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教育是民族教育之本，近代國文教科書向現代語文教科書轉變的歷程，就是百年中華文化傳承、民智開啟、公民意識養成的書面記載。語文教育對現代性的不懈追求映射在百年語文教科書當中，就是對傳統文化的不斷選擇、詮釋、重構和探索的過程。1919年，新文化運動以文化狂飆的勁頭席卷中華大地，“中體西用”的文化選擇框架被打破，這“近代百年第二次民族反思”，將傳統文化的更迭導入了現代化、科學化、人本化的征途。語文教科書從形式到內容反映并記錄著這一文化與歷史的變革，并不斷用歷史的經驗和獨特的文本話語，啟示著語文教育及教科書發展的未來。

“文白之爭”“文道之爭”

百年語文教科書的文化交鋒

教科書是知識傳播的載體，是文化得以傳承的基本媒介。

從先秦到兩漢，教科書從無到有。從兩漢到宋代，隨著公學私塾的發展，教與學內容以先秦百家學說為主，教科書即為各類經典。從宋代至明清，中國教育核心是以儒家倫理為基礎的宋儒理學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程朱理學，科舉是普通人擺脫身份加入上流社會的唯一出路。此時的教科書還僅限于儒家經典。

清末，西方國家的堅船利炮敲碎了封建帝制的壁壘，隨之而至的是西式現代文明和教育理念，清末教育不得不由單一儒家禮學向近代的教育多元化方向改革。辛亥革命以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走入資產階級改良期，承載中國傳統文化傳承使命、體現教育改革走向的教科書編寫，成為不同教育思想碰撞、交融的陣地，中國語文教育和教科書構建步入迷茫與選擇期。伴隨五四運動和以推動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中文向實用主義方向發展趨勢的形成，小學、中學的語文教育向科學化、系統化轉變。自此，語文教科書走上了實用主義之路。

首先，“文白之爭”不僅是語文教科書內容層面的革新，更是背后深層次文化選擇的結果。中國古代到近代社會的漫長演進中，文言一直承擔著記錄、積累、傳播中國文化思想遺產的重要任務，也是中華民族能夠超越方言限制、打破地域界限、相對有效的共同語。

與封建社會的文言文教學相伴隨的是少數人享有受教育權的精英教育模式。晚清以來，開發民智的呼聲日盛，教育成為國人救亡圖存的重要途經，普及教育成為主流，以口語為基礎、不斷完善的白話語體優勢日顯。以何種語體教學，成為自清末以來伴隨興學堂、語文獨立、廢科舉等一系列改革中的爭論焦點。

新文化運動以來，追求科學和民主的浪潮高漲，在“言文一致、國語統一”的呼喚中，白話文在以胡適、蔡元培、魯迅、陳獨秀等教育大家為代表的志士仁人努力下，終于取得合法地位。從文言到白話，百年語文教科書在形式上發生了基于追求現代性和科學化的多元變革。但過分追求科學化、學習西方編寫模式的欲望，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對本國傳統文化選擇的屈從和犧牲，且存在“矯枉過正”之嫌。如，擁護白話文的魯迅將自己的日記命名為《魯迅日記》，而白話文先鋒胡適則將自己的日記命名為《胡適的日記》，即便是頗受推崇的中學國文教科書《國文百八課》，也存在“以科學抹殺文學”的嫌疑。

其次，“文道之爭”是文學教育審美價值與實用價值的交鋒。“文道關系”是中國文學及教育的古老命題。朱自清曾對此認為：“六經都成了‘載道’之文，——這里所謂‘文’包括詩——于是乎‘文以載道’說不但代替了詩教，而且代替了六藝之教。”“文以載道”，是五四運動以前我國文學的基本傳統和文學教育的價值趨向。新文化運動興起，這種基本傳統受到了深刻的質疑和尖銳的批判。陳獨秀曾在《文學革命論》中認為：“文學并非為載道而設，文以載道與代圣賢立言的八股是同一鼻孔出氣。”劉半農也反對“文以載道”，認為“道是道，文是文”。

百年語文教育的歷史一定程度上是伴隨著“文”與“道”之間的博弈而發展的。拋開文學性及思想性本身，“文”與“道”的爭論背后是不同價值趨向的選擇。強調“文以載道”，關注的是文學教育的審美性價值。強調“文道分離”，關注的則是文學教育的實用性價值。因而，“文道之爭”的實質是文學教育審美價值與實用價值的交鋒和在交鋒中前行的見證。一定程度上，文學就這樣被淹沒在了“耀眼奪目”的科學榮光里，從而使得傳統文化的斷裂成為可能。

從哲學上說，“道”的內涵和體系是極其豐富的，甚至是宇宙之本體，涵蓋一切。從文學上說，“文以載道”是中國古代文學的基本精神，這種精神的實質和作用就在于社會與時代的使命和責任。儒家之“道”的精髓在于入世，從而使得中國文學的基本精神呈現為以“文以載道”為表征的“社會本位”下的文學，而不屬于“個人本位”下的文學。因而，科學主義或可作為一種方法論來指導語文教育，卻不應成為一種世界觀來規劃語文教育。

