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資難問題是當前社會上熱議的一個話題。但融資難問題是否僅僅是一個金融問題？能否僅僅從資金的供給方，即金融機構的角度來觀察和思考這個問題后，就得出應放松融資閥門、多建立些金融機構、增加更多的資金供給等結論，并找到對應的方法呢？

　　實際上，若要更為理性和全面地分析這一問題，還必須從資金的需求方，特別是急需進行外部融資的非金融企業，來探究和深入分析其訴求背后的體制和機制問題。融資難問題，究其根源，可能折射出的更是實體經濟需要進行結構調整的緊迫性問題，也能折射出實體經濟是否充滿機會的問題。這些問題如果越突出，就越反映出這個經濟體的競爭力存在問題。

　　在一個靈活調整的、充滿機會的經濟環境中，融資難問題本身是一個中性的命題。根據瓦爾拉斯均衡理論，企業和消費者這些支出主體都受到預算的約束，不能無限度地獲得外部資源。但只要在生產和交易過程中的剩余被充分開發和利用，預算約束并不妨礙資源配置達到最有效率的狀態。企業融資約束便是預算約束的一種情況。

　　企業融資困難，關鍵不在于這種外部融資約束本身，而是在于企業能否通過短期內更多地開發和利用生產和交易過程中的剩余，即企業能否創造出更大的利潤，并通過利潤再投資這種內源融資方式來彌補外源融資的不足，從而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

　　在主營業務上，非金融企業對外部融資的依賴程度越高，可能越說明企業開發和利用其主營業務方面機會的能力不強，也可能反映出企業的競爭力越低下。如果一個經濟體中，非金融企業普遍存在外部融資依賴程度較大的現象，則說明該經濟體的長期競爭力不夠強。

　　縱觀世界經濟形勢，美國、歐洲和日本等發達經濟體都出現了依賴金融、依賴政府大規模購買金融資產的現象，這反映了這些經濟體內在的深刻的經濟調整壓力。

　　我國企業對金融的依賴程度正在日益增加，企業杠桿率已經達到歷史較高水平。面對發達國家不樂觀的經濟形勢，我國企業不能依靠提高杠桿率來換取調整的時間，而是迫切需要改變一些企業競爭力不強的狀況。相對于采取寬松的信貸政策、放松融資閥門、多建立金融機構、增加更多的資金供給等措施而言，以消除企業發展障礙為目的的經濟體制改革更為必要，而且更為緊迫。

　　我國貨幣和實體經濟規模快速擴張的結果之一是產能過剩、能源資源的超負荷運轉以及生產者價格指數（PPI）連續30多個月的負增長。如果銀行貸款繼續發放給那些盲目擴大產能、依賴低技術和低價薄利多銷的低效率企業，則有可能造成新一輪產能過剩。在這一背景下，當下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反倒可能是一件好事，至少說明銀行在甄別企業優劣的能力方面有所提高，并將倒逼企業積極自主創新，依賴自身主業利潤的提高來謀求長期發展。在沒有危機、困境和壓力的環境中，誰也沒有動力主動進行改革。

　　對于融資難問題的關注度和宣傳引導應回歸到理性的軌道上。長期以來，我國有相當一批企業不是依靠內部創新和提高產品附加值的根本途徑來做大做強，而是主要依賴外部融資的借新還舊來低水平重復建設和維系生存，背后折射的問題就是政府隱性擔保和剛性兌付始終存在。

　　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在這“三期疊加”（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特殊時期，要保持定力，應相信企業家的智慧和能力，否則不僅可能打消企業自身創新和改革的動力，而且會造成新的扭曲，不利于經濟結構調整大局的實現。

　　總之，融資難并不僅僅是一個金融問題，關鍵不在于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難，降低融資成本，從根本上看，更在于消除體制機制中阻礙企業家發揮才能的各種障礙，消除各種機會得到利用的障礙，釋放企業積極自主創新的能力和活力，不依賴外部融資，而靠自身主業利潤的提高來謀求長期發展。（作者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金融學系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