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風光

藏族男女

藏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

布達拉宮

　　我國藏族總人口628.2萬（2010年），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區和青海、甘肅、四川、云南等省區。藏族是漢語的稱謂，藏族自稱為“博（bod）”。藏語對居住在不同地區的人又有不同的稱謂，如“兌巴”“藏巴”“衛巴”“康巴”“安多娃”等，統稱為“博巴”。

　　藏族的歷史是祖國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藏族最早聚居于西藏雅魯藏布江中游兩岸，在聶拉木、那曲、林芝、昌都等地區考古發掘中，曾發現新、舊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根據古藏文歷史文獻記載，西藏山南地區最早由氏族組成了稱為“博”的六牦牛部諸部落，在《后漢書·西羌傳》中，稱為“發”羌。6世紀時，山南地區的雅隆部落首領成為當地部落聯盟的領袖，號稱“贊普”（王）。

　　7世紀初期，贊普松贊干布統轄了整個西藏地區。他定都邏娑（今拉薩），設官授職，建成自稱為“博”的奴隸制王朝，漢文史籍中稱為“吐蕃”。吐蕃與唐朝的接觸頻繁，藏漢關系友好。641年贊普松贊干布與唐文成公主聯婚，710年，贊普墀德祖贊又與唐金城公主聯婚。唐蕃之間使節往還不絕，吐蕃派遣子弟赴長安學習，并迎請唐朝儒者和工匠藝人來到吐蕃。

　　從10世紀到12世紀期間，整個藏族地區彼此不相統屬，形成了向封建農奴制度過渡的分裂割據局面。早已從印度和漢地傳入的佛教，吸收了藏族地區原始宗教本教的某些內容，受到了人們普遍的信奉，并逐漸形成為一種教派遍布各地的地方宗教，即所謂的藏傳佛教。

　　元朝把藏族地區的分裂局面統一在中央王朝的統治之下。中央設置宣政院（初名總制院），管理全國佛教事務及藏族地區軍政事務，以西藏薩迦教派第五世祖師八思巴為帝師并兼宣政院事。在藏族各聚居區分設3個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分別管轄西北、西南各省藏族地區和西藏地區。由中央頒發封地文書肯定各地封建領主對所屬莊園的占有，封賜印信誥命以確立各級官吏的職權，史稱元朝“郡縣土番之地”，這是中央正式在西藏官建制的開始。

　　明朝對西北、西南藏族地區，基本承襲元朝統治管理的辦法，對西藏地區推行“多封眾建”政策，先后分封三大法王和五大地方之王。同時，通過朝貢和回賜，互通有無，體現西藏與中央政治上的隸屬關系。

　　清朝統一中國，在中央設置理藩院（1906年改為理藩部），管理西藏、蒙古等地事務。對于西藏地區，正式冊封了藏傳佛教格魯派兩大活佛為達賴喇嘛（1653年）和班禪額爾德尼（1713年），設立西藏地方政府“噶廈”（1751年），并任命駐藏大臣（1728年）駐藏，會同地方辦理西藏行政事務。1793年清朝正式頒行了“欽定藏內善后章程”。“章程”對于西藏地區的官制、軍制、司法、邊防、財政、戶口、差役和涉外事宜等，都做了詳細具體的規定，確立了駐藏大臣負責全面督辦西藏事務的職權。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藏族地區成了英、俄、法、日等國的角逐場所。1888年，英國軍隊入侵西藏，在隆吐山遭到藏軍的堅決抵抗。1904年，英國侵略軍武裝侵入拉薩，沿途遭到強烈反擊。清朝政府卻一再委曲退讓，多次與英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辛亥革命后，在英國煽動下，西藏發生了驅漢事件。中、英代表在印度西姆拉舉行談判，英方于1914年提出無理的“內外藏”劃分草案，遭到我國代表嚴詞拒絕。英方代表麥克馬洪竟背著我國代表，私自和西藏地方政府官員非法劃定中印邊界線，即臭名昭著的“麥克馬洪線”。1914年7月，中國政府代表拒絕在《西姆拉條約》上簽字，并嚴正聲明拒不承認此類條約或文件。

