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殿文

民之安，和為貴。河南衛視公共頻道的《百姓調解》欄目說的是家長里短，解的是百姓之憂。欄目自創辦以來，深得觀眾的信任和喜愛，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已經成為百姓化解矛盾糾紛的一個新型平臺。《百姓調解》中可以讀到法治精神——《百姓調解》雖然不是法庭調解，而是在道德層面的協商和調解，但它時時處處都與法律形影相隨。法律和政策，就是調解員的依仗和后臺。這里，既有是非判斷，也有風險判斷；既有利益交割，也有情義交換。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又是相互轉化的。轉化而不激化，引導而不誤導。《百姓調解》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詮釋著什么是天理，什么是國法，什么是人情。《百姓調解》所傳遞出來的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是活色生香的，也是潛移默化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百姓調解》功不可沒。

“和事佬”巧解疙瘩事。項城市的“社會法庭”有異曲同工之妙——“社會法庭”有“法庭”之名，卻無“公堂”色彩。以民調小組的形式來開展工作，通過村里德高望重的“和事佬”，依據傳統習俗和約定俗成的鄉規民俗來解決糾紛。它以突出民間特色，注重以人際關系、鄉規民俗和風俗人情等為準則，及時有效化解各類矛盾，避免、減少“民轉刑”案件的發生，有效提升了群眾滿意度。筆者看罷，不禁為之叫好。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調解法》（以下簡稱《人民調解法》）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幾年間，《人民調解法》完善了人民調解的組織形式，體現了人民調解的靈活性和便利性，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了人民調解與其他糾紛解決方式之間的銜接機制，有力地推進了人民調解工作依法規范順利進行，使人民調解工作進一步實現了有法可依，步入法制化、規范化的發展軌道。2013年以來，各級司法行政機關共調解各類矛盾糾紛3719.4萬件，其中行業、專業領域矛盾糾紛545萬件。

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各種利益沖突引發的社會矛盾糾紛多樣多發，一些領域糾紛增多，防范化解難度加大。據了解，在基層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中，一半以上都是涉及婚姻家庭、鄰里關系、民間借貸等直接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家務事”，一旦進入司法程序，甚至能打十幾年的官司，從而導致“一場官司十年仇”的局面，而利用鄉規民俗來解決這些“家務事”，正是這些鄉村“和事佬”的“拿手菜”，被群眾稱贊為“金牌調解”。

項城市“社會法庭”自2010年6月設立以來，由于受理方式比較靈活，措施比較機動，程序簡單，不受時間約束，在一次次的實踐中，化解各類矛盾糾紛2600余起。有識之士說，雖然“社會法庭”的社會法官不是“官”，但其生命力在于社會性、民間化；雖不是正牌法官，但卻一直在為民辦“正事”。這既是民調工作的創新，也是做好農村工作的一種有益嘗試。

無獨有偶。作為“全國雙語和諧社區試點單位”，遼寧省沈陽市和平區西塔街道圖們社區摸索人民調解在社情復雜地段化紛止爭的工作模式，巧借司法及群團組織等“外力”，矛盾糾紛的調解成功率已連續多年在九成以上。無論項城市的“和事佬”巧解疙瘩事，還是和平區西塔街道圖們社區巧借司法及群團組織等“外力”化解社會矛盾，都是基層人民調解在實踐中有益的探索，也為各地提供了可供借鑒的標本。　　

法律的生命在于落實，《人民調解法》也是如此。需要明確，各級司法行政機關充分發揮人民調解組織網絡健全、熟悉社情民意等優勢，做好各類矛盾風險防控化解的源頭性、基礎性工作是要義之要義。這樣持之以恒地開展矛盾糾紛排查化解專項行動，組織動員廣大人民調解組織和人民調解員，對于有效化解矛盾糾紛，防止發生群體性事件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