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鄉村游幾乎成了各地振興鄉村經濟的產業標配。無論是以精準扶貧為目的的地方政府，還是急于尋求投資新風口的工商資本，都對這一新興領域表現出了濃厚興趣。去年下半年，國家十二部委聯合啟動鄉村旅游扶貧工程行動計劃，全國超過2萬個村被列為鄉村旅游扶貧重點村，其中，我省分配到472個名額。3月底，福建鄉村旅游扶貧“春季攻勢”行動在長汀縣啟動。

回顧國內鄉村游并不算長的產業發展史，無法否認的是，其在改造村莊面貌、培育農村產業方面，的確頗有建樹。但縱觀國內的鄉村游案例，唱大戲的更多是行政與資本，本土鄉民的角色顯得弱化。

回溯各地推行鄉村游經濟的初衷，除了源自消費理念的革新與市場需求的變化，更多是為了給鄉村發展注入新動能，使農民在家門口就能創業就業，讓因勞動力轉移而出現凋敝的鄉村“復活”。此外，本土鄉民本身就是鄉村游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人文資源。數千年來活態傳承的人居方式、勞動場景、飲食文化、古法工藝、民俗風情，構成了鄉村的獨特性格與風貌，是最富有人情味的鄉村景觀。

一個理想的鄉村游發展格局，應當是本土鄉民充分認同并積極參與，在與政府、社會資本、游客等角色多元互動的過程中，釋放內生動力，復興鄉村經濟，實現鄉土再造。作為村莊的內生動力，村民在鄉村游中的作用不容忽視。

然而，不少村民對鄉村發展的理念與前景缺乏認同，市場意識尚未覺醒。在發展鄉村游的過程中，容易出現剃頭挑子一頭熱的尷尬情景。早前，福建省旅游局在全省確立了11個閩臺鄉村旅游合作試驗基地，并出資聘請臺灣專家編制發展規劃。當時，臺灣鄉村旅游協會曾3次到訪長泰縣陳巷鎮山重村與后坊村，計劃走村入戶，對村莊的資源進行全方位的調查，對村民一對一地進行產業輔導，卻因為村民不理解、不配合而難以開展。盡管臺灣團隊最后還是拿出了一份較有創意的規劃書，但因為村民實施意愿低，最終被束之高閣。

此外，即便是有意愿參與鄉村游開發的村民，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被邊緣化的困境。近年來，大量工商資本下沉到農村發展鄉村游項目，卻忽視了開發者與原住民之間的利益協調。百姓被從古民居中驅離，無法從旅游開發中獲取適當紅利，進而滋生矛盾甚至沖突，此類現象并不鮮見。發展鄉村游固然需要資本的支持，但鄉村游不能簡單套用規模經濟的邏輯，其背后應有更多社會效益的考量。更何況，原住民的充分參與，確實能成為讓鄉村游產品更具有人情味、更能打動人心的力量。

因此，發展鄉村游，應當理順政府、企業與本地村民之間的關系，強調后者的主體地位。

       作為鄉村游經濟的引導者、協調者與監管者，地方政府的首要責任在于培育村民的市場意識，激活、培育和保護村民的積極性與創造性。云霄縣和平鄉致力于依托當地根基深厚的枇杷產業發展鄉村旅游，鄉黨委書記方藝強描述了這樣的場景：“為了招徠潮汕地區的游客，村里一名50多歲的婦女，無師自通地學會了潮汕方言。村民自發地積極開發各類特色產品，薏米水、枇杷葉茶、菊花茶等紛紛出現在游客面前。”對于這樣看似粗放實則充滿活力的商業形態，即便要考慮將其納入規范的經營框架，也應充分保護村民原生態的活力。 

對于村民發展能力欠缺的現狀，云霄縣下河鄉內龍村的返鄉創業者引入了社區營造的經驗，同樣有啟發意義。他們挖掘本村年輕骨干力量，讓其在修復家鄉土樓、發展生態農業、整治鄉村環境、接待國內外志愿者、外出學習、婦女互助創業的過程中，接受新理念，掌握新技能，試水鄉村旅游，以期最終帶動全村的發展。

拓寬村民在鄉村游經濟中的參與渠道，同樣重要。這個過程中，政府應重在引導社會資本，以項目帶動村民致富，促成資本與村民有效互動。南靖縣南坑鎮新羅村便正在探索村民入股與企業投資相結合的開發方式。按照計劃，全村將有超過500人，以古厝、土地等資源要素入股，參與鄉村游項目開發。這既有助于提高村民參與度，又能有效協調村民與企業的利益關系，保證村民的話語權與收益權，真正實現社會資本抽得回、鄉村發展帶不走。

需要強調的是，主張村民在鄉村游開發中的主體作用，不等同于排斥政府與社會資本參與。缺乏政府的引導與監管，未明晰開發與保護的界限，鄉村游便可能掉入過度商業化、同質化、無序失范的陷阱；缺乏外部資源的導入，鄉村游經濟將心有余而力不足，推進乏力。一個理想的鄉村游發展路徑，應當是以村民自治與參與為核心，多方互動，和諧互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