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霖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8日，中國共產黨發表通電，呼吁：“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驅逐日寇出中國！”同日，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致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表示：“紅軍將士，咸愿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迫切陳詞，不勝屏營待命。”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即將形成，中國的國家命運和國共兩黨的歷史命運即將發生重大轉折。

短短7天后，7月15日，重大轉折的序幕在皖西拉開。

岳西談判始末

自紅軍長征后，在鄂豫皖邊堅持的紅二十八軍，因被國民黨軍包圍封鎖，長期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系。

七七事變爆發后，紅二十八軍政委高敬亭在鄂東北從報紙上看到有關國共兩黨共同抗日的消息。為了證實消息是否可靠，高敬亭率部從鄂東轉移到皖西，尋找中共皖鄂邊特委書記何耀榜商議。7月13日，高在岳西縣南田村與何會面，看到了由姜術堂從西安帶來的《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中央關于抗日救國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等文件，經研究分析，他們對國共即將合作抗日的消息確信無疑。

7月14日，高敬亭主持召開干部會議，商討與國民黨地方當局進行談判的具體方案，決定以紅二十八軍的名義向國民黨“豫鄂皖邊區督辦公署”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倡議，并派何耀榜為紅二十八軍代表與當局談判。

15日上午，高敬亭派便衣隊交通員金孝廣，把致督辦公署督辦衛立煌的信，送到岳西縣第三區蛇形崗炮樓。接下來的進展，迅速異常。信立刻被送到第三區區署；區長李德保立刻轉呈岳西縣縣長方少石。方立刻轉給第三十二師師長王修身；王立刻發電報給遠在武漢的衛立煌，電稱：“據岳西縣方縣長轉據該縣李區長報告，紅軍高敬亭派人來表示愿和平談判，但必須衛督辦派代表來。”衛立煌同意談判。

衛立煌身邊的高級參謀劉剛夫進言：這是一個新局面的開始，應當停止內戰、抗日雪恨。衛立煌遂派其為全權代表，前往岳西與紅軍談判，同時通令邊區各專員、縣長和各分區司令盡量給以便宜行事，負責保障安全。劉剛夫慷慨表示：“將來抗日史上有我一個名字，總算我對祖國對民族盡了軍人的天職，死也甘心。”

百轉千回的歷史長河，在這一段改為一瀉千里。15日高敬亭把信送出，18日劉剛夫就抵達了岳西縣城，首尾僅僅4天。

與此同時，安徽省政府（治所在安慶）也得到了岳西縣政府的報告，立即向南京國民政府報告，并派出郭副官趕到岳西，與第三區區長李德保一起，協助劉剛夫，參加談判。

宏大歷史由細節構成，而細節常常富含濃烈的戲劇色彩。此間的一個小插曲，值得載錄——15日上午高敬亭的信送出，下午，豫鄂皖邊區督辦公署駐岳西辦事處的聯絡參謀趙某趕到蛇形崗炮樓，與何耀榜見面。趙參謀擺出“招安”的派頭，說：“你們繳一挺重機槍賞500元，一挺輕機槍賞150元。你們的人到我們這里來，全官升一級。”何耀榜予以斥責。就在這時，趙參謀的上峰打電話到炮樓來找他，接完電話，趙臉色大變，連聲對何耀榜說：“對不起，對不起，我不了解上峰談判的條件，差一點壞了大事！”

17日，安徽省政府派出的郭副官，由李德保陪同，來到南田村，與何耀榜見面。郭態度誠懇，說：“我是為了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存亡，真心實意來參加談判的。因為貴軍是在安徽境內和衛督辦舉行談判，所以南京方面要安徽省派人來協助談判。”“請何先生放心，談判是會成功的。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無論如何，我將搭橋到底。”

19日晨，郭副官再次到南田村，說衛督辦的正式代表劉剛夫和三十二師師長王修身昨日已到岳西縣城，請何代表明日去談判。何耀榜提出要求：請包圍紅軍的三十二師和保安團后退20里。郭立即聯系辦理，上午11點鐘，何耀榜和高敬亭站在山頭上聽到了軍號聲，看到國民黨軍集中起來向后退去。12時，郭副官和李區長上山，高敬亭以紅二十八軍政治部“李守義主任”的身份會見了他們。

