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銀行宣布自3月1日起，普遍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消息一出，激起海內外極大關注。

如果橫向地比較各國準備金率，以及縱向地看中國過去五年來連續8次降準的趨勢，我們對此次降準的客觀、冷靜的心理指數就會大于當下國內外輿論的驚愕程度。

事實上，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世界主要央行都采取了寬松貨幣政策。主要央行的準備金率都維持在一個非常低的水平。如截止2016年1月，美聯儲按照存款金額不等執行3%-10%的準備金率，其中15,200,000美元之內不需繳納準備金。日本央行按照存款金額不等執行0.1%-1.2%的準備金率。歐洲央行按照存款期限不等執行0%-1%的準備金率。

相比之下，中國央行的準備金率卻長期保持在16%-21%之間。2011年6月開始，央行開始有針對性地對金融機構從最高位的21%實施定向降準，以進一步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促進結構調整。五年連續9次降準后，目前我國大型金融機構的準備金率為16.5%, 中小型金融機構的準備金率為13%。但即使這樣，中國金融機構的準備金率，仍大大超過全球其它主要央行執行的準備金率。

自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美歐各國逐漸減少使用準備金率來進行信貸調控，而相比之下，中國即使面臨巨大2008年以來全球經濟的巨大下行壓力，仍然一直嚴格、自覺遵守金融自律規范，并沒有過多依靠貨幣工具來刺激經濟。這表明了中國的經濟責任，更進一步顯示，相比其他許多國家，目前我國政府政策“工具箱”中的政策工具還很多。

財長樓繼偉在2月26-27日上海G20財長央行行長會上就專門指出我國政策（包括貨幣和財政政策）回旋余地還比較大。例如，作為維持一國匯率穩定、應付國際支付的重要力量“外匯儲備”，截止2016月1月末，我國的外儲余額為3.2萬億美元，仍遙遙領先保持全球第一地位，是外儲居世界第二位的日本的2.5倍。

巨大的外匯儲備是調節國際收支，穩定本幣匯率，維護國際信譽，增強綜合國力，抵抗金融風險的重要基石。雖然2015年外匯儲備減少了5127億美元，但我國全年外貿順差仍高達3.7萬億人民幣（約合5657億美元），持續的貿易順差，也是我國人民幣匯率能夠長期保持穩定的重要支持因素。這也正是央行行長周小川在上周發布會上講中國“對外支付能力目前沒有值得擔心的地方”的底氣所在。

現在，許多輿論單純從數據上看待目前中國的經濟增速下行狀況。比如，以國際貿易為例，2015年全年貨物進出口總額2.5萬億。其中出口1.4萬億，下降1.8%；進口1.1萬億元，下降13.2%。數據的直觀感覺是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的增長作用在下降。

但仔細分析發現，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和實際增速并沒有降低。例如，2015年進口下降13.2%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大幅下跌。全球主要價格指數，如道瓊斯商品指數（DJ Commodities）、標普-高盛商品指數（S&P GSCI）顯示2015年3月至2016年2月，全球價格跌幅高達26%和36%。因此，我國進口總額雖下降，但考慮到同期國際商品價格（如石油、鐵礦石等）的大幅下跌，我國進口總數量不僅沒有下降，還有可能是正增長。

目前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仍然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另外，即使我國增速降為7%以下，但基于一個10萬億美元的龐大經濟體，每年的增量也將接近7000億美元，仍然貢獻全球經濟增量的30%以上。更重要的是，目前每增長一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量，相當于10年前2.6個百分點的增量。

我們應有足夠理由對我國經濟保持信心。例如，最新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第一產業增加值增長3.9%，第二產業增加值6.0%，第三產業增加值8.3%。其中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為50.5%，首次突破50%。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速超過全年GDP6.9%的增速、第三產業比重首超50%，這些可喜變化說明我國經濟的結構性調整初見成效，現在的結構更加合理，增長更加平衡，我國經濟也正在邁向更高水平發展階段。

目前，中國大力推動結構性改革，并實現多種政策工具之間的協同效應也得到G20國家的廣泛認可。2月26-27日G20財長/央行行長會后發布的公告中，專門提出“我們將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政策，來實現這些目標…我們重申，結構性改革在提高生產率和潛在產出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這一聲明指出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與結構性改革的互動關系。通過三者之間的協調配合，將能起到乘數作用，進而實現政策效果的最大化。

但同時，我們也應該注重短期政策和長期政策的互補性和次序性。作為短期政策的重要手段，即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主要是解決當下的緊迫問題。一國政府可通過研判經濟形勢和發展階段，瞄準時機，適時推出例如寬松貨幣政策，從而力圖達到立竿見影的效果。我國央行2月29日宣布的降準就是為了緩解趨緊的市場流動性，和引導貨幣信貸適度增長。但是解決經濟長期發展的根本措施應著力于結構性改革，這一點在當下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邊際效用遞減的情況下顯得越發重要和緊迫。因此，在借力短期政策達到穩定經濟目標之后或同時，應及早、盡快著手結構性改革，這才是一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來源。

總而言之，盡管短期風險依然存在，中國經濟正在逐步進入更加平衡、穩健發展軌道。我國政府應該堅定不移的開展結構性改革，加強多種政策工具之間的協同作用和先后順序，在重大宏觀政策調整時保持與國際社會的充分溝通，進而推動我國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并為全球經濟的復蘇和增長貢獻更大力量!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宏觀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