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丹

據媒體報道，有港媒報道五一小長假期間香港發生一宗內地團友投訴旅行社事件，旅客接受采訪稱因旅游大巴遲到兩小時，哭著要旅行社賠償。當事人面對記者采訪時稱“我們也不是完完全全的老百姓”、“我們也是有一定身份的人”，此番言論引發網友嘩然，“我們是有身份的人”也迅即成為“網絡金句”。

感覺權益受損，采取適當方式維權，理應受到尊重，這原本也只是游客投訴的正常行為，并無特殊之處。然而，當事人面對記者采訪時“我們也不是完完全全的老百姓”、“我們也是有一定身份的人”的表述則耐人尋味。按理說，人們外出旅游，此時的身份就是游客，這樣的身份只是相對旅游行為而言，自然無關職業、身份。然而，事件當事人哭訴遭遇時強調身份的舉動卻值得深思。

身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我們每個人只有社會分工不同，而無高低貴賤之分。然而，特意強調“不是完完全全的老百姓”、“我們也是有一定身份的人”，顯然在說話人的內心早已將自己區別于普通老百姓，歸于特殊之列。其潛臺詞似乎是，我們不是隨便可以被欺負的普通老百姓，我們的訴求應當得到格外重視。不可否認，現實生活中，一些人正是因為擁有了特定身份而手握權力，在他們看來，身份就是身價，就是人與人之間存在差異的分水嶺，成為“有一定身份的人”似乎就可以擁有無數潛在的“附加值”，可以享受凌駕法律、制度、規定之上的種種特權，而一些人在違法或維權時熱衷炫耀自己的身份或是親朋的官員地位，也正是出于這種對司法不公的畸形思維。

在一個健全的法治社會里，無論是“完完全全的老百姓”還是“有一定身份的人”，不僅違反法律會受到相同的制裁，權益受到不法侵害時同樣也會得到法律公平的維護，這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而要維護整個社會對法律制度的信心，則需要提升全體國民的法律素養和文明素質，以健全的制度設計和嚴格的制度執行來維護司法公平、公正的權威性，這也正是我們建立法治社會所要努力和共同推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