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玉

       筆者認為，醉駕入刑是我國社會公共安全范圍內的一個重大事件，一方面，它表明了法律對社會公共安全的重視與有序管理;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們社會的公共安全已經到了必須用法律嚴管不可的程度了。

       自醉駕入刑以來，車輛駕駛員們確實謹慎了許多。例如，在飯店，現在聽得最多的話就是“我開著車，不能喝酒。”

       但是，最近發生的社會影響巨大的“小悅悅事件”再次向人們敲響了警鐘：對危險駕駛行為的管制仍舊需要進一步加強。

       生活中能看到許多汽車駕駛人危險的駕駛行為，例如亂開快車、不看周圍環境隨意加速、亂搶車道等。甚至極個別人自認為自己的車已經交了全險，就任意胡為、無視其他車輛與行人的安全。而有些人自認為自己的駕駛水平高，甚至在鬧市區以及人流量較大的地方仍舊高速行車。

       凡此種種，其中很多已經不再屬于安全隱患了，而是直接和嚴重的危險駕駛行為。而且，許多車禍的發生，都與此有著直接的關系。

       對此，筆者最大的感受就是法律應該對駕駛行為進一步嚴格管制，以全力保障社會的公共安全。

       可是，對于這些危險駕駛行為，因為不屬于醉駕，也就沒有相關的法律和社會管理措施進行約束，不到構成車禍或事故的程度就沒有人出面管理，而一旦出了車禍釀成悲劇，卻無法彌補其嚴重的后果了。

       所以，筆者認為，除了醉駕入刑，對其他的種種危險駕駛行為，同樣應該應用行政和法律程序嚴加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