20日上午8點多，何耀榜由郭副官、李區長陪同，騎馬前往岳西縣城。中午抵達，方少石縣長在城外迎候。城外空地上站滿了黑壓壓的人群，這是岳西縣各界人士自發組織起來的歡迎隊伍。中午，方縣長在縣政府大廳設宴，席間，何耀榜與劉剛夫見面。何告訴劉：“高敬亭政委現在在鄂東北，這里由軍政治部李主任負責，我是正式談判代表。”午宴后，雙方就停戰、部隊集合地點、時間等問題進行初步商談。

下午5時，何耀榜與在武漢的衛立煌通了電話。衛說：“何先生提出的問題，我沒有意見。為了實現談判和停戰，我提議雙方都組成談判代表團，再共同組織成談判委員會、文字起草委員會，所有在談判中達成的協議，都要形成文字，經雙方同意后簽字。”何耀榜同意衛的提議。隨后，何、劉商定：正式談判22日開始，在紅軍控制區青天畈上青小學舉行；督辦公署方面以劉剛夫為正式談判代表，郭副官和李德保為協助；紅軍方面由“李守義主任”負全責，何耀榜為正式談判代表。當晚，何耀榜趕回南田村向高敬亭匯報，共同擬定了談判條款。

此時，劉剛夫對紅軍的和談誠意，產生了懷疑：和談是高敬亭倡議的，現在正式談判了，高反倒去了鄂東，而且李主任今天又不露面。他沒有想到“李主任”其實就是高敬亭。

當晚，劉剛夫向衛立煌報告：和談形式已經商定。衛立煌為保證談判順利進行，特令撥給劉剛夫專用電臺一部，并指示：“如果對方確有誠意，集合時間能夠不超過一個月的話，我可以馬上將十一路軍全部調走。”十一路軍為安徽省政府主席兼安徽全省保安司令劉鎮華部，下轄第十五軍六十四師、六十五師和獨立旅，是負責“清剿”紅二十八軍的主力，此時正與紅軍處在近距離對峙中。劉鎮華在三個月前辭去省主席，專任軍職。

22日，停戰談判在青天畈上青小學正式開始，共進行6天，史稱“岳西談判”。

青天畈地處大別山腹地，周圍是海拔一千五六百米的雞籠尖、閻王尖、洞光門公界尖等崇山峻嶺，距岳西縣城有百里之遙，是紅二十八軍活動的革命老區。上青小學設在汪氏宗祠內。

在談判中，雙方都同意立即停戰。紅軍方面同意將番號暫定為“鄂豫皖工農抗日聯軍”，以后番號由兩黨中央決定。

雙方在集合時間上產生了分歧。督辦公署要求一個月內集合完畢；紅軍要求非半年不可，理由是紅軍分散處在國民黨軍的包圍中。劉剛夫表示：“為了真誠救國，我愿在會后請衛督辦撤走圍剿部隊。”衛立煌立即復電：“為了表示誠意，我已令十一路軍全部和三十二師一個旅撤圍北上。對方如有誠意，亦應在一個月內盡快集合完畢，出發抗日。”談判最終達成：三個月內集合完畢。此時，劉剛夫已經看出：“所謂李主任者，即高敬亭是也。”

接下來對具體事項的談判是順利的。因為雙方都有誠意。

何耀榜提出的12項條款是：（1）我軍集中地點以湖北省黃安縣七里坪為中心，以及禮山縣的宣化店、黃陂站，羅山縣的張家灣一帶地區。（2）我軍在鄂豫皖三省設三個辦事處，分別駐河南省確山縣、湖北省黃安縣、安徽省立煌縣。（3）允許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4）釋放政治犯。（5）我軍開赴抗日前線所需交通工具由國民政府負責。（6）我軍駐地如有土匪擾亂或違反社會秩序者，有權予以鎮壓。（7）我軍開赴七里坪集中途中，國民黨軍隊不得堵擊或追擊，如發生沖突，由國民黨軍隊負責。（8）我軍若有老弱病殘者探親人員返鄉，國民黨軍隊和當地政府應保障他們的生命安全，如認為可疑者，應交送我辦事處處理。（9）我軍指戰員的家庭，一律享受抗日軍人待遇。（10）過去被強賣的婦女，凡是愿意回原籍原夫者，當地政府應予協助妥善安置。（11）過去我指戰員的家庭，凡是被沒收的財產或受罰款，均應如數退回。（12）上述條款限于鄂豫皖邊區，凡屬全國性的問題以及我軍番號的最后確定，應由兩黨中央最后確定。

