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在廣西大化瑤族自治縣板升鄉弄雷小學，孩子們準備吃營養午餐。 近年來，廣西通過大力改善鄉村學校辦學條件、實施建檔立卡貧困戶家庭學生15年免費教育、完善大學貧困生資助政策等多項舉措，幫助貧困家庭拔掉窮根。新華社記者 黃孝邦/攝 （本版均為資料圖片）

　　2017年5月，甘肅省隴南市康縣岸門口鎮幼兒園的孩子在操場上玩耍。2017年，甘肅省啟動第三期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繼續推進學前教育向貧困農村延伸，在1500人以下有需求的建檔立卡貧困村建設幼兒園，讓更多貧困地區農村孩子就近入園，享有快樂童年。新華社記者 陳斌/攝 （本版均為資料圖片）

　　學生資助工作無假期

　　今年寒假前夕，全國學生資助管理中心發出通知，請各地各高校做好寒假期間為家庭經濟困難學生送溫暖的工作。

　　與往年不同的是，除了在校園內開展發放慰問金、解決返程路費、提供勤工助學崗位、準備年夜飯等暖心的工作，全國學生資助管理中心還第一次以通知的形式，要求全國各地各高校在寒假期間組織教師和學生志愿者走出校園，宣傳國家資助政策，走訪慰問家庭經濟困難學生。

　　雖然學校放假了，但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資助工作卻沒有放假。從天山腳下的沙漠綠洲吐魯番，到念青唐古拉山最西部的日喀則拉孜縣，千里迢迢，到處都留下了從事學生資助工作老師的足跡。

　　1月28日至2月4日，8天里，29歲的中國石油大學（北京）地球科學學院輔導員王天深入西北地區6個學生家庭進行家訪，足跡遍及寧夏、甘肅、青海3省區5市，累計行程4200公里。

　　結束了上一個家訪，2月2日晚上，王天從甘肅省蘭州市坐車來到青海省西寧市。這次，他的目的地是該校資源勘查工程專業大三學生馬維軍的家——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縣加定藏族鄉。

　　2月3日，王天坐上最早一班的大巴車趕往互助縣，再換乘區間大巴車奔赴馬維軍家。6個多小時的路程，翻越了海拔3600米的祁連山，征服了蜿蜒崎嶇的“十二盤”山路，還要克服隱隱發作的高原反應。等到王天抵達馬維軍家時，已是下午3點多了。

　　“前幾天下雪，特別害怕路不通，老師您沒法兒過來。”見到風塵仆仆的輔導員老師，馬維軍特別高興。

　　雪后的高原深山中透著刺骨的寒意，為了迎接老師的到來，馬維軍的父母早早地就把炕燒得暖暖的。王天抓住這難得的機會，一進門就開始和學生家長聊天，一直聊到晚上10點半。

　　聊得晚了，王天就住在學生家中。老家是遼寧盤錦的他還有了人生第一次的體驗：第一次住土炕。

　　王天對馬維軍的家庭有了更多的了解：這是一個四口之家，父母、馬維軍和一個在讀高中的弟弟。開區間大巴車的父親是家庭主要的經濟支柱。從加定藏族鄉往返互助縣城一趟，一天的收入是200元左右，不過這項收入并不穩定，有時下雪就不得不停運。

　　馬維軍的父母也知道了更多孩子在學校的事情：在學校的表現，國家的資助政策，未來的發展規劃……他們把孩子拜托給了王天：“孩子考上重點大學是家鄉的驕傲，我們懂的不多，能給孩子的幫助特別少，希望老師能多指導指導。”

　　這次家訪讓王天對自己的工作有了更新的認識：對學生的資助，不應僅僅在經濟上，更應該在心上，在前途上，在發展上。

　　“學生資助工作是一項需要帶著感情去做的工作。”南開大學資助管理中心高珊老師說。實際上，這已成為所有從事學生資助工作老師的共識。

　　北京交通大學學生資助管理中心副主任林芳曾經是一名來自西部的家庭經濟困難學生。1993年，在老師的幫助下，剛剛入校的林芳申請到了一個教室清潔的勤工助學崗位。上崗第一天，幾位同學默默來到教室，陪她打掃完了200人的大教室，使她一下子消除了緊張和害羞。

　　過了很長時間，她才知道這是老師的“暗中安排”。“不留痕跡的溫暖幫助和潛移默化的影響感動，是我對資助精神的最初理解。”林芳說。

　　2011年5月調至學校學生資助管理中心工作后，林芳對資助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隨著國家資助力度的加大和資助工作向資助育人、精準資助轉型，資助工作貫穿全年。盡管學校每年都有寒、暑假兩個假期，可對從事資助工作的老師來說，全年無假期。

