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收到學校讓去培訓機構領取暑假作業的通知時，北京市海淀區某學校初二學生家長李莉是錯愕的。然而，更錯愕的還在后面。當她踏入這所名為“名門教育”的培訓機構時，負責發放作業的老師登記完孩子的身份信息，關切地告訴她：“你們學校馬上要分班了，您要早做準備，不要到時候忙亂。”

李莉告訴記者，當時她并不知道要分班的事情，學校還沒有通知，然而培訓機構早于家長知道了消息。這家培訓機構的老師很坦然地告訴李莉：“這些消息都是我們去學校調研得知的。再說我們有這么多學校的骨干教師任課，有什么消息還不是第一時間就知道了？”

讓李莉不解的是，“為什么學校和培訓機構如此默契？這些培訓機構難道不在治理整頓的范圍嗎？”

從今年2月26日開始，中小學課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活動就拉開了帷幕。教育部聯合民政部等四部門印發了《關于切實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的通知》。此后，教育部屢屢發聲，表達治理校外培訓機構亂象的決心。近日，中央深改委還審議通過了《關于規范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

此外，不少培訓機構聯合簽署了《中小學生校外培訓機構自律公約》，根據治理活動精神，約定“拒絕通過夸大宣傳、虛假承諾、捆綁誘導等方式誤導學生及家長參與培訓；杜絕通過占坑班等形式將課外培訓與中小學招生升學掛鉤；杜絕以招生等任何方式與中小學校及其教師建立經濟利益關系；杜絕超越學生所在年級課程提前上新課行為，減輕學生過重課業負擔”。

李莉說：“去機構領作業，不提供個人信息和電話不發作業，這不是變相‘捆綁誘導參加培訓’嗎？在校教師任課明顯是‘建立經濟利益關系’。幾個月過去，這個所謂公約還有效力嗎？”

這些家長們想不通的事，也是記者想要探尋的真相。

1、培訓機構消息靈通 因有校內教師前來授課

近日，記者以需要領作業的家長身份走入這家位于北京海淀區的教育培訓機構。接待記者的是擔任該機構教務校長之一的昕然老師，昕然詳細地詢問了孩子期末成績，很有經驗地說：“初一不相上下，初二差距拉大，初三就天上地下。初二是分水嶺，一定要補課了，初二在學校排100名，初三就會自然降到200名開外，做家長的千萬要當心。”

由于記者告訴她孩子數學偏科，她表示，可以安排某中學常年擔任班主任的數學名師李老師為孩子補習。她說：“現在治理整頓的風聲很緊，所以我們不能說出老師的全名，這是對老師的保護。另外，本校老師不帶本校學生，這樣對雙方都好，你們也沒有負擔，老師也不會擔心被舉報。”

她詳細地介紹了李老師的“戰績”，甚至可以壓中中考數學題。說到興奮處，她不小心帶出了老師的全名，隨后記者在網上查詢，這位老師還曾榮獲“北京市優秀青年教師”“優秀班主任”等稱號。

昕然老師表示，如果李老師時間太滿，還可以介紹一位某某附中的楊老師代課。“這位楊老師已經有11年教學經驗了，走路帶風，很有效率。她和李老師都很受學生歡迎。你把孩子的數學考試卷子發給我看一下，我轉給老師，他們只要一看，就知道孩子的弱項在哪兒。我們不像一些機構是自己的老師代課，在那里講再多的題有什么用呢？換換題型可能就不會了。我們由在校教師上課，我們教師有個特點，上課從來不帶課本，一個U盤存著自己的課件，他們早就爛熟于心了。”

在這家機構的高分喜報上，還有某區中考頭名的名字。昕然說，這位學生也是在這里補課，是李老師的學生。

昕然告訴記者，學校里分班、排名、考試等，他們總是最先知道的，秘訣就在這些在校骨干教師上。看記者將信將疑，她神秘地笑了。“我們沒辦法說太多自證，讓孩子來試試就知道了，在校教師講課和機構教師講課絕對不一樣。”

隨后，記者在中華英才網等招聘網站上搜索這家培訓機構，發現2018年這所機構招聘信息上還赫然寫著“以特高級教師為根基的專業教師隊伍，其中北京四中、八中、101中學、人大附中、清華附中和北大附中任職教師達50人以上。”

