅梅表示，目前我國金融業的混業經營趨勢需要監管機構進行“前瞻性監管”，根據新業態和新產品建立更為全面的系統風險監管框架，加強風險監測分析，提出風險預警；事中要通過提高資金鏈成本倒逼去杠桿，同時加強執行，全面升級監管力度，落實監管政策，進行重點整治；事后則要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完善問責制度，加強行政處罰的力度和提高信披質量。

在當前以凈資本為核心的行業監管體系下，資本規模是決定證券公司業務發展實力、盈利能力、抗風險能力與發展潛力的關鍵因素之一，因此證券公司應根據新的風險資本準備計算公式，保持與業務發展規模相匹配的資本規模水平，在此基礎上開發新的服務模式和經營方式，提高客戶黏性和服務差異化。（記者 羅曼 胡華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