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全球真正完成貨幣國際化程序且先后主導國際貨幣體系的貨幣，只有英鎊和美元，其背后均有密布全球的政治經濟力量體系的強力支撐。因此，一國貨幣能否真正國際化，盡管取決于該國貨幣在資本項目下的可兌換是否水到渠成，但真正的決定因素還在于國內金融市場體系的內生性強大以及全球性力量體系的配套建設。在“大塊頭”的中國資本尚未真正形成“金融資本力”之前，盡管可以憧憬人民幣國際化的紅利，但一切還須從長計議。

    央行行長周小川日前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的表態，某種意義上說意味著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正在步入開閘的最后階段，或曰讀秒區。而在華訪問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有關人民幣加入SDR（特別提款權）的前景預期，亦點燃了市場對人民幣加入國際主流貨幣俱樂部的熱情。

    按周小川行長的說法，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尚需打通三個環節，亦即境內境外個人投資更加便利化、資本市場的進一步開放以及《外匯管理條例》相關條目的修改。換句話說，上述三個層面的工作推動，就是對標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要求，著力擴大人民幣在貿易和投資項目下的跨境使用，進而推動人民幣作為一種可自由兌換貨幣深度嵌入全球貨幣體系。

    事實上，我國近幾年在資本市場和國際多邊經濟合作領域推出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在相當程度上就是為人民幣國際化準備基礎條件的。

    無論是2013年9月啟動的上海自貿試驗區相關改革的先行先試，抑或去年11月啟動的“滬港通”，深具指標意義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在亞太與歐陸的搭建，還是人民幣國際清算網絡的全球性布局安排，乃至更具指標意義的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的陸續籌備與組建，以及我國力主推行建立亞太自貿區，等等，所有這些，均打開了擴大人民幣的國際行為空間。特別是近期在國際上被廣泛關注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創始會員國層級的顯著提升，在某種意義上昭示著包括經典資本主義強國在內的歐陸國家對中國金融領導能力與潛力的樂觀預期。筆者預計，隨著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等標志性全球金融公共產品的陸續開張運營，中國資本和中國創意以及基于中國國家綜合實力快速成長的人民幣國際化將在一定程度上激活當今世界金融話語權范式變遷，進而改變全球經濟與金融版圖。

    而從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步調來看，自從2009年開始啟動跨境貿易的人民幣結算試點至2014年底，人民幣從貿易結算到資本項目和金融市場交易規模迅速擴大。2014年人民幣跨境收支占全部跨境收支的比重接近四分之一。截至2014年末，RQF試點擴大到10個境外國家和地區，在14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人民幣清算安排，與28個國家的央行和貨幣當局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人民幣業已成為全球第五大支付貨幣和第七大儲備貨幣，國際化步伐顯著提速。

    當然，筆者并不認同所謂人民幣年底之前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是為了滿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的基本條件。盡管IMF年底之前的確要重新評估SDR貨幣籃子，而備受期待的人民幣屆時能否加入由美元、歐元、英鎊以及日元等把持的貨幣俱樂部，也要看人民幣能否順利實現資本項目下的可兌換。不過，對于IMF這樣一個本身處于改革停擺狀態且在全球經濟與金融格局中的邊際影響日漸式微的國際經濟組織而言，中國所做的一切未必是要迎合它，而是如何通過本身力量的發育來更好地為全球金融穩定服務。

    因此，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何時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完全可兌換，盡管有大致的時間表，例如，今年底或者明年初，但我國央行并沒有向世界公開這個時間表，這是基于審慎和相機原則。換句話說，即便最高貨幣當局在經過全面評估之后認為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已經可以開閘了，但究竟何時開閘，也得看央行對資本項目開放的節奏以及風險可控程度有無充足把握。

    看發達國家資本項目自由兌換的經歷，除了英美等金融強國較早采取相對自由的資本項目體制之外，大部分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完成資本項目全面開放進程，漸進式特征明顯。因為資本項目開放要求一國放棄固定匯率，以保持貨幣政策的相對獨立性，另一方面，還要求對過度資本流動采取審慎管理措施，只有當匯率彈性較充分且監管水平達到相對成熟之后，全面放開資本管制的時間窗口才基本來臨。

    而從我國的戰略布局來看，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推動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有序提高跨境資本和金融交易可兌換程度”的戰略架構，其實施以2020年為重要時間節點。因為中央政府對人民幣國際化的要求非常高，絕不僅限于一般意義上的自由兌換，而是要在貿易、投資和儲備貨幣領域均有相當大的話語權。按照筆者的估計，人民幣在實現貿易項目下的跨境流動、資本項目下的跨境流動以及離岸金融中心的流動之后，遲早要嵌入全球儲備貨幣體系和大宗商品交易體系中，進而成為美元的主要競爭對手，這個時間跨度至少需要20年。

    雖然人民幣目前還遠遠談不上是美元的競爭對手，例如，在全球交易貨幣量中，人民幣所占份額不足3%，不足美元的5%；在極具戰略意義的石油交易中，美元更是獨家壟斷，要將數以萬億美元的“石油美元”替換成“石油人民幣”，短期內根本不具現實可能性；至于處于貨幣功能最高層次的儲備貨幣地位，人民幣目前在全球儲備中所占比重不足3%，而美元所占比例在60%左右。但在深諳全球金融競爭趨勢的美國看來，人民幣遲早要進入美元的敏感地帶，切割美元獨享的紅利，這是美國政府以及美國金融資本決不會輕易接受的。美國曾經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對咄咄逼人的日元實施高密度的打壓，最終使得日元國際化進退失據。這個前車之鑒值得中國時時記取。

    可見，人民幣完全國際化是個極其復雜的過程，不僅是中國“金融資本力”內生性發育的結果，某種意義上還涉及全球權力格局的變遷。迄今為止，全球真正完成貨幣國際化程序且先后主導國際貨幣體系的貨幣，也只有英鎊和美元。而英美兩國之所以最終成為全球真正意義上的超級金融強國，其背后均有密布全球的政治經濟乃至軍事力量體系的強力支撐。因此，一國貨幣國際化能否真正實現，盡管取決于該國貨幣在資本項目下的可兌換能否水到渠成，但真正的決定因素還在于國內金融市場體系的內生性強大以及全球性力量體系的配套建設。在“大塊頭”的中國資本尚未真正形成“金融資本力”之前，盡管可以憧憬人民幣國際化的紅利，但一切還須從長計議。（□章玉貴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