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子慶

在以小康為政績的年代，山西大同縣申請到“小康縣”稱號。此后的十多年中，與其他縣比，大同縣發現，一頂貧困縣的帽子，不僅意味著有大量資金、項目，還有來自各方面的支持。于是，大同縣看著“鄰居”藏富，自己開始了“逐貧”，并終于成功入列。(昨日《天中晚報》)

改革開放已經30多年了，沒人再認為“貧窮光榮、富裕可恥”，現在看到大同縣主動“返貧”著實讓人仿佛又回到30多年前。盡管有人說大同縣的舉動沒有湖南新邵縣“熱烈祝賀新邵縣成功納入國家集中連片特困地區”那么高調，但早已在16年前就脫貧成為“小康縣”如今卻主動“返貧”，這種落差所形成的社會觀感，顯然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誠然，因自然資源、人口社會、地理交通等原因，中國地域經濟社會發展并不平衡——從制度設計的初衷來看，評定貧困縣的根本目的是通過國家資源的再分配，實現均衡發展和改善當地民生。也正是在此語境下，“小康縣”重新返貧，實則是為了“富上加富”，對當地官方也好，百姓也罷，怎么看似乎都不是一件壞事。這就好比媒體曝出的開寶馬領低保住經適房一樣，誰會嫌獲取的資源太多呢？

說白了，貧困縣這塊臭豆腐“聞著臭、吃著香”。貧困縣不僅可得到可觀的扶貧資金，不少優惠政策也與貧困縣綁定，只有貧困縣才能享受到。資料顯示，中國2001年核定了592個國家扶貧工作重點縣，10年來不少貧困縣已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甚至成為經濟強縣，但它們仍然戴著貧困縣的帽子。

客觀上講，為了獲取大量資金、項目以及各方面支持，大同縣的初衷固可理解，但通過主動返貧的方式去實現則有違“程序正義”之嫌。與“納入貧困縣”成“特大喜訊”一樣，“小康縣”積極返貧首先反映的是一種恥辱文化的缺失。自古以來，貧困與小康孰好孰壞，不辯自明。從中央到地方，一直都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奮斗目標，而大同縣不想著如何保持“小康縣”的榮譽稱號，卻主動“返貧”，這足以說明榮辱觀已在一些地方官員錯亂的政績觀中迷失。

主動“返貧”更是反映出一些地方的“等靠要”思維慣性甚至地方領導干部的懶政思維。可以想象，與當地官員自己一個項目一個項目、一筆資金一筆資金、一項政策一項政策地去爭取相比，跑下一頂“貧困縣”的帽子就可以逸待勞地等著項目、資金、政策等主動上門，主動“返貧”著實是輕松得多。卻不知這些“逐貧”的地方可否想過，國家“蛋糕”是有限的，如果大家都優哉游哉地“等靠要”,最后豈不是全中國都要“返貧”？

正如一學者所言，要想讓貧困地區勵精圖治，變“等靠要”為“追趕超”，還得改變當前貧困縣評定的畸形或者錯位的文化環境，對貧困縣的經濟社會發展效益進行科學評價。筆者認為，貧困縣既然獲得了政策扶持和經濟資源，就必須在一定時期內產生相應的經濟社會效益，如果達不到發展預期，必須啟動對貧困縣主要領導的問責，使貧困縣的帽子不能戴得太舒服。尤其是當年的“小康縣”卻在國家大發展大進步的浪潮中淪為“貧困縣”，就算如今可以獲得相應的支持，但至少也該有人對這種可悲的“倒退”負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