督辦公署方面提出的8項條款是：（1）不經政府許可，不得擴兵。（2）停止一切活動，以利抗日。（3）軍隊行動要事先呈報。（4）集合后不能在各地保留便衣隊。（5）不得破壞交通。（6）彼此不得報復從前斗爭仇恨。（7）集合時間不能超過三個月，屆期應即開出抗日，不得有任何籍口。（8）集合地點在黃安縣七里坪。

以以上條款為基礎，經字斟句酌，達成協議。宣讀無異議后，由李德保執筆成文，由上青小學教師汪恭順用毛筆謄抄4份，各自存照和上報兩黨中央。

7月28日，簽字儀式在九河朱家大屋舉行。在鑼鼓鞭炮聲中，“李守義主任”和劉剛夫在協議書上簽字，并合影留念。劉剛夫把督辦公署頒發的護照，交給“李主任”，并允電請衛督辦通令各縣：“在友軍過境時，不得稍存歧視。”

這兩位談判代表后來都寫下了回憶文章。他們的回憶高度一致。何耀榜寫道：“這是一件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表明我們開始由反對國民黨‘清剿’到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的轉變。在這場激烈的錯綜復雜的談判斗爭中，我們在沒有得到黨中央關于談判的具體指示的情況下，政治敏銳，立場堅定，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始終掌握著談判的主動權，使談判基本上遵循我們提出的條款進行，從而順利地達成了協議。”劉剛夫寫道：“我由小界嶺王家祠堂回岳西縣，沿途鳴放炮竹，絡繹不絕，我當時喟然有感，與其說是歡迎我，倒不如說是老百姓厭苦內戰、期求和平來得干脆。”

極富象征意義的是：安徽本無“岳西縣”，這片地方是潛山、太湖、霍山、舒城四縣交界，為紅二十八軍根據地，直接威脅著省會安慶的安全。安徽省政府為加強“清剿”四縣邊區紅軍，于1936年1月從四縣析出了這片地方，設置新縣治，以地處“潛岳之西”而名“岳西”。因此，紅軍戰士說：“沒有紅二十八軍，就沒有岳西縣。”

——岳西縣專為“剿共”而設，時隔一年半，又以國共和談共同抗日的“岳西談判”而聞名遐邇、載入史冊。

二、紅二十八軍集中黃安七里坪

岳西談判成功后，國民黨軍從岳西撤圍，部分被捕紅軍和群眾獲釋，被強迫遷居別處的群眾遷回了祖居地。各級地方政府還派人來慰問。

8月初，高敬亭在鷂落坪主持召開干部會議，指出要警惕國民黨當局背信棄義突然襲擊，重新規定了各部隊進駐七里坪的時間和路線，批評了部分人“革命到底了”的麻痹思想。會后，署名“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八軍高敬亭”的布告，在岳西及相鄰各縣普遍張貼，內容為：“當此國難日亟、民族危亡之際，凡本部同仁愿意抗日者，一律到湖北省黃安縣七里坪集合。”

同時，衛立煌電告各地軍政部門：不得阻止紅軍集中。

七里坪是湖北省黃安縣（今名紅安縣）城北的一個大市鎮，地當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別山西麓。高敬亭選擇這里作為集中整編地點，是因為紅軍在這一帶有群眾基礎，北面大山是黃禮羅經（黃安、禮山、羅田、經扶四縣交界處）老根據地，西面大山是羅陂孝新（羅田、黃陂、孝感、新縣四縣交界處）老根據地，可以防備當局突然襲擊，也有利于整編后發展工農抗日武裝。

其時，七里坪由國民黨軍第一○三師一個團和一個地方保安團駐守。

8月上旬，高敬亭、何耀榜率紅二十八軍手槍團二、三分隊和潛（山）太（湖）游擊隊，從岳西鷂落坪出發，經湖北省羅田縣東界嶺、麻城縣乘馬崗，河南省經扶縣箭河、閔家山、高山崗、卡房等地，向七里坪匯集。途中，在高山崗與特務營、手槍團一分隊會合。9月下旬，中共商南縣委除留下熊家河便衣隊外，率其余便衣隊和商南大隊開赴七里坪。10月初，中共皖鄂邊區特委機關和所屬便衣隊二百多人，在岳西縣土門胡家祠堂集中，開赴七里坪。10月下旬，到桐柏山區找豫南游擊隊的軍特務營和手槍團二分隊返回七里坪。

