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國居民上網人數已過半，有90.1%的網民則通過手機上網。這是我們黨在新聞輿論工作中面臨的前所未有的新情況。

4月19日，習近平同志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群眾在哪兒，我們的領導干部就要到哪兒去”，這是在移動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時代貫徹黨的群眾路線的必然要求，是煥發互聯網的人民性，培育新型民主的必由之路。這項工作做好了，必將極大地增強中國的文化軟實力，甚至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杰出貢獻。

李希光同志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研究成果報告會上

多年來，在國際傳播中呈現出西強我弱的態勢。近年來，黨和政府在國內輿論傳播中也出現西強我弱態勢。越是遇到重大政治問題、歷史問題、意識形態問題和重大敏感事件等，黨和政府在國內的傳播，特別是網絡傳播上，越顯得很弱。難道是中國共產黨在當今的移動網絡，特別是社交網絡媒體環境里，沒有自己的傳播資源？失去了自己的傳播優勢？恰恰相反，在當今的社交網絡媒體時代，中國共產黨擁有國內任何政治勢力無可比擬的組織優勢、資源優勢和渠道優勢。

現在，我們黨正處在重建扁平化宣傳輿論工作機制的新時代。扁平化的宣傳機制可以追溯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宣傳思想和工作方式方法。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曾經是扁平組織，極為親民，為百姓辦事不分大小巨細。干部戰士要保證房東家里“缸滿院凈”，還要“為家家戶戶排憂解難”。 在宣傳工作中，也同樣堅持走群眾路線，依靠群眾辦報。毛澤東同志曾提出著名的“掃地論”。他說：“對于中國人民腦子中的落后的東西，我們要去掃除，就行用掃帚打掃房子一樣。從來沒有不經過打掃而自動去掉的灰塵。我們要在人民群眾中間，廣泛地進行宣傳教育工作……”（《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31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習近平要求領導干部上網看一看，跟毛澤東同志要求宣傳到人民中間去，走群眾路線是一脈相承的。

社交媒體是黨的群眾路線的新疆域。在科層化的宣傳體制下，黨的群眾路線工作難以在媒體上貫徹落實。但是隨著互聯網突破Web1.0的門戶網站時代，跨越了web2.0的個人媒體時代，全面進入web3.0的社會化媒體時代，黨在互聯網里的群眾工作將出現一個新疆域和新局面。各級黨員干部可以通過開設自媒體平臺，跨過資本化和大V化的網絡傳播障礙，直接與群眾對話。這種工作局面其實早在延安時代的群眾工作中就有的，所以又稱“舊土新歸”。各級黨委書記、黨委委員、支部委員和普通黨員都應當在網絡里建立自己的朋友圈，確保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頂層決策者能聽到各個階層人民群眾的呼聲，打破少數精英和利益集團在改革問題上的話語霸權和黑箱作業，確保各個階層人民群眾的言論表達權和對公共事務的知情權。這種接地氣的扁平化自媒體傳播，可以讓各級黨組織切實地了解社情民意，及時進行釋疑解惑。通過網絡群眾路線，黨將會明晰自己的執政基礎和群眾基礎在哪里。

各級黨組織可以采取以下六個方面的具體措施，來落實習近平有關黨的領導干部上網的要求，做好移動網絡的群眾工作。

一、通過移動網絡做好黨的組織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思想建設。正確的輿論引導體制機制是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的結果。輿論引導體制機制不是空中樓閣。建立與完善正確的引導輿論體制機制的目標之一是增強黨設置政治議程、公共議程和新聞議題的能力，從而主導社會輿論力，讓黨設定的改革發展方向和改革日程主導社會輿論發展方向。正確引導輿論體制機制的完善與建設，是有一個十分清晰的目標的。其目標之一是確保中國共產黨在互聯網時代的新聞敘事權、議程設置權和黨的意識形態的主流地位。就像習近平同志指出的，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需要全社會方方面面同心干，需要全國各族人民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

二、通過網絡建立一個扁平化的宣傳機制。這個扁平化的宣傳機制的核心是把人民群眾放在核心地位，黨和政府直接與人民群眾對話，特別是黨的高層領導把心里想說的話、在黨內說的話，直接通過現代媒體說給人民群眾，形成一張扁平化的黨中央與人民群眾直接雙向溝通的網絡。通過黨中央與黨員干部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扁平化傳播機制的建立，可以減少中間層級在傳播中央聲音過程中制造的錯誤信息和雜音，避免有的媒體和網絡不完整報道中央高層的講話，而是通過某些公知大V的解讀，對中央高層講話別有動機地進行另設議題的解讀。

三、黨的領導干部要帶頭在微信和微博里實名發言。習近平同志明確指出，黨媒姓黨。在社交媒體時代，每個黨員領導干部，至少是各級黨委的宣傳部長們應該毫不含糊地開辦真名實姓的微信和微博，亮出自己的共產黨領導干部的身份，而不是像革命戰爭年代的地下黨員那樣在人群中“潛水”。即使在革命戰爭年代，隱瞞自己共產黨人真實面目、從事隱蔽工作的黨員也是極少數人。絕大多數共產黨人都是公開舉旗，沖在斗爭的第一線的。如果《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黨的領導干部的言論、領導講話和指示都是隱去講話者的真名，那是沒有戰斗力的。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在社會化媒體平臺里，應該像種子一樣，把黨的思想、政策和重要言論通過各個熟人圈群實現快速的“裂變”，持續地發出正能量，重新把人民群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讓人民在社會改革和經濟改革的進程中當家作主，重振人民群眾對黨的信任和信心。每個黨員，至少每個黨員領導干部的微信和微博就是一張小小的《人民日報》。毛澤東在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中多次強調在辦報中要走群眾路線。他提出: “我們的報紙也要靠大家來辦，靠全體人民群眾來辦，靠全黨來辦，不能只靠少數人關起門來辦。”在移動網絡時代，唯有我們的8000多萬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都上網，并在網上真名發聲，我們的基層黨組織才不會成為僵尸組織，我們黨的媒體也不會變成僵尸媒體。

