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信堯新片《同學麥娜絲》未能收獲和《大佛普拉斯》一樣的好評。這似乎很合理，因為說的事就不好玩。主角是四個年近四十的中學同學，他們沒窮到《大佛》中的主角菜埔、肚財那樣，連參與生活的資格都沒收了，只能做咸濕的看客——咸濕里好做文章。《大佛普拉斯》里有一個戲劇性高潮點——行車記錄儀里的謀殺案，是一出相當精妙的佳構?。╳ell-made play，又譯巧湊?。?。《同學麥娜絲》則沒有這么一個高潮點，畢竟主角有四個，戲劇張力散開了，算是一種“散點透視”。用力一平均，沒有那么強烈的劇場效果，無法一直拽住觀眾的眼睛。然而，正因為它那被消減抑制的戲劇性，反倒令我想起楊德昌拍攝的關于臺北男子NJ中年危機的電影《一一》，同樣瑣屑，那么不光滑，又那么缺乏高光時刻。哦，中年人，你的名字叫晦暗嗎？

有意思的是，導演們最近都對不痛不癢的中年生活挺上頭。丹麥的托馬斯·溫特伯格聯(lián)合演員麥斯·米科爾森拍攝的《酒精計劃》，也是圍繞四個欲擺脫乏味生活的中年男人。他們用飲酒找樂，一開始的適度飲酒，給四位循規(guī)蹈矩的中學教師帶來了很大的改變，生活似乎煥發(fā)生機，課堂上也樂趣多多；但很快變成酗酒，變成失控。當大家回到從前的節(jié)奏時，其中一位無法及時調適，因而永久掉隊，自殺離場。影片最終也沒啥定論，就和《同學麥娜絲》一樣，四個伙伴離去一個，另外三個的人生應該也沒有什么不同吧？哦對了，NJ也一樣，與初戀糾纏一番，也沒有邁出那一步，還是回到家庭里。啊，這是多么沉悶的人生狀態(tài)，正像此刻在碼字的我，大概也像時不時親自闖進鏡頭里的中年黃信堯。

飛起一腳

我們不禁要問，他們究竟想拍什么？黃信堯說，“到了四十幾，我就覺得剛好又是一個重新省視自己的機會”，溫特伯格和楊德昌的兩部電影能夠找到的闡釋點也非常可觀，但對于影片藝術水準的品評非我之重點。作為一個中年人，我好奇的是，這么難挨的中年，他們一個個是怎么捱的？中年的可怕在于，你的每一層社會關系、每一種社會角色、每一類社會分工都有個非常非常具體的點位，可以騰挪的空間委實不多！為了那一點可能性，有人遲遲不婚，有人婚而不育。

比起另外兩部電影里的中年人，黃信堯鏡頭里的臺南兄弟混得更慘一點，他們并非追求個人自由的可能性而不婚。像閉結是因為照顧奶奶兼及做殯葬紙扎店的小營生，根本無力升階到生活的另一層。罐頭混得潦倒不堪，也只能執(zhí)“資深宅男”這一人設到底了，這個人設的一大特征就是有個多年女神在心，并且會有難堪的邂逅。有意思的是，這些看似捆綁人的一絲絲一縷縷發(fā)散的點位，實際上反而是救贖中年人生天的途徑。

《酒精計劃》里除了失重飛出了人生軌道的湯米，別的人并非是因為有家庭要應付因而存活著，而是現(xiàn)實的卡擺明要人去打，而拖延了直面孤獨和虛無的時間?！兑灰弧分械腘J也是一樣，我們在屏幕前看到并置的情感線，他和他青春期的女兒都在忙著“發(fā)情”，或者只是以為自己在“發(fā)情”。但青春的女兒可以迷醉，中年的他最終拒絕了情人，因為“其實也改變不了什么”。不是不相信，而是相信了也沒用，那種情感的擺蕩、沖擊、平復，在有具體內容要完成的中年生活里，很難提純它的欲望，穿越某些幻象。清醒如NJ這樣的人，沒有辦法說服自己僅以替換而非根治為方案去做出改變，他平靜地回家。

