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格蘭瑟氣候變化與環境研究所、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氣候變化與政策中心最近對各國2015年12月參加巴黎氣候峰會前提出的減排目標進行分析后發現，到2030年全球溫室氣體的總排放量仍然要達到570億噸，這與升溫控制在2℃相應的控制排放量之間尚存至少130億噸的差距。對于人類來說，危險正在增加，而能夠遏制危險的機會正在變小。為此，“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會議迄今已經召開了20次。但是，對后“京都議定書”時期，各方仍然沒有形成一個清晰的、實質性的減排方案，這當然需要博弈。

　　合作共贏地應對氣候變化，不僅可以為打破氣候談判僵局、促進全球氣候治理機制改革、提高治理效率、加快向綠色低碳經濟轉型提供方向和指導，同時也可以成為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突破口，為推進其他領域的合作共贏，積累經驗和探索道路。

　　氣候變化是人類共同面臨的嚴峻挑戰，它使國際社會聯結成最廣泛的命運共同體。氣候變化事關各國的經濟和安全利益，不容小覷。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聯合國氣候變化政府間合作委員會”等國際公約和國際機構的影響下，氣候變化問題已經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多邊關系。世界各國在氣候變化的雙邊關系和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內行動等方面，都需要以坦誠的態度進行合作。雙邊對話和政策協調，健全和完善已有的國際氣候治理方案、政治架構，體制和機制固然重要，在缺乏相應規范的領域探尋新的、為世界各國都能接受的方案更是迫在眉睫。

　　A、生態挑戰與中美困境

　　由于幅員遼闊、海岸線漫長，中美兩國都極易受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中國《氣候變化國家報告》提出，在年平均氣溫上升的幅度、海平面上升的水平等方面，中國受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與此相類似的是，美國也受到氣候變暖的嚴重影響。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2013年發布的報告稱，2003年至2013年是美國有氣象記錄以來平均溫度最高的10年。自1880年以來，美國10個最暖的年份中，有9個就發生在這10年之中。2012年，美國東部遭遇了強烈的風暴——桑迪颶風，影響了1600平方公里的廣闊地帶。颶風給當地帶來了強降雨甚至降雪，導致停電以及125人死亡。

　　在全球氣候治理格局中，中美處于大國地位。同時，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費國和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兩國所消耗的能源和排放的溫室氣體分別占全球同期的40%以上。中美兩國能源結構都是以煤炭為主。2013年中國煤炭消費總量36.5億噸，占本國一次性能源消費結構的67%。煤炭雖然是污染最重的能源之一，但在美國卻是最重要行業之一。美國的煤炭發電仍要占到一次性能源消費的37%，排在天然氣和核能之前。

　　中美兩國的經濟、能耗和排放的大體量決定了中美氣候治理戰略的選擇。對于遏制氣候變化，到底是做出榜樣，還是加深危機，中美的行動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世界應對氣候變化的格局和進程。國際能源署報告稱，2004年至2013年的十年中，全球二氧化碳年均以2.4%速度增長。但到2014年，在全球經濟增長3%的情況下，當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卻保持在2013年的323億噸的水平，這是40年來在沒有經濟危機的情況下第一次出現這種情況。世界能源署把這一變化歸結為兩大原因：一是中國減少煤炭的使用，并增加水電、風能、太陽能的發電裝機容量；二是美國等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已經開始將經濟增長與碳排放增加脫鉤。

　　可以佐證以上判斷的情況是：2010年全球水電發電量增長了5.3%，其中60%來自中國；全球的可再生能源中的生物燃料增加了13.8%，主要來自美國（17%）；全球用于發電的可再生能源增長了15.5%，其中風能發電量增長了22.7%，而風能發電的增長又主要來自中國和美國，占全球增量的70%。美國2012年新增電力的43%就來自風電。2007年，美國煤電占電子供應的50%，至2012年，這一數字下降到了37%。中國“十一五”期間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能耗下降了19.1%，減少了將近15億噸二氧化碳排放，約相當于全球2012年排放溫室氣體的百分之五。

