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障礙患病率高、危害嚴重，在全球精神疾病負擔榜上，抑郁障礙排名第一。到2020年，抑郁障礙將成為全球第二大疾病負擔。同時，抑郁障礙又是最可能被防治的精神疾病之一，抑郁障礙發病后干預越早，預后越好。”北京醫學會抑郁障礙分會主任委員、北京安定醫院院長王剛在第一屆抑郁障礙高峰論壇暨首都醫體融合抗擊抑郁論壇上公布了北京地區抑郁癥篩查結果，“目前的治療最多能減少抑郁障礙所造成疾病負擔的1/3，而有效的預防可以降低25%~50%的抑郁障礙發生，是減輕疾病負擔的關鍵。所以應將抑郁障礙干預關口前移，重視早期防治。”

篩查率及就診率低 抑郁癥科普宣教嚴重不足

抑郁障礙具有高患病率、高復發率和高致殘率的特點。抑郁障礙單次發作至少持續兩周以上，常常病程遷延，反復發作，每次發作大多數可以緩解，部分可有殘留癥狀或轉為慢性，可造成嚴重的社會功能損害。世界衛生組織（WHO）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全球抑郁癥患病率約為4.4%，患病人數高達3.22億人，已成為世界范圍內的首要致殘原因。北京作為國際化大都市，社會競爭壓力大，生活節奏快，抑郁障礙的患病率呈逐年上升趨勢。北京安定醫院抑郁癥治療中心的統計數據顯示，近幾年，抑郁癥門診量保持約20%的年增長率。

健康宣教應該貫穿于抑郁障礙疾病防治過程的始終。“但我們在臨床發現，抑郁癥的治療率特別低，原來我們認為抑郁癥患者大部分有自制力，就診率應該高，實際不是。在北京這樣一個媒體和醫療資源都相對豐富的城市，抑郁障礙就診率僅有10%左右，即便看醫生，也很少找精神科醫生，所以我們分會的一個重要工作是科普和宣教”。

目前因為科普宣教不足，導致了抑郁障礙的篩查率及就診率低；專科醫院、綜合醫院和社區醫院等不同類型、不同級別的醫療機構間的水平參差不齊，導致病情延誤，醫療資源極大浪費。因此，開展抑郁情緒狀況的篩查，加強民眾的健康宣教，就顯得十分必要。

北京地區首次進行抑郁癥篩查

“在一些發達國家，比如美國，有全國抑郁癥篩查日，我們國家的一些城市也有類似的活動，我們希望在北京也開始做這件事。”王剛表示，有了基本的數據，后面一些針對性的防治方法就可以出來了，基于這樣的想法，北京醫學會抑郁障礙分會于2017年10月19日~2018年1月15日進行了“北京地區抑郁癥篩查”（以下簡稱“篩查”）。篩查涵蓋5所院校、12家醫院、5個社區及企業，時間的選擇正是抑郁癥的高發時段——秋冬季，重點針對學生、孕產婦、老年人、醫院就診患者、企業人員、醫護人員等特定人群，篩查的有效樣本10539例。本次篩查發現，上述特定人群的抑郁篩查陽性率為9.62%~15.88%，焦慮篩查陽性率為15.25%~26.73%。

在參與此次篩查的大學生中，抑郁篩查陽性者占10.14%，焦慮篩查陽性者占18.08%。“篩查陽性不等于診斷為這個疾病，以國際通用的抑郁癥篩查量表PHQ-9為例，篩查為陽性的人最終會有80%的人被診斷為抑郁癥。焦慮篩查結果有點出乎意料，在各個人群中，焦慮篩查陽性率總體高于抑郁，抑郁合并焦慮的占6.8%。我國的抑郁癥人群里，70%左右同時伴發焦慮。大學生中抑郁焦慮的發生與年級增長呈正相關，剛入學的學生最低，研究生篩查陽性率最高。學業就業壓力雙高可能是其原因。”王剛說。

美國2013年頒布的診斷和疾病分類標準中，產后抑郁已經被孕產期抑郁替代，說明這一人群在孕期已有可能出現抑郁。在此次篩查的孕產婦人群中，抑郁篩查陽性率為11.33%，焦慮陽性率為23.83%，抑郁合并焦慮的篩查陽性率為7.83%。“幾年前，北京市衛計委就讓我們提供協助，將抑郁癥篩查納入孕檢項目中，說明孕期、產后都是女性抑郁癥較高發的時段。”王剛說。

老年人群中，焦慮篩查陽性率遠高于抑郁。“我們把獨居老人和與子女老伴共同居住的老人進行了區分，我們精神科臨床是建議共同生活的，單獨居住的老人是抑郁和癡呆發病的高危因素，但篩查結果顯示，獨居老人的抑郁篩查陽性率為6.32%，與子女或老伴共同居住的老人抑郁篩查陽性率為11.66%。原因可能是身體狀態不佳的老年人更多與子女、老伴一起生活。”王剛說。