至此，紅二十八軍和鄂豫皖邊區各地黨組織及其所屬的地方武裝、便衣隊，除極少數不易集中的便衣隊外，分別在黃安縣七里坪、兩道橋和禮山縣宣化店、黃陂站集中完畢。

三、開封談判和鄂豫邊紅軍集中確山竹溝鎮

不久整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的，有紅二十八軍1800人、鄂豫邊紅軍游擊隊1500人。這兩支紅軍之間沒有統屬關系，戰斗區域不同，停戰談判不同，集中地點也不同。長期以來相關著述對鄂豫邊紅軍表述不多，這種狀況應當改變。

鄂豫邊紅軍游擊隊是中共鄂豫邊省委1936年1月組建的。由省委軍事部部長周駿鳴兼任隊長，省委書記張星江兼任指導員，開辟了桐柏山根據地。

1937年3月，中共中央北方局給省委發來指示信，要求停止執行土地革命時期的方針政策，停止打土豪的行動，與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這個指示在省委和紅軍中引起了爭論和懷疑。因為周駿鳴曾經在中央蘇區擔任過紅五軍團的團長，認識中央負責同志，省委就派他去延安向中央回報請示。

周駿鳴和鄧一飛先到北平，與中共中央北方局柯慶施、徐子榮接上關系。4月上旬，周抵達延安。中共中央組織部根據周的匯報整理出了《周駿鳴關于組織游擊隊的經過活動情形給中央的報告》。

中共中央安排周駿鳴以鄂豫邊省委代表的身份，出席了5月2日至14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又稱蘇區代表會議）和5月17日至6月10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白區代表會議。周得以全面了解了中央的政策和策略。

周駿鳴在中央蘇區時期與朱德熟識，他問朱德：“中央的‘大紅軍’談判成功了，我們‘小游擊隊’怎么辦呢？國民黨也不同我們談判，還要消滅我們。”朱德回答說：“你的力量太小，國民黨看不起你，怎么會跟你談判呢？回去放手猛烈地擴大力量，發展到他無法消滅你的時候，他就會跟你談判了。”

會議期間，中共中央決定重建河南省委，由朱理治擔任省委書記。河南省委的管轄范圍，包含河南省和皖北、蘇魯邊、鄂豫邊等地區。此時，長江局尚未成立，中央就把長江以北、黃河以南的4個組織（皖北特委、蘇魯邊特委、鄂豫邊省委、河南工委）都交河南省委領導。朱理治與周駿鳴進行了細致深入的交談，支持他們大力發展武裝。

周駿鳴回到鄂豫邊后，放手發展武裝，使游擊隊人槍猛烈增多。10月，鄂豫邊紅軍游擊隊擴編為“豫南人民抗日軍獨立團”，周駿鳴任團長，王國華任政訓員（即政委），下轄5個連和一個手槍隊，不久擴編為兩個營，并于10月27日攻占了確山縣竹溝鎮。

正如朱德所預料的那樣，鄂豫邊紅軍擴大后，信陽專員武旭如提出了與紅軍談判。因武無誠意，談判沒有結果。中共鄂豫邊省委派省委統戰部部長馬志遠（劉子厚）和獨立團一營政委張明河，直接去省會開封，與河南省政府談判。臨行前定了三個原則：（1）獨立團聽編不聽調；（2）干部自配；（3）保證糧餉供給。

豫皖綏靖公署主任劉峙得到報告，任命河南民軍司令張鈁為談判代表。經談判，張鈁接受了條件，雙方達成改編協議，張鈁撥給了1000套軍裝和3000元經費。

鄂豫邊紅軍游擊隊的集合地點在確山縣竹溝鎮。

四、新四軍成立前后

1937年7月15日，亦即高敬亭致函衛立煌開啟岳西談判的同日，周恩來在廬山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交給國民政府方面。宣言重申發動全民抗戰、實現民權政治、改良人民生活三項基本要求，并作四點承諾：“（1）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愿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斗。（2）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3）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4）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并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這個宣言。9月23日，蔣介石發表關于《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的談話。至此，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成立。