閉結情形不太一樣。他的死純屬戲劇性的意外，是導演安排的悲劇之死，而非中年之死，更大的作用是增添命運無常的擺弄之功。四個兄弟里，閉結最踏實，最平和，最享受而非厭棄眼前生活。在其他人對現(xiàn)狀不滿，要發(fā)愿成為導演（添仔）、升職加薪（電風）、抱得美人歸（罐頭），他對生活的態(tài)度是接受，接受家傳殯葬紙扎小店，接受照顧阿嬤，接受被群體忽視……他反而有了親情，有了愛情，有了對新生活的盼望。

通過閉結，導演似乎在表明，能夠在泥濘中感受到愉悅的唯一方式是接受。管它好運歹運，先不把自己太當“人”，就能處處邂逅接續(xù)的充電樁。閉結最后還是被安排了橫死的結局，坦白講這除了導演藝術上的需要，至今我還沒有找到足夠好的理由來闡釋。該怎么充分理解閉結的功能呢？作為一個不沾煙火的赤子？作為我們欲望的照妖鏡？作為理想的受害者？似

乎他的橫死只是為了讓導演能夠打破劇場規(guī)則，突破那個鏡框化的影像，在閉結葬禮上飛身出鏡踹向拉選舉票而失心瘋的添仔。這是替我們所有人的郁悶踢出的一腳，為被辜負的純真，為被虧待的善意，為認真的人的一片癡心，替這一切不清不楚不情不愿降臨到每個人頭上的命運飛起一腳，踹向每個人的心窩子。

這神來之筆不但使我放棄了追問，更使我想起中國電影史上的另一部佳作《瘋狂的代價》（1988拍攝，周曉文導演）。影片結尾，替被強奸的年幼妹妹尋仇的姐姐青青，在罪犯捉拿歸案之際，當眾飛起一腳，從幾百米高梯上把犯人踹了下去。身后的公安驚呼：“不是她踢的！快說不是你踢的，青青。”這一腳的注解，32年后黃信堯寫在了他的電影結尾里：“有時候拍電影會拍得讓人受不了，分不清是拍電影，還是真實的人生！”如果他們不替我們踹出去，那么我們不惜破滅幻象，付出撕毀生命謊言（the life lie）的代價，在這浪費一兩個小時看電影，又是為了什么？

生命謊言

易卜生在《野鴨》里寫道，“如果我們從普通人身上拿走了他的‘生命謊言’，那么我們就拿走了他的幸福。”《野鴨》里討人嫌的格瑞格斯堅持向卑微過活的雅爾馬一家說出真相，間接造成雅爾馬女兒的死。真相帶來了什么？真相重要嗎？易卜生沒有追問，但他提出了“生命謊言”這個說法——它是猜想、意愿和安慰人心的假象構成的復雜動態(tài)系統(tǒng)，我們的心靈乃至生理的存續(xù)都有賴于此。

在馬丁·麥克多納的名劇《枕頭人》里，有最低微、邊緣的卡圖蘭和他的智障兄弟。一天他們因為鎮(zhèn)上的兒童失蹤案而被捕。劇中布滿了白天做著屠宰工晚上當作家的卡圖蘭寫的小故事，那正是他驚人的“生命謊言”。《紐約時報》的劇評人本·布蘭特利認為，“《枕頭人》所宣揚的是人類原始而重要的本能，他們會發(fā)明幻想，為幻想而撒謊，用紅鯡魚作為誘餌，向真實或想象中的觀眾演奏《神曲》。對麥克多納先生來說，這種本能就像對性和食物的欲望一樣原始而充滿活力。人生短暫而殘酷，但故事很有趣。”

麥克多納將作家卡圖蘭悲傷的生活放在這樣極端的處境里，以彰顯人類不死的虛構力，那是一種“反命運”的能量，是草芥一樣的業(yè)余作家卡圖蘭反抗拋擲在他身上的階層和權力體系的“向前的夢想”——人會死，而作品不會，作品在生長。

人到中年，有時似乎對于自己是誰、去向哪里的幻夢愈發(fā)倚重了。因為周遭的坐標點太具體，反而滋長出強大的背離能量。既然每個人的“生命謊言”如此重要，那么憑什么，這些導演們要讓我們去看乏善可陳只剩自欺的中年生活呢？