這樣明目張膽違規為什么不怕被整頓？昕然表示，他們是在教委備案的專業培訓機構，“那些無證無照的或者有照無證的，才是整頓的對象，家長在我們這培訓就放一百個心吧”。

2、禁令之下依然故我 需求背后是好教育的標準缺失

此番關于中小學課外培訓機構的專項治理活動甫一出臺，就被冠以“史上最嚴”的定語。按照規劃，治理分三個階段推進。第一階段是全面部署和摸底排查，對中小學校學生報班參加學科類校外培訓的情況進行普查登記，于2018年6月底前完成。第二階段是開展部門聯合集中整治，計劃于2018年年底前完成。第三階段則是專項督促和檢查，建立黑白名單制度，計劃于2019年6月底前完成。

在這個過程中，不合規的學科杯賽、奧數考試等被叫停，一些“課上不講課下講”的教師、校長被問責，一些培訓機構被要求限期整改。今年4月，知名“坑班”水木龍華學校被叫停，前期治理整頓的效果良好。

然而，記者在暗訪中發現，在一些培訓機構，“提前學”“超綱學”“在校教師任課”等痼疾仍在，有的改頭換面，有的只是把宣傳單上的老師名字隱去，依然故我。文件在上，督查在旁，為何依然屢禁不止？專家表示，原因之一在于“有需求”。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表示：“在現階段，考試分數依然是主要評價標準。因此，參加培訓班的學生對象也悄然發生了改變，之前是學業成績跟不上的孩子居多，現在是學業成績中等偏上的孩子居多，而這正是最大部分的學生群體。”

華中師范大學測量與評價研究中心主任胡向東認為，盡管高校的毛入學率、高中的毛入學率都在不斷提高，但是高校的數據中包括高職高專，高中的數據中包含職高等，進入好大學、好高中的機會依然不多。“因此，讀優質的小學、初中很有必要，考試成績在這個時候起決定作用”。

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戰略發展部主任馬陸亭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他認為，公辦中小學校和培訓機構的這種私相授受的行徑應該堅決查處和禁止。談及該行為產生的原因，他認為，主要在于“什么是好的教育標準”目前沒有標準答案。“怎樣的成長對學生來說是最有利的？不同的階段應該有不同的側重點，知識、技能、心理發育等都有科學的時間節點。但是由于沒有統一標準，目前各方都顯得無所適從。如果單純地把成長等同于知識點的掌握，這是極其偏頗的。通過補習得來的高分不是知識的獲取，而是知識的記憶。我們若能盡快制定出相關標準，學校、家長、社會幾方也許都能卸下身上的擔子，讓大部分人解脫出來。”

他坦言，課外補習從少數人的選擇變成大多數家庭的選擇，甚至不得不裹挾其中，這是社會主要矛盾在教育領域的體現。“下一步還要大力推進義務教育均衡化，讓孩子自然健康成長，而且在義務教育階段對學生的培養要多講合作。競爭后移，這對孩子一生都是有益的。”

3、須增加督導的專業化程度

規范治理看似有章有法，卻為何少了點對現實的震懾？儲朝暉認為，這和專業隊伍不夠有關。“在治理整頓的過程中，應該增加專業隊伍的督導。培訓機構的架構非常復雜，不能簡單地把它們當成一種對象來處理。而且，還有一些專業術語的認定，更需要專業人士的鑒定，比如什么叫‘零起點教學’，是一張白紙式還是之前需要有一定引導？僅僅依靠行政力量可能在認定過程中有一些偏頗。”

儲朝暉還表示，培訓機構是學校教育的影子，“有什么樣的評價機制就有什么樣的培訓市場”。他介紹了鄰國日本、韓國的經驗。“在韓國，對學生的評價方式和我國類似，基本依賴考試成績，因此他們的培訓機構也很瘋狂。在日本，由于考試招生制度多元多樣，不單單依賴成績，因此他們的培訓市場就相對冷靜。”

儲朝暉表示：“評價機制的重點應該是促進人的成長。”

胡向東也講到了近期發生的一個新聞，美國常春藤盟校在錄取學生時將放棄“SAT成績”，改用“成長檔案”。“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用分數選才的片面性。近年來，由于亞裔學生大量培訓、做題，讓SAT成績越刷越高，在美國本土，培訓市場也逐漸興起。”

同時，教師的待遇、職業成就感等都需要進一步提升。“時間長、任務重，事無巨細，教師的工作量很大。而且目前各校都在解決課后‘三點半’問題，老師們需要讓學生在學校學習至5點，而這部分服務報酬很少。工作量在增加，報酬卻不多，對于教師來說，負擔相應增加。”胡向東說。

至于教師在培訓機構任職的問題，儲朝暉表示：“一些骨干教師在校外任教，校長卻不太敢公開處理教師。因為一旦處理教師，別的教師很難承擔起他的任務。因此，增進教師輪崗機制也很有必要，讓教師迅速成長起來。”

（記者 姚曉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