第二次國共合作從開始就充滿了曲折。7月16日，國民黨軍一五七師以點編發餉為名，在福建漳浦將800多名紅軍游擊隊員騙入體育場繳械，史稱“何鳴事件”。

9月9日，高敬亭和何耀榜給中共中央寫報告，匯報紅二十八軍同國民黨當局談判的情況，由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主任林伯渠轉到延安，報告寫道：“我已開始提出與國民黨議和停止內戰，現在正在進行談判。此時談判的結果是，白軍久駐之七里坪、宣化店、黃陂儉、岢圾阿等地，已經撤退，我們已駐扎這一線地方，”“各處地方現已準備集中，但到處地方工作亦保持有實力的布置。”報告提出請求：“經過長期的戰爭，到現在，干部完全缺乏，對于軍政兩方面的工作，均受極端困難的。”“上級若不及時派人前〔來〕指示，恐馬上還要受脅制，是因為他說要馬上調往前線抗戰。”“祈上級急急的派一主要負責同志前來，以作主張一切，是為至盼。”

在高、何寫信時，中共中央派來的鄭位三和肖望東等人已經奔走在來七里坪的途中了。

鄭、肖離開延安前，毛澤東與他們談了話，具體交待了黨的政策和策略。此后，毛澤東于9月15日和10月15日，兩次致電林伯渠，對高部的工作作出具體的指示。在9月15日電報中指示：“（1）不要收回各縣便衣隊。（2）部隊不要集中，依原有區域分駐。（3）要求國民黨發給養，如不發給仍打土豪，但改取捐款方法。（4）一切大問題聽候兩黨中央談判解決。（5）不許國民黨插入一人。（6）時時警戒，不要上國民黨的當。”在10月15日電報中指示：“請你給信與鄭位三、高敬亭，重復說明堅持獨立性、拒絕外人、嚴防暗襲及持久的艱苦奮斗等項。告訴他們，還要準備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與國民黨成立協定，取得給養（董老正在南京交涉）。”10月30日，張聞天、毛澤東在致秦邦憲、葉劍英的電報中，強調指出：“在何鳴部人槍沒有如數交還之前，不能集中。”

9月28日，在未經與中共方面正式談判并征得同意的情況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銓敘廳發布《通報》：“茲奉委員長核定”，“任命葉挺為新編第四軍軍長”。10月6日，蔣介石電令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1）鄂〔豫皖〕邊區高俊〔敬〕亭部，（2）湘〔鄂〕贛邊區傅秋濤部，（3）湘〔粵〕贛邊區項英部，（4）浙閩邊區劉英部，（5）閩西張鼎丞部，以上各節，統交新編第四軍軍長葉挺編遣調用。除分令葉軍長外，希分別查照為要。”

葉挺1924年赴莫斯科入東方大學學習，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為“北伐名將”。參加八一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起義失敗后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情況，受到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和王明（陳紹禹）無情對待、并且不容申辯，憤而離開莫斯科，脫離中共。抗戰爆發后，他投身抗日、報效國家。他是國共兩黨都要爭取的人物。

葉挺11月3日抵達延安，受到中共中央的熱烈歡迎。葉挺表示完全接受中共領導。11月7日，項英到達延安。葉、項商討了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及新四軍組建事宜。12日，葉挺到達武漢。13日，葉挺首次以新四軍軍長身份向報界發表談話。經國共兩黨多次談判，最終達成協議：將南方各省紅軍游擊隊獨立成立一個軍，軍直轄4個支隊。長江以南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第一、二、三支隊；長江以北的紅二十八軍和豫南人民抗日軍獨立團，合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

新四軍的組建，特別是各級干部的選配，均在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下進行。當軍政部部長何應欽緊急催促葉挺完成改編事宜時，葉挺首先做的是請董必武和葉劍英將此情況報告中共中央，然后又專電毛澤東：“毛主席：新四軍改編事，已請董、葉電告。刻軍何催辦甚急，如何決定，請即復他，便處理。葉挺12月11日。”

