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艾滋兒童去普通學校就讀，特別是在個人隱私極易被發現的熟人社會中，并不現實。

　　湖南寧鄉縣流沙河鎮高山村11歲的女孩莎莎，本應該讀小學五年級。兩年前被確診出艾滋病后，莎莎上學的想法遭到了其他學生家長的強烈反對，經過一年多的拉鋸，莎莎還是失學了。

　　像莎莎這種因患艾滋病而不能正常入學的情況，絕非個案。據專家于2012年底估算，我國當時14歲以下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兒童大約有8000人，現在可能有所增加，或多或少都會有上學難的問題。

　　對于艾滋兒童接受教育的權利，我們并不缺乏相關法律的保護，從隱私權到配套的關愛措施，都有著較為明確的規定，“保證不讓受艾滋病影響兒童因家庭困難上不起學或輟學”。即便如此，仍舊有不少的“莎莎”，面臨著相似境遇。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公眾的“恐懼”。

　　對艾滋病的恐懼，真的只是因為人們無知嗎？并不絕對如此。新聞中有兩個細節值得注意：一是教育部門不斷向學生家長說明艾滋病的傳播途徑，告訴他們一般不會傳染給他們的孩子，但家長們仍舊不答應，因為他們擔憂的是那萬分之一的可能性；二是有知識和有認知水平的老師，在來到莎莎家上課的時候，居然也十分忐忑，連水都不喝，并有不愿意繼續教下去的念頭。

　　家長和老師的反應很具代表性：從個人的“理性選擇”出發，哪怕傳染的可能性再低，人們也會趨利避害。公眾對艾滋病毒攜帶者的偏見，或許比外界想象的嚴重。像新聞中的老師，了解科學知識，也認為不該歧視艾滋病病毒攜帶者，但真讓自己去做就畏縮。

　　在此情境下，只強調保障艾滋兒童進入普通學校就讀的權利，就有些不接地氣。因為他們的入學，要么會引發其他孩子轉學，要么會被其他孩子孤立，如此不僅讓他們不能安心地接受教育，反倒會造成更深的心理創傷。

　　讓艾滋兒童順利入學，盡管需要不斷加大對艾滋病的科普力度，讓學生和家長從心理層面上真正接受，但就現階段來講，亦需要采取其它可行性的配套措施。

　　比如：加強對艾滋兒童的心理干預，首先在心靈層面予以關愛；開辦專門的學校，有針對性地為艾滋兒童提供教育服務。山西臨汾的紅絲帶學校所取得的經驗，就很值得借鑒。雖然這樣做很無奈，但要明白，讓艾滋兒童去普通學校就讀，特別是在個人隱私極易被發現的熟人社會中，并不現實。

　　消除對艾滋病的偏見，保障艾滋兒童的受教育權，自然需要不懈地做好科普工作，但也不能只靠科普。現階段應結合實際情況，采取多樣化的措施保障艾滋兒童的基本權利，讓攜帶艾滋病病毒的孩子安心地坐在教室里。（張松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