《酒精計劃》里導演戳破了中學教師們依賴酒精帶來自我突破的故事，生活其實沒變，他們只是用酒精位移了一小段，帶來新的風景；《一一》里困頓的中年中產(chǎn)夫婦彼此內心折騰一番，貌似原封不動又回到了原點，但顯然有新質發(fā)生；《同學麥娜絲》里虛構加紀錄片方式的演繹，讓我們見證這四個臺南中年一起勉力“唬爛”（胡扯），囿于困境，掙扎不出出路的生活。這些都是每一個懷揣著“生命謊言”的人在混沌中的一點自救，我們看他們拿起，又看他們放下。雖然鏡頭以中年男性生活代入，但貼著生命體驗的視角跨越了性別，那是所有中年人的生活，獨當一面的女人同樣要面對漸行漸遠的理想和青春。濾鏡照耀自己的生活，但終歸有放下的時候，拿起和放下之間，是每個人根據(jù)生命經(jīng)驗的微調。導演們懷著巨大的理解，將這些罅隙里的起伏統(tǒng)統(tǒng)攝錄。既沒有驚人的突轉，也沒有驚人的控訴，因此亦沒有得雪的真相。

雞的自由

過得不稱意的中年，該歸咎于什么？每個人都握著安慰自己的“謊言”，但是生命謊言與別的不同，它是個動態(tài)系統(tǒng)，它在更新呢。導演對準人生最難以虛構和抽象的時段，編織這段五味雜陳的歷程。亦有幻想，亦很寫實，亦是乏味，亦自動心。影片攝制時，處于五十歲上下的他們也都很誠實地面對著他們的中年關隘，沒有隱晦，和盤托出。這種和盤托出，甚至到了傷害可看性的地步。黃信堯和托馬斯·溫特伯格的新片均被認為遜色于前一部電影《大佛普拉斯》和《狩獵》。但也正是這種托出，顯出他們對于社會結構和權力關系反思的誠意。人生能有什么真相呢？真相還不是一地雞毛。但是真相重要嗎？只怕重要的不是真，而是像卡圖蘭一樣用藝術拓寬理解，打破對“不真”的消極劃分，才能夠使人激活生命，繼續(xù)在泥濘里尋找自己的“生命謊言”。

創(chuàng)作者們對于真實的態(tài)度，不是《野鴨》里格瑞格斯的粗魯輕率，也非刻意地調侃搞笑，直把中年尷尬兌現(xiàn)成“爆笑金句”。人生不如意？那就穿越吧，以眼前的中人之姿，打著時間的紅利，回到過去一償夙愿。但就算盡力還原舊時光，那也算不上是導演貼地的體貼，真誠也只到審美化的意淫這一步了，比如《父母愛情》——時代中的很多困境被時代差距本身輕松化解，想想《夏洛特煩惱》《你好，李煥英》，這是穿越劇的法寶也是障，是阿Q式的虛無，也恰恰最掂量導演分量。生命是那么艱難，但在我們此地近幾年的影視劇中，似乎越搞越簡單了，很難找到一塊豐厚經(jīng)驗交織的“本土”。

惟令我感到不同的，是去年上映的楊荔鈉導演的《春潮》，對經(jīng)歷嚴苛集體主義規(guī)訓的母親和自由主義中年女兒之間展開的角力進行精準呈現(xiàn)。穿越和玄幻，讓我們摸不到自己的疤痕組織。人類有永遠的犬儒精神，人類也有不死的虛構能力，那是我們永恒的“向前運動”的直覺。正是這個直覺給歷史帶來活力，令我們擁有“自由意志”的幻覺，擁有“明天”這個句法。不同于阿Q的謊言，生命謊言帶給我們反命運的力量，而不是匍匐于趙家門下的力氣。

那些好電影，一定不是格瑞格斯，亦非阿Q，那是幫助我們不停辨識，直到能夠自己去尋找“謊言”的動態(tài)裝置。它帶著我們認領哪怕最難堪的中年里最不體面的自己，傾聽里面幽微茍且的鼻息聲?！锻瑢W麥娜絲》結尾，導演旁白道，“少年時我們總是相信自己身上有雙翅膀，只要肯努力，一定可以展翅高飛。但過了四十歲，慢慢可以理解，本來我們就是一只雞。”嗯，雞也有雞的自由，中年人，行動起來，說出屬于我們自己的“生命謊言”，再在它的陪伴下，在依然自由的幻象中撲棱撲棱踹一腳?！　蛲跻魸?/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