此之前，8月13日，日本侵略軍進攻上海，淞滬抗戰爆發。11月19日，蘇州淪陷，首都南京成了一座危城。20日，國民政府宣布遷都重慶，各軍政機關遷武漢辦公。武漢成了中國政治、軍事、抗戰文化的中心。

進入12月，中共在南方的工作和新四軍組建工作，迅速加快。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延安召開，決定由項英、周恩來、博古、董必武組織長江局，領導南方各省和上海、河南省及新四軍的工作；由周恩來、王明、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中央代表團，繼續與國民黨談判，協商合作事宜，推動統一戰線工作。會議14日結束。結束前一日，南京淪陷。18日，周恩來、王明等抵達武漢。21日，周、王、博與蔣介石會議。23日，中共中央代表團和長江局舉行聯席會議，商定工作方針，關于新四軍問題，會議認為南方各地區紅軍游擊隊應當迅速集中，全部開往抗日前線。25日，新四軍軍部在漢口成立，發表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張云逸，副參謀長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副主任鄧子恢。

五、新四軍第四支隊組建前后

紅二十八軍和鄂豫邊紅軍游擊隊的改編，加速進行。

1937年12月27日，高敬亭、周駿鳴抵達武漢，與葉挺、項英共商改編和東進安徽戰場作戰事宜。同日，周恩來、葉劍英致電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說明：“（高敬亭部）出動津浦、平漢戰區。該部要暫歸李宗仁指揮。”李宗仁時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一個月后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28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項英，指出：“（高敬亭部）可沿皖山山脈進至蚌埠、徐州、合肥三點之間作戰，但須附電臺并加強軍政人員。”29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代表團和長江局聯席會議，聽取傅秋濤匯報湘贛情況、高敬亭匯報鄂豫皖情況，張明河（周駿鳴部一營指導員）匯報鄂豫邊情況。會后，將新四軍組建方案，呈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

1938年1月8日，軍政部部長何應欽簽頒通報，核準新四軍“編為四個游擊支隊，以陳毅、張鼎丞、張云逸、高俊〔敬〕亭分任司令。所有該軍經費、撫遣費、開拔費等，均已規定。并令歸陳總司令誠指揮。”

1月16日，新四軍領導人決定將全軍整編為八個團隊：（1）傅秋濤部編為第一團隊，譚余保部及贛南編為第二團隊，皖浙贛邊編為直屬大隊，合為第一支隊。（2）張鼎丞鄧子恢部編為第三團隊，閩西南編為第四團隊，合為第二支隊。（3）黃道部編為第五團隊，葉飛部編為第六團隊，合為第三支隊。（4）高敬亭部編為第七團隊，周駿鳴部編為第八團隊，合為第四支隊。

此方案由項英致信王明、周恩來、博古并報中共中央書記處，但未獲批準，只保留了“周駿鳴部編為第八團隊”的建置名稱。值得一提的是，建國后大多數歷史著述，把第八團隊稱為第八團，這個稱呼降低了它的層級。

最終，紅二十八軍改編為第四支隊第七團、第九團、手槍團；鄂豫邊紅軍改編為第四支隊第八團隊。戰斗序列為：司令員高敬亭，參謀長林維先，政治主任肖望東。第七團：團長楊克志，政委曹玉福，參謀長林英堅，政治主任胡繼亭。第八團隊：團隊長周駿鳴，政委林凱，參謀長趙啟民，政治主任徐祥亨。第九團：團長顧士多，政委高志榮，參謀長唐少田，政治主任鄭重。手槍團：團長詹化雨，政委汪少川。直屬隊：隊長周子昆兼。教導隊：教育長馮達飛，政治主任余立金。

其后，四支隊東進敵后，收復國土、保衛人民、發展武裝、抗日反頑、創建抗日民主根據地，立下了不朽的歷史功勛。

[作者為安徽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歷史研究所原所長。為中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理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理事、安徽省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1986年起任全國《中共黨史人物傳》叢書編委、1997年任副主編。已出版主編《安徽通史•民國卷》、《羅炳輝將軍在淮南抗日根據地》、《新四軍軍部在皖南》、《任質斌傳》、《臺灣皖籍人物》等，記錄整理《張愷帆回憶錄》，合著《羅炳輝傳》、《李葆華》、《朱理治傳》等，著有《羅炳輝》、《李大釗家族史研究》等。發表論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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