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國務院印發了《全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規劃綱要（2015-2020年）》（以下簡稱《綱要》）。《綱要》提出構建整合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以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與居民健康需求相匹配。

    為此，《綱要》以調整布局結構、提升能級為主線，全面確定了各級各類醫療衛生機構的數量、規模及布局。尤其是，對公立醫院和社會辦醫的空間進行了明確分割，到2020年，兩者的床位比將達到3.3∶1.5。

    有關專家認為，《綱要》的方向和目標都是符合國情、順應民心的，對醫療體制面臨問題的描述也非常清晰，接下來期待細則盡快出臺，以保證《綱要》從紙面上走下來。

    公立醫院必須控規模

    《綱要》指出，盡管我國已經建立了覆蓋城鄉的醫療衛生體系，但是醫療資源總量仍顯不足、質量也不高，更為嚴重的是，結構和布局不合理，部分公立醫院單體不合理擴張。

    對此，中國衛生信息學會副會長傅征深有感觸。他說，在以藥養醫的機制下，大醫院既有動力也有能力將病人吸引過來，這導致的后果是超大規模醫院的出現，以及基層醫療機構的凋落，造成分級診療崩壞。

    “比如成都的一家醫院，床位近5000張，而鄭州的一家醫院更夸張，快1萬張了，而且還在膨脹中。”傅征說，這種粗放的擴張可能對醫院賺錢有利，但是對患者就醫就未必有益了。患者從各地匯集而來，既不方便也不經濟，這實際上浪費了社會資源。

    他指出，其中的弊端，醫院也并非不知道，可是利益的驅動導致它必然不斷地蓋樓、買設備、添置床位。

    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會長于明德也持類似觀點。他說，控制公立醫院的規模不但需要，而且“十二分需要”，“在過去十多年中，沒有蓋過大樓的公立醫院很難找到。全世界第一大、第二大、第三大的醫院都在中國了”。

    在他看來，這種擴張把基層醫療機構和社會辦醫的空間擠壓完了。因此，他非常贊同給公立醫院“瘦身”。

    《綱要》要求，將公立醫院的數量和規模控制在合理范圍內。其中不僅對縣、市、省級舉辦綜合性醫院的數量給予了具體的限制，而且對所辦醫院的床位數也給出了詳細的標準。《綱要》還規定，公立醫院不得舉債建設和購買設備。特別是，對超出規模標準的公立醫院，要采取綜合措施，逐步壓縮床位，并選擇部分單體規模過大的國家衛生計生委預算管理醫院和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城市的公立醫院開展拆分試點。

    “這都是好主意。”于明德說，但主意好還不夠，還得落實好。“現在醫改的一些問題不是出在主意上，而是出在落實上。說限制公立醫院擴張說了多少回了，它還不是一直在擴張么？”

    中國醫院協會副秘書長莊一強則敏銳地看到《綱要》中，除了“每萬常住人口全科醫生數（人）”這項指標是“約束性”外，其他所有指標都是“指導性”的。“那么，到時候完不成怎么辦呢？”他擔心，公立醫院是一個利益群體，怎么樣才能壓縮甚至拆分呢？

    社會辦醫或迎春天

    和嚴控公立醫院形成對比的是，《綱要》對社會辦醫大力的鼓勵。《綱要》要求，按照每千常住人口不低于1.5張床位為社會辦醫院預留規劃空間，同步預留診療科目設置和大型醫用設備配置空間。同時，放寬舉辦主體要求，放寬服務領域要求，簡化審批流程，提高審批效率，并且引導社會辦醫院向高水平、規模化方向發展，發展專業性醫院管理集團，支持社會辦醫院合理配備大型醫用設備。

    不僅如此，《綱要》稱，社會力量還可以直接投向資源稀缺及滿足多元需求的服務領域，也可以多種形式參與國有企業所辦醫療機構等部分公立醫院改制重組。鼓勵公立醫院與社會力量以合資合作的方式共同舉辦新的非營利性醫療機構，滿足群眾多層次醫療服務需求。

    傅征表示，引社會資本入醫療領域，做大資源的蛋糕，是非常必要的。社會辦醫的意義不僅僅在增量上，以彌補醫療資源之不足，而且在激活存量上，打破公立醫院的壟斷，使之更有活力，從而給老百姓更為便利的就醫條件。

    另一個現實是，截至2014年，全國民營醫院達到1.2萬個，在很多省市已占據全部醫療機構的半壁江山，可是，它的“功效”卻十分有限。有些民營醫院甚至淪為“廣告醫院”，業務范圍就在“上三路”（指美容、牙科、皮膚病）和“下三路”（指性病、肝炎、不孕不育癥），聲名不佳。分析其中原因，固然有民營醫院自身的問題，更多的卻是由于體制機制不順。

    于明德說，“包括臺灣王永慶的清華長庚醫院，在這里辦了多少年了，還是辦不成。究其原因，是無形中有諸多障礙，比如，終于辦成了，又不讓進醫保。”

    在他看來，社會辦醫要想成功，真正達到預期效果，必須“解放醫院、解放醫生”。解放醫院，就要平等地看待所有的、不同所有制的醫療機構，讓它們同場競技，而不是拉偏架、吃小灶；解放醫生，就是讓好醫生在各種各類醫療結構中流動起來，自由執業。

    北大醫學院教授周子君則提醒說，鼓勵社會辦醫一方面要取消限制，把各種障礙移除，另一方面也要考慮社會資本的積極性，讓它有“甜頭”可吃。

    “政府投入有時候對成本是軟約束的，但是社會資本對成本可是很敏感的，它一定會衡量投入產出比，如果市場不好，平臺不好，你想它會干嗎？”周子君說。本報記者 董偉 實習生 段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