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   刀

劉國燕是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東縣一名初三畢業生，今年中考考了667分，超過州、縣兩級重點高中公費線30分以上，學費每年也僅需1000多元，其家長卻稱“書讀多了沒得用，姑娘早晚是人家的，去養活人家的人，搞得再好大人也得不到什么好處。”據此拒絕供其上學。開學時，劉國燕未如期去給她發了錄取通知書的巴東一中報到而引起校方注意。獲知具體情況后，校長宋發剛安排教師前去探望，接她到學校報到，免去其全部學費并提供每月500元生活費。（8月27日《北京晨報》）

上述報道的開頭是匪夷所思的，結局卻是圓滿的。記者充分運用了對比手法，如劉的父母的不當言辭、新修的二層樓房與劉國燕的考試成績、學費，結論無非想表明：劉國燕家里“不缺錢”，怪就怪其父母重男輕女。就其父母的那些言辭看，確實與時代格格不入，對之進行嚴厲批評很有必要。但是，如果剔除這些突出因素，農村的“非貧困式輟學”現象還會像這樣引起這么多人關注嗎？

中科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農村教育行動計劃項目組（REAP）在2009年和2010年期間，對西部貧困地區46所學校進行的一項跟蹤調查發現，初中階段學生的輟學率高達25%。按2009年農村初中學生2000萬名、國家級貧困縣學生數占全國學生總數七分之一來計算，則每年貧困地區都有70萬名左右的初中生輟學（《證券時報》2012年6月25日）。一位中學教師也曾無奈地投書《人民日報》，慨嘆“讀書無用論”正在一些農村中學肆虐，并指出許多學生輟學并不是因為貧困。與劉國燕受到媒體高度關注唯一的區別在于，他們的學習成績可能不像她這樣突出。

與過去因貧輟學不同的是，時下許多輟學的農村中學生并非貧困得連上學都成問題，絕大部分輟學生第一時間選擇外出打工，看不出一絲遺憾地踏上了工作崗位。在“人口紅利”逐漸消耗殆盡的今天，“勞工荒”早就從沿海蔓延至內地，沒有文憑的勞動力很容易找到一份工作。雖然這樣過早就業不可能實現高收入，但在許多農村家長眼里，相對那些辛辛苦苦奔進大學校門、畢業后未必能盡快找到好工作的同齡人而言，這不失為一種“務實”選擇。

對許多農村家庭而言，讀書無法回避這樣的現實問題，那就是“功利性”。過去子女考上大學大宴賓客，那是意味著端上了“鐵飯碗”，實現了命運的逆轉。如今，一般農村學生即便考上一所還算不錯的大學，數年后的就業未必就那么讓人樂觀。更何況，農村家庭大多缺乏為子女就業鋪路的社會資源，一些農村大學生畢業后的薪水甚至比不過他們的父輩。當這樣的現實反差越來越大時，又怎能不消磨農村對讀書的那些激情？“讀書無用論”又怎不甚囂塵上？

成績不錯的劉國燕自然很容易博得別人同情，但更多原本同樣需要知識“撫慰”的農村學生，卻在陸續默默離開校園。我們沒必要拘泥于劉國燕這一個案，而應剖析和超越這一個案，努力為農村“非貧困輟學”把脈問診，尋找對策。只有“讀書無用論”退出市場，“非貧困式輟學”現象才會銷聲匿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