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借專業性、權威性、公信力而廣受社會關注的茅盾文學獎評選，某種程度上也是文學界與社會公眾的一次公開對話。它提供了一個視角，讓我們看到文學創作在何種程度上為社會所關注和需要，什么樣的文學觀念和評判標準在為我們挑選佳作，又是什么樣的創作理念和創作態度為人們所認可和接受

　　共識之難，不僅僅是在文化領域，但文化領域因為鮮明的多元化、差異化傾向，建立共識的難度更大。剛剛結束的第九屆茅盾文學獎評選，首先“撞上”的就是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的這種多元和差異。參評作品多達252部，傳統文學、網絡文學、類型文學競相發力；作家代際上到“30后”下到“80后”；題材、手法各顯神通，新元素、新特質雜花生樹……可最終這次評獎卻以相當高的共識度從252部參評作品中推選出了5部，這5部作品在大眾讀者中也有高度共識，以至于對誰獲獎誰沒獲獎的關注讓渡給了更有價值的問題——共識從何而來？

　　如果說，憑借專業性、權威性、公信力而廣受社會關注的茅獎評選，某種程度上也是文學界與社會公眾的一次公開對話，那么，這種“高度共識”就更具意味。它提供了一個視角，讓我們可以看到文學創作在何種程度上為社會所關注和需要，什么樣的文學觀念和評判標準在為我們挑選佳作，又是什么樣的創作理念和創作態度為人們所認可和接受。

　　而這一切，可以從格非《江南三部曲》、王蒙《這邊風景》、李佩甫《生命冊》、金宇澄《繁花》、蘇童《黃雀記》這5部獲獎作品的共性上尋找。

　　共性之一，也是最顯著的，這5部作品都是作家關注時代、深耕生活的產物，體現了作為“大制作”的長篇小說對歷史與現實的把握能力、處理能力。王蒙《這邊風景》寫于“文革”時期，直到前年才公開發表。這本被稱作“出土文物”的書，30年后的今天讀來，卻并不灰頭土臉。上世紀60年代農村的階級斗爭、伊犁的自然風光、維吾爾族的生活風貌以及與漢、滿、蒙等十幾個民族的日常往來、近百個人物形象，都被作家以明亮的色調刻畫出來，字里行間洋溢著對生活的赤誠與熱情——而這正是感染讀者的一種單純又結實的力量。從中原文化腹地出發的河南作家李佩甫，則十幾年里像種莊稼一樣地“種”他的鄉土題材小說。中國農民的生活到了哪里，他的筆就一步步跟到哪里，所以才有了《生命冊》的力透紙背。字字句句背后，都是作家對生活的長久耕犁，這樣“種”出來的作品，怎會不令人信服？

　　共性之二是5部作品顯示了中國文學應有的精神高度和思想“野心”，體現了思想性與藝術性的統一。格非《江南三部曲》意在書寫的是辛亥革命以來的百年中國歷史，但它將落點放在了人物的精神世界，把一個宏闊的命題濃縮到一個深入的面向上——20世紀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知識分子在精神世界的追索，的確與社會歷史牢牢扣在一起。然而，對于這種帶有很強沖突性與批判性的思想軌跡和內心生活，格非的處理方式卻從容不迫，有一種承自古典文脈的優雅，像《人面桃花》《山河入夢》《春盡江南》這三部曲的書名一樣，給思辨的精神世界打上了一層抒情的底色。根植于中國深厚的鄉土文學傳統的《生命冊》，面對著迥異于魯迅、柳青或者路遙時代的中國鄉土，也志在從精神與思想上“逼”出這一時代的真問題來，于是我們才會讀到那些讓人揪心的鄉情與理性的糾纏，以及家庭、故鄉與傳統對個人命運的掣肘，可是李佩甫還不滿足，又往前推了一步——拷問理想、拷問轉型期社會人心要恪守的那條底線。完完全全是從故事中來、從人物身上來的拷問與困惑，以非常具象的方式在小說中醞釀出一個激烈的交鋒場，逼著讀者不得不去思考。