在此次篩查的就診患者人群中，抑郁篩查陽性率為15.88%，焦慮篩查陽性率為26.73%。在各類疾病中，心腦血管病是導致抑郁焦慮的重要原因，心腦血管疾病的抑郁篩查陽性率最高，為21.7%，腦血管疾病患者焦慮篩查陽性率為32.73%。“去年與安貞醫院共同調研發現，以冠心病為主訴到安貞醫院就診的患者中，30%根本不是冠心病，而是焦慮和抑郁人群表現出的軀體癥狀，患者誤以為是心臟病，這項調研進行的兩個多月中，安貞醫院轉診了近300個患者到安定醫院。”王剛說。

王剛表示，本次篩查的結果有幾點提示：第一，應該認識到抑郁癥疾病負擔極大，相關癥狀與患者生存環境密切相關；第二，應防患于未然，對高危人群進行定期篩查——建立篩查機制；第三，需要提高大眾對抑郁癥的認識，廣泛開展科普教育；第四，需建立抑郁癥高危人群的綜合防治模式，尋求藥物、心理治療之外的醫體融合干預方式。

運動對抑郁癥進行干預具有明顯優勢

國際權威研究機構英國國家優化衛生與保健研究所（NICE）發布的指南中指出：“輕、中度抑郁癥可在心理治療之外選擇團體運動干預治療。”通過運動對抑郁癥進行干預具有明顯的優勢：強度和頻率一定的運動可以有效改善抑郁癥患者的癥狀，可以提高其他治療的療效，配合藥物治療時可以明顯提高抑郁癥狀緩解率；改善患者的社會交往、生活質量，提升自尊，提高老年人生活的獨立性，減少患者病恥感；能明顯增強患者體質；費用低，接受度高，對于藥物治療、心理治療依從性差的患者，增加了新的治療選擇；能預防抑郁癥的復發及新發。

北京足協顧問金志揚在論壇現場笑談自己這次是重大跨界，他認為，對于抑郁癥防比治更重要。“足球運動的真諦不僅在于競技，更在于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培養頑強拼搏的集體主義精神。”社會在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在提高，我們卻忽視了體育的作用。金志揚認為，現階段我們從發展競技體育轉化為發展群眾體育，為什么把足球作為校園體育改革的一個突破口？因為它有一個很好的功能——對孩子們抗挫折能力的培養。“抑郁癥很重要的一點是人在挫折面前不知所措，最后變成病態，如果我們對挫折能抗爭，有解決的方法和能力，我覺得抑郁癥的發病率可能會降低”。

足球運動恰恰可以培養孩子的抗挫折能力，足球比賽有勝有負，5個人、7個人、11個人，他們是一個團體。金志揚現場分享了一個小故事：“有一次我碰到幾個孩子踢比賽輸了，小哥兒幾個抱頭痛哭，家長也跟著哭。我問孩子們，你們今天怎么了？答，我們輸了。我問，輸了怎么了？答，我們不高興。我問，不高興還要怎么著，飯還吃不吃？孩子們不答。我接著問，今天輸了幾個球？答，5個。我說，明天太陽出來咱們再跟他們踢一場，還能輸5個嗎？孩子們喊著回答：不能！我們最多輸3個……孩子們的斗志被調動起來了，這就是很大的進步，在挫折面前這支小小的足球隊要團結起來，一起學習面對困難和挫折。”

獨生子女最大的問題是面對困難怎么克服。金志揚認為孩子關系到國家的未來，現在初中的孩子就有因為考試沒考好而跳樓的，讓人感到特別可惜。“我希望有更多的孩子積極參與到體育運動中來，學習和鍛煉‘今天輸了，明天繼續干’的抗挫折能力。所以我呼吁醫體的融合，個人有了抗爭能力，就能夠遠離抑郁癥”。

“運動缺乏癥會讓人不自信、輸不起、情緒不穩定、不快樂。”國家體育總局體育科學研究所郭建軍認為，醫體融合是抗擊抑郁最有效的方式。運動可以改善睡眠、提升自信，增強體能讓人獲得更多的有效交往，團體運動中大家共同完成任務可以帶來成就感和歸屬感；體育運動提升抗壓能力，能讓人學會正確面對成功與失敗，磨練意志品質。運動可以滿足人的三種最基本心理需要：第一，勝任需要，即能力需要；第二，關系需要，即與人交往，歸屬需要；第三，自主需要，即不被動。“基本心理需要是幸福感的基礎。”郭建軍說，我們應該重視體育的交流、教育功能，增強它的儀式感，讓體育運動給個體帶來更多的有效交往。

國內“醫體融合”理念首先由體育研究所提出，并率先在冠心病、慢阻肺等人群中建立了完善的運動干預措施，已在基層醫院推廣使用。在體育鍛煉與抑郁癥治療結合方面，北京安定醫院與體育研究所已開展小樣本針對亞臨床抑郁的臨床研究，初步研究結果顯示運動干預療效好，可接受度高。未來，兩家機構將繼續開展相關研究，以形成專業的運動指導培訓師隊伍及針對抑郁癥患者制定系統的運動培訓課程。（齊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