四、黨要鼓勵和組織其8000萬黨員實名注冊，上社交網絡媒體。如果每個黨員通過社交網絡媒體，在網上聯系兩個黨外人士，每個支部書記聯系5個黨外人士，每個黨委書記和黨委常委聯系10個黨外人士，黨的網絡輿論環境將會是什么樣的嶄新局面？各級黨支部書記、黨委書記、宣傳部長通過真名實姓地開微博、開公信號，每天隨手發一條百十字的微信和微博，就會在社交網絡圈里形成一股強大的不可阻擋的正能量洪流。與此同時，人民群眾不僅可以通過這些黨員領導干部每天隨手發的微信和微博了解黨和政府的政策，而且能夠對黨員領導干部個人的工作和思想作風進行監督。各級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通過網絡走群眾路線，對建設性意見就能夠及時吸納，對群眾的困難就能及時幫助，對群眾不了解情況的就能夠及時宣介，對群眾模糊的認識就能夠及時廓清，對群眾的怨氣怨言就能夠及時化解，對社會上錯誤看法就能夠及時引導和糾正。這樣一來，互聯網就成了解群眾、貼近群眾、為群眾排憂解難的新途徑，成為發揚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監督的新渠道。

五、黨的領導干部要真名實姓地建立自己的朋友圈并加入不同的興趣群。社會化媒體建立的“朋友圈”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現實中的黨員和黨員領導干部也可以與興趣相投的人在互聯網上聚集成群，突破地理空間的界限，共同討論社會話題。與傳統的輿論場相比，這些朋友圈群所形成的輿論更容易深入人心，對人們的認知、態度乃至行為產生深刻的影響。中國的微信擁有已超過5億用戶，人們每天都在熟人圈和興趣討論群中分享對社會熱點話題的看法，這已經成為中國輿論的新常態。黨員干部可通過扁平化組織和自媒體繞過資本集團控制的網絡媒體和商業媒體的議題設置，直接并完整地把黨的最高領導人的聲音和議程傳遞給基層社區，就意味著熟人圈的正能量將壓倒新聞媒體和微博的負能量。

六、變被視為思想意識形態領域淪陷的“網絡飛地”為黨的意見領袖成長和實踐的沃土。那些真名實姓地開設微信和微博的領導干部，就是黨在網絡各個社區的宣傳積極分子和輿論領袖。黨的這些網絡輿論領袖通過個人開設的一個個朋友圈和社區群體，構建起了社交媒體的扁平化宣傳機制。這個網絡扁平化宣傳機制讓人民群眾在社會改革和經濟改革的進程中能直接聽到當年“支書”的親切聲音，重新把人民群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人民群眾對改革的進程也有地方發表自己的真實想法，重振人民群眾對黨的信任和信心。黨員領導干部通過每天用真名實姓撰寫有關黨的政策和黨的重要活動信息的幾行字，便是在人民群眾最直接地開展宣傳工作，可以大大減少資本集團控制傳播的中間環節，避免信息傳播失真。

黨的輿論領袖在朋友圈和群里的選題要貼近群眾，語言和文風也要接地氣。例如毛澤東同志曾要求報紙上刊登消息的次序規定要由近及遠，把本鄉、本區新聞放在首要位，其次才是本縣、本省乃至全國新聞。在語言風格上，他要求《時事簡報》的地方版要采用本地土話，紅軍版用十分淺白的普通話。這可以說是最早的“朋友圈”。通過各級黨員干部在不同的社區重建與民眾的鏈接，黨的宣傳工作可以直接向不同社區的“窄眾”提供新媒體服務。由于各個領域的黨員干部的專業背景、興趣愛好、知識結構、教育背景和人生經驗不一樣，這些黨員干部在社交媒體里的宣傳形式、宣傳產品、宣傳渠道必定是多彩多姿的。通過全黨辦宣傳，通過借社交媒體這艘大船出海，把群眾的宣傳工作開展到移動終端的自媒體圈內，黨的方針路線就更容易被群眾理解和接受。與此同時，廣大人民群眾的社會變革聲音通過一個個熟人圈里的各級黨員領導干部，迅速傳達到黨的高層，讓人民群眾的聲音在改革話語中占有一席之地，能夠有效扭轉話語權資源分配嚴重失衡的局面，從而消除潛在的政治和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黨貫徹網絡群眾路線的目的不是為了維穩，而是為了爭奪群眾。開展線上的群眾工作，千萬不要忘了更為重要的線下的群眾工作。面對網絡時代愈來愈多的虛假信息，唯有面對面交流才能獲得真實的東西。當前，黨的優勢話語不僅在微信號、公信號和微博等社交網絡媒體，更在于線下黨的基層組織這個平臺。黨的基層組織是走黨的群眾路線的最后一公里。移動網絡是遠程操縱群眾，而黨的基層組織平臺是面對面交談、真人對真人交談的傳播。黨的基層組織應該成為接地氣，見真人，做實事、贏民心的主力平臺。這個線下的最后一公里是黨的政權的支柱、黨執政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