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1月20日電 （劉映）推進中的《中醫藥法(草案)》，正在引發更為廣泛的關注。2016年1月19日，中華中醫藥學會《中醫藥法(草案)》征求意見座談會在京召開，與會專家從多個方面提出了很多意見。據了解，2015年12月，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初次審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法（草案）》。隨后在中國人大網公布了《中醫藥法(草案)》，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

    國際傳統醫學競爭激烈 立法目的不在“管”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局長、中華中醫藥學會會長王國強表示，目前，國際上在傳統醫學特別是在占領傳統醫學方面的引導、指導、主導話語權方面，競爭很激烈。作為傳統醫藥大國，中醫藥是中華民族的瑰寶，要深入挖掘中醫藥這個寶庫，能夠運用現代科學技術來推進中醫藥的現代化，推進中醫藥走向世界這樣的一個進程，需要加快中醫藥立法的進程。

    “現在，日本提出‘健康日本2035年’這樣一個戰略，其中特別提到未病戰略，未病戰略就是不得病、少得病、晚得病，就是我們中國傳統中醫的精粹‘治未病’，這說明中國的傳統醫學精粹，不但得到了世界的認可，且都已經在實施。作為中國來說，如何發展好、弘揚好中醫藥，更關鍵的是我們應該有主導權，如果我們不領先，不去做，這個東西可能被別人拿走，我們要有危機感和緊迫感。”王國強說，推動中醫藥立法，并不是“管”中醫藥的，更重要的是繼承、創新、促進發展中醫藥，政府應當有更多的承擔。但中醫藥并非靠一時的重視推動，它是要有基礎的。培養中醫人才也不是幾年的事，要長期培養、長期臨床、反復臨床，讀經典，要有悟性，要領會。對于中醫藥領域存在的一些典型問題，如“九龍治水”、“高位截癱”、“上熱下寒”等，以及“各種脫節”：中醫中藥的脫節、中醫臨床和教育的脫節等，這些問題都是直接影響中醫發展、影響到中醫特色的體現，影響按照中醫自身發展的精神，這些都需要通過立法來推動解決。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法監司司長桑濱生表示，目前收取到的各方意見，基本肯定了中醫藥法立法的必要性，并認為要加快中醫藥法的出臺。

    桑濱生表示，中醫藥法立法的宗旨是保護、扶持和促進中醫藥的發展，立法所要解決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要將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法律化、制度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二是要遵循中醫藥發展的規律，建立符合中醫藥特點的管理制度，由中醫醫師、診所準入、中藥飲片、中藥制劑管理、人才培養等都有新的規定。三是推進中醫藥的繼承和創新發展，保持和發揮中醫藥的特色。如加強師承教育、學術傳承、中醫藥傳統知識保護等，同時也鼓勵創新、鼓勵利用中藥的理論和技術方法創新。第四是強化政策支持和保障，明確政府為中醫藥事業發展，提供政策支持和條件保障。第五是發揮政策和市場兩個作用，在明確政府責任的同時，鼓勵社會力量辦中醫。六是堅持扶持和規范并重，在促進中醫藥事業發展的同時，注重強化中醫藥服務監管，預防和控制醫療安全風險。第七是與相關法律的銜接，中醫藥管理上不與現行的法律發生沖突，做適當的調整。

    國醫大師呼吁中醫中藥“不可分割”

    《中醫藥法》的立法，對中醫藥事業的競爭和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國醫大師金世元表示，中醫中藥是一個理論體系，不可分割。藥是中醫治病的有力武器，中醫中藥必須密切結合才能形成戰勝疾病的有機整體。但作為行業來講，兩者又屬于兩個行業，中醫衛生醫療行業，中藥屬于生產經營企業性的，是有所區別的。中醫藥也有其自身特點，中藥具有歷史悠久、來源廣泛、品種繁多、產區分散、現狀各異、成分復雜、療效不同的特點。近年來，由于中醫藥事業不斷發展，用量也猛增，出現了貨源不足、部分藥品緊張等情況。借此機會有不法商販制假、摻假，影響了用藥療效，必須依靠法制管理才能有效。

    北京崔月犁傳統醫學研究中心主任張曉彤表示，“第17條提到的建立中藥材流通追溯體系，這個對中藥材的管理作用不大，且非常煩瑣，還容易給相關單位人員增加徇私和作假空間，因此，建議把流通追溯體系改為質量監測體系，由中醫藥主管部門來主管。”

    張曉彤還建議，第12條建議加上把中醫藥納入國家衛生防疫體系，“SARS已證明中醫藥具有強大的防疫功能，因此，條款中僅說積極運用中醫藥技術方法是完全不夠的。還有一個理念問題，我們中醫治未病，中醫消除治病的條件因子，這些都應該在防疫體系中得到重視，而現在衛生防疫體系把中醫打得太遠了，于國于民是非常不利的。”

    重視人才培養 立法更需“嚴字當頭”

    金世元表示，中醫藥人才培養問題更為重要。除了中醫人才嚴重缺乏外，從事中藥的人才同樣缺乏，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行”。“我了解的中藥炮制人員很多不是正規學校畢業，大部分是臨時工。中醫藥人才的培養，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培養出來，因此應重點考慮人員培養問題。”金世元說。

    國醫大師孫光榮表示，中醫藥立法必須凸顯立法依據的高度，不僅是行業的立法，而是為國立法，為民立法，為中華祖孫立法。為此，他從十個方面提出了相關建議，包括立法總則、《中醫藥法》名稱等，并提出“三并重，三優先”方針，包括預防與醫療并重，預防優先；農村與城市并重，農村優先；中西醫并重，中醫優先，并且進一步突顯政府的地位與職責，提出加大各級政府對中醫藥事業發展的投入，明確對中醫藥事業發展的投入占國家經濟的比重，加強扶持促進保障的力度，進一步明確政府在保護基層創新發展中，臨床教育科學文化以及中醫藥生產的引領起到監管的作用。

    在中醫藥人才培養方面，孫光榮也特別提出，建議制定改革中醫高院校，課程設置和改進信息教材的方向，增加中醫藥專業課程的比重，增加中醫藥經典教學的比重，增加中醫學術經驗全程的比重，增加院校特色教材的臨床，帶教課時的比重，如此才能夠不僅僅考察應是可行，而且能夠臨床應用課程可行。

    在座談會上，北京中醫藥大學校長徐安龍提出，對于中醫藥人才培養，特別是師承教育方面，證明一定要嚴謹。“這一點國外有很多好的經驗，比如從業專家授了多少課，拿到什么學位，有多少臨床，哪個診室開的證明等，一旦發現開假的，這個證明就會被取消。‘嚴字當頭’，我們對自己嚴，別人才能更加相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