　　中美都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最早的締約國，也都是氣候談判重要參與方。著名的瑞典氣候經濟學家克里斯蒂安教授認為：“美國一旦最終決定削減排放，全球解決氣候問題的機會就會與現在截然不同”。如果美國實現減排，將會更加督促其他國家減少排放；相反如果美國還未做出真正的承諾，很難期待其他國家開始減排行動。2014年中美兩國元首共同發表的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就為推動全球氣候變化多邊進程，尤其為2015年即將召開的巴黎氣候大會貢獻了巨大的正能量。

　　B、減排壓力與動力的博弈

　　中美都承受著減排的巨大壓力。聯合國氣候變化政府間合作委員會（IPCC）《2013年度氣候變化：自然科學基礎》報告稱，要避免升溫比19世紀80年代末超過2℃的目標，全世界只能再排放3000億噸二氧化碳。為此，大氣溫室氣體排放的容量會成為越來越稀缺的資源，這意味著包括中美在內各國爭奪溫室氣體排放權利的談判和博弈會更加激烈。另一方面，為了控制升溫在2℃之內，全球需要減少3/4的化石燃料。一旦減排成為各國政府決定，國內包括煤炭、排放二氧化碳的工廠和設備都將面臨大幅貶值，出現大量的所謂“擱淺資產”等為代表的經濟紊亂，也將會對包括中美兩國的能源和經濟結構升級、發展方式轉變形成巨大壓力。另外，美國等發達國家溫室氣體的歷史排放量占全球同期總排放的70%，而發展中國家歷史排放量還不到30%。按照“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京都議定書”要求，美國等發達國家應該向發展中國家在2020年前提供1000億美元的資金支持，這也將對美國形成壓力。

2013年華沙氣候談判大會決定在2015年巴黎氣候大會上將通過國際新協議，不再按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來劃分氣候變化責任，這意味著今后的氣候減排任務分攤將只考慮各個國家的責任和能力。在國際事務中體現負責任大國的形象是中美雙方共同的意愿，也是構建中美關系的重要基礎。在各種國際社會的場合，中美兩國都表明承擔減緩氣候變化責任的立場。2007年《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明確承諾中國將履行其在《全球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下的義務。奧巴馬直言不諱美國的氣候責任，“美國僅擁有全球5%的世界人口，卻排放了累計溫室氣體總量的17%，占據了全球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的20%。這些情況決定了美國比任何一個國家在導致這一問題的產生和領導全球尋找解決方案上面應該負擔更多的責任”。

　　加強氣候變化合作會帶來互惠利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可促進經濟繁榮和創造新的就業機會，還可使國家的能源安全得到加強。中美雖然發展階段不同，但在綠色低碳、節能減排等方面有利益契合點，也各有所長。面對氣候挑戰，中美兩國不約而同地都做出了“危中有機、轉危為機”，把壓力變成動力的戰略抉擇。美國推進了能源革命，由能源進口國變成了輸出國，有力地保障了國家能源安全，為應對氣候變化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國把應對氣候變化當成國家戰略和建設生態文明、創新性國家、轉變發展方式的戰略機遇，把新能源、電動汽車等以低碳為特征的產業作為新興戰略性產業予以支持，推進了國內節能減排、環保產業的發展。

　　C、節能減排也要看歷史責任

　　節能減排是方向，但不能硬壓任務，因為各國在國情、發展階段、歷史責任、人均排放、治理能力等方面存在重大差異。美國的人均碳足跡是世界最高，是中國的三倍。中國不僅人均排放，歷史排放也大大低于美國。但是，中國的能耗、溫室氣體排放總量上升很快，均已超過美國，暫列世界第一。從發展階段上看，美國已經進入后工業化發展階段，能源消耗已越過峰值，尤其是能源革命使煤炭在能源消費結構中的占比和所排放的溫室氣體大幅下降；而中國尚處在工業化、城鎮化高速發展階段，能源的消耗和溫室氣體的排放都還會不可避免的增長，以煤炭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短期難以改變。