審美教育與知識教育本不對立

語文教科書的發展之道

真正的語文教育應是在科學教育理念指導下、關于文化的自主學習和創新。語文的學習應是關于“文化知識”的學習與“審美情感”的養成，這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知識的積累教學與審美情感的孕育培養，二者應并行不悖、相輔相成。

現代語文教育伴隨課程改革逐步呈現出問題的兩極：一是分門別類地進行知識教學，無異于將教科書選文思想層面的美學感悟剖析、固化為知識的組群，使學生無法感受到文學帶來的心靈的愉悅感和文字符號所給予的靈動感，文學失去了原有的深層意味，淪為文學知識的附庸，本末倒置。二是對語文課程性質“人文性”價值的絕對化解讀，導致語文基礎“工具性”地位弱化，進而帶來基礎知識教學的式微甚至斷裂。這兩種傾向，都不利于語文教育和教科書編寫的進行。關注文學審美教育不應當以弱化語文知識教學為手段，二者本不對立。以關注文學審美價值為借口而忽視語文知識教學，必將導致學生語文基礎知識的薄弱。而喪失基本文化知識的積累，實難實現語文素養“質”的轉變。

母語孕育了本民族延續千年的文明火種，而語文教育是將這一語言從自然狀態發展為超然狀態的、打上民族文化烙印的、回歸中華文化傳統的主要課程，未來語文教科書應在回歸優良傳統文化的底色之上為中華文明注入新元素。研究語文教育中優秀文化的傳承，至少有以下理由：通過語文教育發展學生的心智理性，使受教育者更具人性，對生活具備形而上的思辨能力。在現實與價值觀的世界中，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不是割裂的，但是更關注物還是更關注人，則是二者的根本差別。語文作為人文教育的典范，采用訓練心智、養成審美價值的眼光看待世界，是其必然的價值追求。因此，好的語文教育就在于能傳遞好文本之中的這種價值，而不輕易被“時尚”所轉移。傳統的經典幫助我們記錄了當時的生活，卻又超越了時空；雖然駐足于文本，卻能引起不同時代的人的共鳴。

就傳統而言，對本國的文化，要通過歷史看到“變”背后的“恒”；對他國的文明，要看到多元文明“異”后面的“同”。因為，文化是沒有“高下”之分的。面對多元的文化與價值，傳承怎樣的文化傳統？培養怎樣的道德與人性？樹立起怎樣的審美觀？如何使得語文教學既以學生為中心又高于學生？這是語文教育的永恒主題。

澄清傳統文化、外來文化與自身發展的關系

語文教科書要堅定文化自信

梳理百年文化變遷及教科書的演變歷程，我們得以澄清對待傳統文化、外來文化與自身發展需求之間的關系。“為什么要加強當代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為抵制文化全球化中的同質化，充分發揮文化建構民族國家身份認同的作用，加強民族文化傳承具有緊迫性。”我們在享受科學化帶來的進步時，也需要時刻警惕科學化的弊端所帶來的民族文化中人文價值的式微。

之于歷史，近代國文教科書向現代語文教科書轉變的歷程，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斷選擇、發展、重構的過程。語文教育對現代性的不懈追求映射在百年語文教科書當中，是通過不同時期教科書中所反映的文化思想、價值觀念來體現的。語文教科書中相對“不變”的“修身”主線與科學化、現代化進程中“變”的追求，互為條件和因果，貫穿在教科書文化變遷始終，共同演繹了百年語文教科書的文化變遷圖景。

之于現在，加強學校語文教育，成為當下堅定國人文化自信的基本途徑。“統編本”語文教材已逐步在全國投入使用。教育部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修訂專家組召集人、人教版高中語文教科書主編溫儒敏說：“新教材對優秀的傳統文化格外重視，這方面的選文的比重大大增加……選篇標準強調了以下四點，即經典性，文質兼美，適宜教學，同時要適當兼顧時代性。大家會發現，有些經典的老課文又回來啦，沒經過沉淀的‘時文’減少了。”可見，“統編本”語文教科書是在針對以往多版本語文教科書的理性反思、針對當代語文教育問題的基礎上所進行的彌補、修正，并力圖發展、創新的現實回應，是立足于新時代，發展學生思維、核心素養，將知識與審美相統一，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新嘗試。

語文教科書建設已步履蹣跚地邁過了百年漫長而曲折的道路，也見證了不同時代之中國對理想人格、理想國民的塑造。其實，無論文化如何變化，時代如何流轉，學生作為語文教育最終的受眾，始終被動地、用青春默默地去承受并檢驗著每一次語文教育及教科書的變革。“怎樣通過、通過怎樣的語文教科書選文來實現其文化價值向學生的轉化？”這才是語文教育與教科書建設應當回答的基本問題，也是母語教科書文化的核心所在。

（作者系西安文理學院副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百年教科書整理與研究》子課題《國內社會文化變遷對中小學教科書的影響：百年的梳理與研究》[10&ZD09]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