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的《繁花》只能代表中國上海一個地方的某些特點，不可能與西方對中國的想象一致。”昨天下午，在以“中國想象和中國書寫”為主題的文學對談上，剛獲得第九屆茅盾文學獎的金宇澄觀點鮮明，引得參加對談的歌德學院北京分院前任院長米歇爾·康·阿克曼頻頻點頭。

　　因為青年時代接觸了一本講述20世紀二三十年代德國兒童從北京遷移到烏魯木齊的小說，讓阿克曼開始對漢語發生興趣，“我當時覺得中國特別神秘而有吸引力”。這也得到了德國著名中文翻譯學者馬海默的贊同：“許多西方人想象的中國，就是田園牧歌式的。”

　　不過，在參與對談的中國作家李洱眼里，現實中的中國畢竟要復雜得多，“西方人對中國的認知，在來中國之前和之后，是完全不同的，想象和現實之間的差別不能重合。”金宇澄則講了一個具體例子，他的一位法國作家朋友曾想寫一部愛情小說，主題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的一位法國紗廠主和中國女工的故事，“那個時候上海的紗廠沒有法國人開的，在他的構思里，女工傍晚逆流劃船到蘇州河上游的場景也太不現實，一看就是他不了解上海。”

　　在阿克曼看來，有些內容只有在特定的文化環境中才能生存，“普希金對于俄國人而言就像親人一樣，但外國人很難迷戀上他，這是我到了俄羅斯，并接觸俄語才深切體會的。”阿克曼還笑說，他的好友、中國作家劉震云有一次問德國朋友萊茵河有多深，朋友卻反問他“是早上、中午還是晚上的萊茵河”，“這讓劉震云哭笑不得，也說明了中德思維方式的差異巨大。”

　　馬海默認為，好的小說不應該刻意劃分好人和壞人，應該表現的是真人。這點尤被金宇澄認可，“《繁花》中的飯局只是七嘴八舌，是展覽會、城市故事會，故事是簡單幾句的處理，卻是世象的邊角料。其實我們都參加過這種毫無意義的飯局，是無意義中的一種意義。這種意義寫出來，不是勸世警世小說、思想哲學小說，沒明顯目的，而是以鮮活的故事取勝。”

　　圖為金宇澄（右一）與專家學者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