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拴緊

小田，和我是兒時玩伴，大我兩歲，同輩，但我從來沒有叫過他一聲哥。他家是第八生產隊，俺是七隊，但是家離得很近，只隔一個過道。我們同一年上的小學，還分在一個班上，無論是上學，還是放學，都形影不離。不論是夏天拾麥茬，秋天撿豆茬，割豬草，抓小魚，逮蛐蛐，捉鳴蟬……我們都粘在一起。他家是貧農，他伯（父親，弟兄幾個排行老大）是有名的生產隊長，因為他隊糧食產量連年在全大隊都數一數二，經常受到公社的表揚。小田上面還有兩個哥哥，一個姐姐，都能掙工分，家庭條件非常優越。但他和我很有緣分，從小兒就能玩到一塊，從來沒有嫌棄過我是地主的兒子。

記得有一次我們學校召開憶苦思甜大會，請的張毛子作報告。張毛子是我們村十八隊社員，新中國成立時，毛子也才十幾歲，根本體會不到舊社會有多苦，自然也很難對比出新社會的甜，加上又是個大老粗，從來沒有經過這樣的大場面，被貧管會主任也是校長的金斗硬拉上臺后，滿臉通紅，腿直打哆嗦，就是講不出話。在金斗的請求也是威逼下，他終于磕磕巴巴說出：“窮，窮，窮里很，鋪里鍋排，蓋里簸箕。”講完，像偷了人家東西一樣，一溜煙地跑了。碰見這樣的場面誰會不笑呢？我當然也笑了?？墒?，我的笑卻給我惹來一場麻煩。

放學回家的路上，有幾個同學攔住我，張口就罵：“地主羔子，不老實，憶苦思甜你敢笑！”看著他們氣勢洶洶的樣子，我“哇”的一聲大哭起來。“憋住，再哭，給你推個缸，打得你哭一缸。”說著，他們就要動手。就在這時，小田出現了，他不由分說給逞頭者一個耳光，他們便灰溜溜地跑了。原因是小田年齡大些，個子也高，又是班長，很多同學都怕他。這樣，小田就使我免受了一頓毒打和辱罵。

我十五歲那年，我們升入初中一年級。秋天的一個周一上午，我去小田家叫他一塊上學，只見他一臉的不高興，就問他原因。他氣鼓鼓地告訴我：“不知道因為啥，俺伯把我打一頓！”還給我看了他紫一塊青一塊的屁股。我問他為啥，他說十四隊隊長向他伯告了狀，說他帶頭毀人家隊里苞谷嘞。我聽后頓時如五雷轟頂，一股慚愧之意洶涌而來。他被毒打，都是因為我呀！昨天是星期天，俺隊的幾個一樣大的孩子一塊去割草，沒喊小田。半晌時候，都有點口渴，一個人提議：弄苞谷稈子吃吃吧。幾個人都沒說啥就動起手來，掰斷一棵不甜，再弄一棵，不覺就毀了幾十棵。就在這時，十四隊護青的發現了，大喊一聲：別走！我們幾個聽了一個個像老鼠見貓一樣，一個比一個跑得快。我們前邊跑，他在后面追，我個子最小，跑得也最慢，最后被逮的自然是我。那人也沒有對我怎樣，喘著大氣問我：“你，你是誰家的賴孩子？”“我，我，我是文昌家的。”我回答說。他接著問：“你爹是八隊隊長？”我含混地答道：“是，是哩。”“那你走吧，往后可別這樣了，種地多不容易。”一聽說我是文昌的兒子，那人就放我走了。文昌就是小田的伯，我是沾了小田的光才幸免一劫。我當時真的是怕挨打，更怕牽連到我家人才說了謊。真沒想到卻讓小田遭了罪，挨了一頓毒打，我后悔不已。心情穩定后，我懷著歉疚的心情告訴了他事情的原委。他得知實情后，不但沒有埋怨我，而是安慰我說：“你沒有做錯，要是說了實話，你挨打不算，咱叔也不知會怎樣哩！”那時候，成分高的人真的很難做人，別說犯錯了。

我為有這樣的好伙伴而高興，多想和他永遠相伴。但是，天有不測風云，他卻在第二年的春天永遠地離開了我。

一個星期天的上午，他參加生產隊的勞動——下紅薯窖里拾紅薯，下紅薯秧子。他在窖里拾，有人往上面拉。紅薯窖是長方形的，上面橫了木棍，木棍蓋著麥秸苫子，苫子上蓋層土，拾紅薯時中間扒個口，兩頭原樣不動。往上拉的人不小心，踩到了一頭的棍，土滑落窖內，恰巧落到小田的頭上，據說就有一荊籃子土，而這一荊籃子的土卻要了小田的命。

我痛苦了很久，真不敢相信，但他真的走了。那年他才剛滿十八歲。

唉，人的生命真的就這么脆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