　　從事學生資助工作6年多，林芳說過最多的一句話是：“記住我們的電話，只要有需要，我們一直都在。”

　　這也是所有從事學生資助工作老師的承諾。

　　“不讓一個孩子因家庭經濟困難而失學，”這是黨和政府的莊嚴承諾。

　　學生資助政策“三個全覆蓋”是如何實現的

　　伴隨著1997年高等教育收費制度在全國范圍實施和1999年高校大規模擴招的時代背景，高校資助體系改革被提上了日程，全國學生資助體系改革的大幕也由此拉開。

　　1998年，國內多地發生特大洪災。吳雅茹當時在清華大學學生處學生事務管理辦公室工作。她還記得，由于水災涉及面比較大，受災的人數比較多，為確保受災地區新生順利入學，清華大學首創“綠色通道”——通過“綠色通道”臨時借款后，就可以注冊上課，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在確認信息獲得助學金后，再把錢還上。

　　很快，“綠色通道”成為幫助家庭經濟困難學生順利上大學的代名詞，在全國推廣開來。

　　盡管“綠色通道”有效地解決了學生入學的問題，但對于很多擴招后的高校來說，由于原有的資助力度有限，如何解決大量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在大學期間的學費和生活費成為新的難題。

　　國家助學貸款應運而生。1999年9月，全國學生貸款管理中心成立，作為國家助學貸款部際協調小組的日常辦事機構設在教育部。同年，8個城市試點全國助學貸款工作，采用的是通行的擔保貸款模式。

　　無論是對社會、對教育部門、對金融部門，還是對高校、對學生個人、對家長來說，靠貸款完成大學學業都是一個全新的事物。

　　2000年2月和8月，國家對1999年的政策進行了兩次調整，決定在全國范圍高校進行推廣。貸款工作范圍擴大到全國高校；貸款對象擴大到普通高校本專科學生、研究生和攻讀第二學士學位的全日制學生；擔保貸款改為無擔保信用貸款。

　　從貸款模式、還款期限到貸款對象，助學貸款就在摸著石頭中慢慢地過了河，并逐步完善。

　　新的社會需求倒逼新機制的誕生。為了讓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在大學前就解決后顧之憂，2007年8月，國家開展生源地信用助學貸款試點，2008年全面推開，并廣受歡迎。

　　在廣西學生資助管理辦公室主任全斌看來，在受歡迎的背后，是助學政策的設計者順應社會需求，善于從機制上創新突破的結果。

　　大學生僅僅是受助學生中的一個群體。為進一步做好資助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工作，2006年2月，經教育部黨組研究并報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批準，全國學生貸款管理中心更名為全國學生資助管理中心。

　　這就意味著：助學政策的陽光將普照到更多學段的學生身上。

　　2007年5月，國務院印發《關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職業學校和中等職業學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政策體系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首次對我國學生資助制度作出了全面系統的規劃設計。《意見》被認為在我國學生資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開啟了我國學生資助事業發展的新篇章。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發生后，面對經濟下行壓力，黨和政府莊嚴承諾：無論遇到多么大的困難，國家促進教育公平的決心不會改變，扶助經濟困難學生的政策措施不會改變，保障每一個孩子不因家庭經濟困難而失學的承諾不會改變。

　　好消息一個個傳來：

　　2008年秋，全國城鄉中小學全部免除學雜費，同時提高公用經費標準和貧困寄宿生補助生活費補助標準。

　　2009年秋季學期起，中等職業學校全日制在校學生中農村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和涉農專業學生逐步免除學費。

　　2011年秋季學期起，在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啟動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試點工作。

　　2017年春季學期起，統一城鄉“兩免一補”政策，對城鄉義務教育學生（含民辦學校學生）免除學雜費、免費提供教科書，對家庭經濟困難寄宿生補助生活……

　　對內蒙古海拉爾第二中學資助管理辦公室主任邢虹來說，2010年是一個不平凡的年份。這一年，《普通高中國家助學金管理暫行辦法》正式頒布實施——從小學到大學資助體系里，始終缺失的高中一環終于被補上了。“千萬個家境貧寒、學路曲折的少年學子就此迎來了命運的轉機。”邢虹說。這一年里，邢虹也從政教崗位調轉至學生資助管理辦公室，開始了資助工作，“我要做的工作，是把一份份沉甸甸的助學金，變成改變學生命運的禮物”。

　　一年后的2011年9月5日，財政部、教育部印發《關于建立學前教育資助制度的意見》。換句話說，從學前教育到高等教育階段，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資助政策體系基本健全了。