　　民國歷屆政府都在中央設有管理蒙藏事務的專門機構。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北上抗日，于1935至1936年先后通過四川、西康、云南、甘肅和青海等的藏族地區，在各地發動貧苦藏族勞動人民進行土地改革，建立勞動人民民主政權。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藏族各聚居區先后解放。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

　　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征

　　藏族聚居地區，在民主改革以前，普遍實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在西藏，清朝設置“噶廈”（即西藏地方政府），設四名“噶倫”，由三俗一僧充任。西藏地方政府在名義上接受達賴喇嘛（或攝政）的領導。過去西藏社會等級森嚴，把人們劃分為三等九級，都是根據人們對于土地的所有權和占有權而區分的。藏族社會基本上只有兩大對立的階級，即農奴主階級和農奴階級。農奴占藏族人口的90%，他們隸屬于各自的領主，沒有人身自由。在西藏總人口中還有5%的奴隸，這些人完全喪失了生產資料和人身自由，終生從事各種沉重的勞動。

　　在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度統治下的藏族社會，藏族各階層人民的社會生活和風俗習慣，具有本民族的特征。

　　藏族習慣上有名無姓。名字一般有男女性別之分，通常是兩字或四字，多取自佛教經典，因而重名的人較多。

　　藏族男女多蓄辮，喜戴首飾。男子頭發編成獨辮盤在頂上，也有的剪短如蓋。女子成年后開始蓄辮，有的梳成雙辮，有的梳成許多小辮披在背上，并在辮梢或特制的發架上掛上飾物。藏族的衣著上身穿綢、布長袖短褂，外著寬肥的長袍，右襟系帶。一些農區婦女穿無袖長袍，長袍多用羊毛織成的氆氌制成。男女均穿氆氌長靴或牛皮長靴。男子腰間系長帶。農區女子多在腰間系一條圖案瑰麗的圍裙，藏語稱“邦單”。

　　農區的主食糌粑是用炒熟的青裸或豌豆磨制成面粉，用茶水拌食。藏族人民喜歡酥油茶和奶茶。牧區的主食為牛羊肉，喜飲青稞酒。以牛奶制成的酸奶、奶渣等也是日常食品。

　　寺院建筑別具風格，層樓重疊，整齊壯觀，主殿經堂寬敞，寺門前砌修大小佛塔供煨松柏枝用，周圍多置轉經筒，由人順時針方向轉動，借以祈福禳災。拉薩的布達拉宮建于紅山上，高達13層，工程艱巨，氣勢宏偉，金頂巍峨，紅白堊壁，渾然一體，是藏族建筑藝術的光輝典范。

　　藏族的雕塑技藝高超，為大活佛造的肉身泥塑，酷肖本人。獨具風格的唐卡畫以鐵線描法為主，結構謹嚴，神態逼真，顏料色澤鮮艷。

　　藏族民間信奉的藏傳佛教是大乘佛教。喇嘛藏語意為“上師”。藏傳佛教中占主導地位的是格魯派。格魯派的屬寺遍及藏族地區，著名的寺院有拉薩的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日喀則的扎什倫布寺，昌都的昌都寺，甘肅的拉卜楞寺和青海的塔爾寺等。格魯派實行活佛轉世制度，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就是這一教派的兩大活佛轉世系統。公元13世紀，噶瑪噶舉派認定一幼童為其著名上師噶瑪拔希的轉世靈童，西藏就此出現第一位轉世活佛，之后，噶瑪噶舉派將這種轉世方式確立并形成制度。格魯派將這一轉世制度進一步完善并發揚光大。到了清乾隆時期，乾隆皇帝頒賜一金瓶，要求活佛圓寂后，須選出候選靈童，然后將候選靈童的名字寫在象牙簽牌上，放在金瓶內，經過高僧大德念經加持，然后由皇帝加封的“呼圖克圖”（大活佛）和駐藏大臣在大昭寺佛祖釋迦牟尼像前共同通過抽簽認定。