　　在關于氣候變化的認知、責任的劃分、義務的分攤等原則性問題上中美之間存在著重大差異和分歧。在相當長的時期，美國從政府到民間均持懷疑態度，并以“全球氣候變暖不確定性”為借口推脫自己的氣候責任。在對待《京都議定書》確定的應對氣候變化“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公平性原則、各自能力原則方面美國持消極甚至反對的立場，并針鋒相對地提出“主要排放國都要參與絕對減排”，以“大國減排”替代“發達國家率先減排”，以“自下而上”的松散減排模式替代“自上而下”的強制量化減排。還要求制定新的全球減排協議，以取代《京都議定書》，甚至還在2001年退出了《京都議定書》。而中國立場迥異，是以上原則堅決的支持者和執行者。

　　D、探索構建氣候治理新機制

　　1.大國治理帶動全球治理新機制。20世紀，世界成功控制核戰爭威脅并建立了世界貿易組織，在推進經濟全球化方面積累了多邊機制的建設經驗。首先，應從對問題承擔主要責任的國家開始，一旦他們決定承擔責任尋求解決方案，就可將其他國家引入一攬子協議和協調行動中來。大國治理帶動全球氣候治理應該成為聯合國主導下的應對氣候變化政治架構的一種補充機制，而不是替代和削弱已有的全球治理的架構和機制。

　　2.節能、環保、低碳協同發展機制。中國面臨經濟發展、環境污染、氣候變化的挑戰。日益嚴峻的霧霾問題是三十多年高速發展的代價，與中國的能源結構、能源效率有很大關聯性。煤炭既是高碳能源，又是霧霾主要獻源。在中國大氣污染物排放總量中，由煤炭產生的二氧化硫占70%以上，氮氧化物占60%以上，煙塵占70%左右。氣候變化與霧霾污染之間同根同源，有高度相關性，解決霧霾問題顯然需要能源、環保、低碳綜合治理，協同推進。美國在發展的過程中也曾經遭遇過洛杉磯光化學污染等同樣的困擾。建立健全減煤、減碳協同推進體制，避免諸如“環保不低碳”“低碳不環保”等顧此失彼的政策和行為的發生非常重要。

　　3.新能源開發促進機制。氣候變化實質上是能源問題。提高能效、開發新能源是應對氣候變化根本出路之所在。美國在能源革命中對新能源從技術研發到推廣應用都做了不少貢獻，比如頁巖氣開發、太陽能、風能、生物質能開發等。在“風能生產稅抵減法案（PTC）”等相關政策的支持下，2010年風能、閉環生物質能和地熱發電等的退稅額被定為每千瓦時2.2美分，其他符合條件的技術所獲得的退稅額為風電退稅額的50%。2012年年底前投入運營的風力發電項目可獲得10年退稅，其他可再生能源技術投產日期再延后一年，即2013年年底以前投入運營的項目可獲得10年退稅。在PTC取消的3個年份，（即2000、2002、2004年），風力發電裝機容量的增長速度出現明顯停頓，而在預定期滿之前的年份，風能開發項目則出現顯著增加，就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案例。

　　4.碳排放權交易體系建立與能力建設。碳排放權交易是氣候治理最重要和卓有成效的政策工具。美國等國家經驗證明，碳排放權交易可以為一個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實現低碳轉型提供重要的制度和金融支撐。美國是開展碳排放權交易最早的國家之一。2003年建立的芝加哥氣候交易所，是世界第二大碳交易市場，為承擔自愿減排任務的10個州和自愿減排的交易企業提供交易服務。中國也在積極的探索利用碳排放權交易推進自己的低碳轉型、生態文明建設，目前已出臺了國家碳排放權交易規劃和實施方案。通過在8個地區城市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開展了建立監控體系和測算體系，制訂碳清單和碳預算等開展碳交易的基礎工作。中美兩國在碳交易體系建立和碳定價方案制定，以及如何開發和利用好國際和國內兩個碳排放交易市場，碳排放權交易的機構建立、規則制定、人才培養、能力提升等方面的建設，都有互補共贏的合作空間。（杜受祜 杜珩）

　　作者簡介：杜受祜：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學術顧問、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應對氣候變化下我國城市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研究”首席專家；杜珩，四川省社會科學院震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