　　據全國學生資助管理中心統計，2007年至2016年，財政部、教育部等有關部門全面推進完善學生資助政策體系，每年都有新進展，10年間累計出臺學生資助政策文件40余件，新增資助項目17項，資助資金總額10542.26億元，資助學生（幼兒）7.75億人次（義務教育階段只含家庭經濟困難寄宿生生活補助）。

　　前不久，教育部部長助理鄭富芝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經過各級政府各有關部門多年來的不懈努力，我們國家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學生資助之路，這非常不容易。黨的十八大以來，學生資助政策的完善程度前所未有，投入力度前所未有，促進學生資助政策實現了“三個全覆蓋”——所有學段全覆蓋、公辦民辦學校全覆蓋、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全覆蓋。

　　讓全體資助人自豪的是：在現有制度安排下，只要學生家庭經濟困難，無論在哪個地方，無論在哪個學段，無論在哪所學校，都能找得到政府，都能找得著資助中心，都能享受得到相應的資助政策。

　　育人是資助工作的出發點與落腳點

　　2017年年末，教育部黨組印發《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質量提升工程實施綱要》，要求構建“資助育人質量提升體系”，把“扶困”與“扶智”、“扶困”與“扶志”結合，建立國家資助、學校獎助、社會捐助、學生自助“四位一體”的發展型資助體系，構建資助育人長效機制，實現無償資助與有償資助、顯性資助與隱性資助的有機融合，形成“解困——育人——成才——回饋”良性循環。

　　在河南省教育廳學生資助管理中心主任宋振看來，這標志著教育部“正式把學生資助工作上升到育人的高度”。

　　從事學生資助工作十余年，宋振見證了國家學生資助政策從“助困”到“育人”的逐步完善。

　　他回憶，早期，首要問題是怎樣落實國家資助政策，幫助家庭經濟困難學生順利入學并完成學業，工作的重點是“助困”。彼時，有沒有學生因貧失學、輟學，資助資金是否及時、足額發放到位，是衡量工作開展好壞的主要指標。

　　“不過，資助育人的工作理念早已醞釀萌芽。”在宋振的印象中，從中央有關部委到各省市教育、財政等有關部門以及高校，在學生資助工作的具體開展過程中，均把發揮育人作用作為創新和努力的方向。

　　在北京大學學生資助中心主任陳征微的印象里，學生資助工作轉型的一個重要節點是2007年國家新資助政策出臺以后。當時，資助金額大幅提高，基本覆蓋學生在校的基本生活和學習費用。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北京大學的學生資助工作初步從“保障型資助”向“發展型資助”轉變。

　　資助育人在全國學生資助工作者潤物無聲的工作中慢慢鋪開。

　　以1999年開始推行的助學貸款為例，作為無抵押的信用貸款，剛一推出就面臨巨大的社會爭議：學生們將來還不起怎么辦？畢業之后“玩失蹤”怎么辦？賴賬不還怎么辦？ 20年過去，一批又一批的借款學生走進校園、走出校園。他們的信用記錄是如何書寫的？本報記者調查五省份的還款數據表明，他們是值得信任的一代。

　　“資助育人工作理念首次正式提出、并作為新階段核心任務在全國部署，是在2016年教育部召開的高校資助育人工作座談會上。”宋振說。

　　他注意到，在這次會議上，資助育人成為新時期資助工作的新使命。會議要求，學生資助工作要轉變觀念，創新方式，把資助和育人有機融合起來，把資助工作落實到人才培養這個核心任務上。

　　在2017年召開的全國學生資助工作會議上，資助育人工作被列為全年工作重點。

　　教育承載著國家的未來，民族的希望。學生資助肩負著歷史的重任，時代的期盼。

　　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前不久在媒體上撰文表示：學生資助的最終目的在于幫助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成長成才，使他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和進步的機會。

　　華中農業大學企業管理專業研一學生宋明亮家庭經濟狀況不寬裕，從大一至今，他沒有從家里拿過一分錢：助學貸款幫助他解決了學費；持續靠前的專業學習成績排名，讓他年年拿到國家獎學金或國家勵志獎學金，再加上國家助學金和勤工助學的收入，生活費也有了著落，甚至還解決了大三時去韓國做一年交換生的所有費用。

　　“有著與其他學生一樣的鍛煉、成長機會，視野開闊了，性格也更陽光開朗了”，這是宋明亮對自己的評價。被“本禹精神”感染的宋明亮，本科畢業后，曾去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山區小學支教一年，“更能吃苦了，學會走出小我，更加關注社會，也更腳踏實地了”。

　　北京師范大學學生資助管理中心主任董曉蕾經常被那些歷經磨難卻自立自強的孩子感動得淚流滿面，也從他們的經歷中深受教育和鼓舞。她最激動的事情就是看到困難學生群體在成績上居然趕超了非困生。