　　共性之三是從不同維度對漢語文學寫作貢獻創造性新質，為中國當代文學敘事補充新鮮血液。金宇澄《繁花》就是在作為文學主題的上海被一再書寫甚至被符號化、消費化之后，貢獻了一個有別于張愛玲、王安憶、程乃珊筆下的“上海”。著筆的雖是弄堂里的交往、飯局上的閑談、尋常的生活片段，卻因為對事的熟稔和對人的體貼，寫出了人情世態的曼妙。更重要的是，《繁花》還貢獻了一種新的語言，它書面化的滬語迥異于翻開文學期刊撲面而來的“小說腔”，是一種訴諸聽覺、有生活味道又非常雅致的語言，把母語的能量激活了，又輔以源自傳統小說的白描功夫和簡繁之道，反而更能解得現代況味。不同于金宇澄的“語言”創新，蘇童一直以高度自律的現代主義小說形式，引領著先鋒文學創作。此番《黃雀記》將他的“精致而優美”錘煉得更加完善，整個向內轉的故事編織顯示了虛構的高度，為當代文學注入了充沛的想象力。

　　關注時代、深耕生活，思想性與藝術性的統一，對漢語文學不懈的藝術探索，以此為基礎建立的文學評判標準，很難說是一種多么新穎、“先進”的標準，某種程度上甚至是習以為常、“陳舊”的標準，是我們長期用來評判文學經典的“基本標準”。可是，就連這“基本標準”，我們也很久沒有達成共識了。身處個性至上、趣味至上的文化現場（雖然這個性和趣味很多是由市場一手制造和召喚出來的），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成了常態，形形色色的創作有形形色色的擁躉，一些功利、短視甚至錯誤的創作傾向挾“創作自由”的名義大行其道。視“生活是創作的源泉”為“腐朽的現實主義”，憑表層經驗寫作，憑新聞素材寫作，復制、粘貼、注水，許多長篇在越寫越長的同時也越寫越薄，難怪我們久違了《這邊風景》里那些誠實的勞動、正直的交往、對火熱生活的好奇與樂觀；視思想、精神、道德為審美包袱，心安理得于小而輕的風花雪月，思想上軟骨、精神上缺鈣，使得當代文學在很多重要的社會議題上失守，未能參與到社會人心的建設中來；視藝術創新為陽春白雪，把“接地氣”等同于簡單、粗糙、降低藝術水準，長期迎合市場趣味“打游擊”，所以“長篇熱”熱了那么多年，大浪淘沙之后精品卻屈指可數……

　　走得太久，常常忘記了為何出發。倘若我們承認讀者之所以需要文學，是因為文學關系到我們的生活世界，關系到我們的精神成長，關系到我們認識美和創造美的高度，那么，深耕生活、注重思想性與藝術性的統一、不懈探索漢語文學的新境界，重拾這樣一種基本的誠實的文學評判標準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會對今天的文學生態起到一種正本清源的作用。文學放棄對生活的開掘、對精神世界的提升、對藝術高度的探索之時，也是文學被讀者拋棄之日。

　　在這個意義上，茅獎達成的高度共識不僅是在獎勵回歸本體的文學品質，也是在嘉獎一種沉著冷靜的文學態度。5位茅獎得主對文學共識的堅持有他們十幾年、幾十年的文學長跑做鋪墊。就連憑借一部《繁花》包攬各大文學獎的“黑馬”金宇澄，也是厚積薄發，拿一輩子的體驗去沖開創作的河堤。他們在創作和創造的道路上走得堅定扎實，甚至把限制走成了自由，在高處“相逢”。在他們的作品中，舊的也是新的，新的又是源于傳統的；現實主義的也是充滿理想與情懷的，先鋒的又是溫和而理性的。靠著曠日持久的開掘，他們像金剛石一樣，靠硬度而不是靠鋒利，劃開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廣闊空間。

　　毋庸諱言，隨著文化市場日益繁榮、文化產品日益多樣，文學的確已經不再是人們文化生活的優先選擇，而是面臨著邊緣化的命運。在這樣的現實情境下，茅獎評委之間、讀者之間、評委與讀者之間能達成這種樸素的文學共識，顯示了當代文學再出發的一種可能，給我們以重新認識文學價值的信心——從文學來的地方出發，朝著需要文學的地方走去。時代在變，文學對文化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對藝術創新的引領作用、對社會人心的涵育作用卻從沒有改變。越是亂花迷眼，越要堅持文學理想、保持創作定力，越要下力氣去開鑿源頭活水。正是這種最樸素的姿態，這種在不少人看來也許有些“陳舊”的堅持，恰恰會成就中國當代文學的別開生面、繁花滿樹，因為它暗合了文學創作的永恒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