　　佛轉世制度得到國家和西藏自治區各級政府的尊重。1992年，國務院宗教局批準了第十七世噶瑪巴活佛的繼任；1995年，西藏自治區按照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經過金瓶掣簽，報國務院批準，完成了第十世班禪轉世靈童的尋訪、認定以及第十一世班禪的冊立和坐床。

　　藏文文獻中保存了大量文化遺產，最早有手卷、木牘、金銘、石刻等。雕版印刷傳自內地，書籍為橫條散葉梵篋本，甘珠爾、丹珠爾兩大佛學叢書舉世聞名，還有各種文史撰述。

　　藏醫有悠久的歷史，講究“望、聞、問、切”，兼通采集和炮制藥物的方法以及針灸、按摩、外科手術等技術，對治療風濕、關節炎、胃病等有獨到之處。

　　藏族能歌善舞，歌曲旋律頓挫抑揚，歌詞貼切合韻，唱時還可伴以各種舞蹈，舞姿優美，以踢踏舞為最具特色。

　　藏戲是一種獨特的戲劇藝術，擁有眾多的藝術品種和流派。唱腔高亢雄渾，服裝從頭到尾只有一套，演員不化妝，主要是戴面具表演。

　　藏族人民的嶄新生活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藏族人民從此進入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1951年，達賴十四世丹增嘉措親政，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所派代表在北京進行談判，于5月23日簽訂了關于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議。從此，藏族人民在祖國的民族大家庭中開始了新生。

　　1951年，中央代表張經武同志經亞東來到拉薩，遵照協議規定，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各地。1952年，西藏地方政府的司曹（代理司倫）魯康娃·澤旺饒登和洛桑札喜等人，陰謀策動西藏分裂，被迅速平定。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返回日喀則，實現了國內民族和西藏內部的親密團結。

　　黨中央根據藏族歷史發展和社會發展的特點，用了10年的時間完成藏族地區的民主改革。1965年9月，西藏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選舉產生了西藏自治區自治機關及其領導人，宣告了西藏自治區的正式成立。阿沛·阿旺晉美當選為自治區人民委員會主席，一大批翻身農奴擔任了自治區各級政權機關的領導職務，標志著西藏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開始全面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藏族干部成為藏族自治區域干部的主體。還有一批藏族公民直接參與管理國家事務，有的還在中央國家機關擔任領導職務。在歷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先后有十四世達賴、十世班禪、阿沛·阿旺晉美、帕巴拉·格列朗杰、熱地等藏族公民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在中國共產黨“慎重穩進”方針指導下，藏族各地根據實際情況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到1975年，全區實現了人民公社化。西藏地區城鎮手工業和私營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在1976年初順利完成。但此后的文化大革命給西藏地區帶來了嚴重的干擾和破壞，給工、農牧業生產造成了很大的損失。粉碎“四人幫”以后，西藏的各項建設事業又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更加重視藏族地區的發展建設。1994年初國務院討論通過《中國21世紀議程》，決定實施“青藏高原民族經濟與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方案”（簡稱9525工程）。該方案從1995年開始，實施時間為25年，為青藏高原未來各項事業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從1984年到2001年，中央政府先后召開了4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做出了中央政府關心西藏、全國各地支援西藏的重大決策，有力地推動了西藏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極大地提高了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保證了西藏人民平等和自治權利的實現。

　　經過50多年的建設，特別是近30多年的改革開放，西藏在經濟制度、經濟結構和經濟總量上均實現了重大飛躍，邁進現代市場經濟。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摘自《民族問題五種叢書》之《中國少數民族》卷，苗春編輯整理。本版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