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世界著名學術出版商施普林格宣布撤下期刊《腫瘤生物學》發表于2012年至2016年的107篇論文，這些涉事稿件多來自國內三甲醫院和著名高校附屬醫院的醫生之作，撤稿原因系同行評議造假所致。問題的關鍵是，這107篇論文全部來自中國，創下了正規學術期刊單次撤稿數量的峰值，令世界學術領域高度震驚，令國人尷尬至極。

對此，也出現了一些關于“國際期刊把關不嚴”、“施普林格也有責任”的評論，這固然有幾分道理，但終究還是狡辯，這種家丑自不必袒護。

事實上，該事件首先與當前學術評價導向的“跑焦”傾向不無關系。這些涉事作者要么急于評審職稱，要么急于申報課題，要么急于提振名氣，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往深里講，科研學術領域彌漫著浮躁風氣，他們不惜通過各種“鉆營”而輕松做到名利雙收，而老實做學問、誠實做事情反倒容易“坐冷板凳”。從另外一個視角分析，此事件全部出自“第三方機構”，據已報道出來的大量事實判定，本應依國際通用慣例負責“語言潤色”、“咨詢服務”的合理正當程序行為，卻被這些“第三方機構”打著幌子、四處運作、錢學交易，把“經”故意念歪了，為那些急于發表學術論文的人代寫、代投，甚至偽造同行評審，提供“一條龍服務”，助長了科研工作者不斷放松戒備警惕，不斷滑向了狹隘的“自我中心主義”的一面。

當然，更重要還是源自于科研人員內心深處自律意識不夠強大，心靈層面學術理想抱負不夠深厚。作為學術規范和最基本的科研誠信之底線要求，不少人觸碰僭越、逾越紅線，顯然這是整個科研工作隊伍需集體反思之處。

當務之急，是如何從制度和機制上遏制論文造假，挽回在國際上的惡劣影響。當前大數據技術及思維已介入并影響到各領域，應用前景明顯看好。那么，包括中國科協、各類學術不端檢測機構、學術監管單位、大量科研機構是否考慮引入大數據技術，將這些潛在的形形色色“問題”、“不端”、“交易”事件進行收集、描述、歸類、編碼、分析，重勘學術道德邊界，集中披露公開事件真相，并動態監控、預警修正這些模糊地帶、疏漏點的發生，使科研機構評價研究成果更能深入肌理，讓科研過程時刻處于“陽光透明”之中，也同時應成為嚴密制度建設的努力方向。

此外，還應推行針對學術不端的信息公示公開制度。通過公示公開信息，可接受社會大眾的全方位監督，自當是一種無形的殺毒劑。通過搭建學術誠信大平臺，將那些失信投機、學術不端者，與高校及科研機構的聘用升遷、項目課題申報、成果獲獎評定等“軟約束”逐步掛鉤，與整個社會信用體系“柔性化”互通相連，以對其形成強有力的道德輿論場壓力和社會排擠力氣場。既讓那些沽名釣譽者無處遁形，更讓那些弄虛造假者付出數倍成本而望而卻步。通過學術倫理和公共治理的共同驅動作用，強化科研人員的自我糾錯與矯正意識，以便升騰起對學術一份敬畏之心，“求真”、“求是”亦自然成為溢滿其間的普遍價值風潮。

（作者工作單位：天津大學研究生院）

(責編：賀迎春、熊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