　　陳征微對此感同身受。“如果說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和家境比較好的學生，存在‘起跑差距’，那么在人生這場馬拉松比賽中，我們所要做的就是幫助他們提供營養支撐，讓他們能夠彎道超車。”陳征微說：“只有當這些受資助的學生在與其他學生的公平競爭中勝出時，他們才能擁有最大的自信，這也是對于他們未來的最大保障。”

　　阻斷貧困代際傳遞

　　內蒙古海拉爾第二中學有3000多名學生，學生家庭分布在25.3萬平方公里的市域內，這個范圍相當于山東和江蘇兩省的總和。

　　為了能夠掌握最真實、最全面的學生經濟狀況，該校資助管理辦公室主任邢虹用盡了渾身解數：班主任、宿管員都是他的“監察員”，海拉爾區各個鄉鎮、街道辦、社區都留下他的足跡，海拉爾區之外的各旗市民政部門也曾接到他求助核實的函件。每次到其他旗市，無論因公出差還是因私辦事，邢虹都帶著當地生源名單，抽出時間去核實了解情況。

　　到2016年，海拉爾第二中學學生資助管理辦公室終于建立了完整的資助學生檔案庫，實現了實時動態更新。“有了這些動態的資助檔案，我們可以做到精準資助，讓每一份資助金都能恰到好處地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不亂發放、不濫發放、不錯發放、不多發放、不少發放。”邢虹說。

　　江蘇省的檔案庫更大。因為該省扶貧部門建有建檔立卡家庭的數據庫。2016年8月江蘇省財政廳、江蘇省教育廳、江蘇省扶貧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聯合印發《關于對建檔立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加強教育資助工作的意見》，并規定：人均年收入低于6000元的建檔立卡家庭學子，不僅讀高中免學雜費，讀本、專科學費也可以全免。

　　這一政策出臺后，有人算過這樣一筆賬，按照理科類本科收費大致標準，以一年學費5500元計算，大學4年學費總計2.2萬元。對經濟困難的家庭來說，學費不是一筆小數目。

　　“建檔立卡貧困家庭是扶貧脫貧工作最需要關注關心的群體。為有效阻隔貧困代際傳遞，有關部門出臺政策最應直接惠及的就是這部分群體。”江蘇省學生資助管理中心主任陳虎說。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研究表明，不同層次受教育者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水平不同：本科300%、初高中108%、小學43%，人均受教育年限與人均GDP的相關系數為0.562。教育在促進扶貧、防止返貧方面的作用，可說是基礎性、根本性、可持續的。

　　“教育扶貧能讓貧困地區的孩子掌握知識、改變命運、造福家庭，是最有效、最直接的精準扶貧。”周洪宇說。

　　教育部已經在連片特困地區省市啟動教育扶貧全覆蓋行動，從學前教育、義務教育、普通高中、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繼續教育、貧困家庭學生7個層面構建全領域結對幫扶關系，全面覆蓋貧困地區每一所學校、每一位教師、每一名學生及每一個建檔立卡家庭，加快貧困地區教育事業發展。

　　湖北省宜昌市秭歸縣學生資助中心陳春曉老師從事學生資助工作已經10年了。一名受助學生的事例讓她記憶猶新。

　　1999年，她去這名同學家家訪。當時，農村老式的廁所一直沒安門簾，因為老師要來家訪，這名同學的媽媽臨時用舊布縫了一個門簾。

　　后來，靠著國家助學政策的助力，這名同學上了大學，讀涉外護理專業。如今，這名同學不僅在上海結婚買房，去年還在老家縣城一次性付款給父母買了一套精裝修商品房，讓父母安度晚年。

　　去年，得知老家一名學生突患急病，這名昔日的受助同學幫忙聯系了上海的醫療資源，并悄悄通過網絡捐助了3000元。“這說明什么？我們的受助學生不僅自食其力、走出大山、讓整個家庭脫離貧困，還用實實在在的行動幫助他人、反哺社會。”陳春曉老師感慨。

　　在秭歸縣，像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陳春曉老師注意到，隨著國家資助政策的不斷完善，山區貧困家庭學子的受教育程度也在逐年攀升。

　　“資助政策帶給這些貧困家庭的不僅有經濟上的幫扶，更關鍵的是造血功能。”陳春曉老師感受到：這些大山孩子向上求學前進每一個腳印的清晰與堅韌，以及背后整個家庭的未來可期。

　　總結經驗，面向未來，學生資助工作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健全學生資助制度”。對全國學生資助系統而言，“這是黨和政府給我們出的試卷。我們就是答卷人。各級各類受益的學生就是閱卷人。在未來幾年，我們將努力答好這份試卷。”全國學生資助管理中心主任田祖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