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張蓋倫

　　“時間：1947年12月16日

　　日記號：38139-7”

　　70年前，當物理學家沃爾特·布拉頓像往常一樣寫下他的實驗日記，他不曾預料，一個時代即將開啟。

　　這場實驗的主角是一個比火柴棍短且粗的半導體放大器，后來，它被命名為點接觸式晶體管。

　　點接觸式晶體管成了人類打開晶體管大門的第一把鑰匙。大門推開后，一場信息技術革命席卷全球。

　　70年后，晶體管已經變得幾乎無處不在。人類以其為磚瓦，搭建出一個個虛擬世界。我們至今仍未找到晶體管的替代品，以其為基礎的集成電路，還將被人類長期依賴。

　　晶體管的問世，人類微電子革命的先聲

　　晶體管誕生之前，人們已經有了電子管，或者叫真空管。

　　電子管具有信號放大作用，但是毛病一籮筐——壽命低、體積大、可靠性差。

　　所以，人們希望找到一種器件替代電子管。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下屬的貝爾實驗室成了尋找路上的開路先鋒。

　　貝爾實驗室創建于1925年。成立伊始，它就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工業實驗室。3600名工作人員中，有2000名是技術人員。

　　1945年7月，二戰臨近結束，為了適應戰后研究方向的調整，貝爾實驗室進行了各個研究部門的改組。

　　這次改組中，物理部門成立了3個研究小組，其中之一就是固體物理研究組。該組又分為半導體和冶金兩個小組，麻省理工大學博士肖克萊兼任半導體小組組長。他將小組的研究計劃，定為研制“半導體放大器”。

　　半導體是指常溫下導電性能介于導體和絕緣體之間的材料，像硅和鍺，就是常見的半導體材料。

　　清華大學微電子所所長魏少軍說，要理解晶體管的工作原理，可以想象一個大壩的水閘。

　　當大壩閘門合上，無水流出，水力發電機就無法發電；當閘門打開，水流涌出，水力發電機就可以輸出電流。“閘門的開合直接影響到了水力發電機的運轉，這就是用一個弱信號，去控制了一個強信號。”而晶體管的基本原理，就是“放大”，用小電流去控制大電流。

　　貝爾實驗室對晶體管的構思由來已久。晶體管的誕生，是長期積累的結果。從諾貝爾獎的歸屬來看，榮譽最終給了3個人——肖克萊、布拉頓和巴丁。

　　1947年12月16日，擺在布拉頓和巴丁面前的，是一個多次改進后的、構筑在鍺晶體之上的器件。鍺晶體表面，用一根彈簧壓著一個兩邊包裹著金箔的三角形塑料楔子。這兩邊的金箔，就是信號的輸入端和輸出端。

　　就是它，在那天的實驗中，成功放大了30%的輸出功率和15倍的輸出電壓。

　　用現代標準來衡量，這點觸式晶體管的原型實在太過質樸笨拙，但無可否認，它就是人類微電子革命的先聲。

　　在它之后，又有雙極型、單極型晶體管和硅晶體管相繼問世。

　　“從移動計算到智能計算，當今時代的種種變化，都離不開電子信息系統。而晶體管，是其中最為基礎的器件。”魏少軍說，晶體管之于信息革命，如同鐵器之于農業革命，如同蒸汽機之于工業革命，“它的重要性怎么強調都不為過。”

　　起步不晚的中國，還是落后了

　　晶體管應該被拿來做更多的事情，不過前提是，它要足夠小。

　　如何找到一種高效的晶體管、導線和其他器件的連接方法？1958年左右，美國兩位30歲出頭的年輕人，各自拿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就是我們今天已經熟知的集成電路。

　　如果說，晶體管的誕生，是蝴蝶扇動了翅膀，那么，遠隔大洋的中國，也敏銳地嗅到了風暴來襲的信號。

　　中國的起步并不晚。上世紀50年代中期，正值我國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半導體這門新興科學技術受到了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1956年，在沒有技術資料和完整設備的條件下，我國成功研制出了首批半導體器件——鍺合金晶體管。1965年，我國又擁有了集成電路。

　　“說起我國第一代半導體人，那真是非常了不起。”中科院微電子研究所所長葉甜春感慨，“他們帶著知識歸國，自己研制設備，自己制備材料，自己培養了第一批學生，完全白手起家。”

　　頭20年，我國集成電路和國際上的差距并不大；但在第二個20年，道路開始曲折。

　　差的不在技術，而是產業。一個還沒有完成工業化的國家，剛剛從計劃經濟時代走出，還不知道如何組織大規模商品生產。此時，還想更進一步，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更是難上加難。

　　產業發展不起來，技術研發也步履維艱，陷入惡性循環。葉甜春記得，1986年自己剛入集成電路這一行時，整個行業都處在痛苦的轉型期。大家還在學習高質量低成本地批量制造產品，在混沌中摸索。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國際集成電路產業開始起飛。“這是國家發展階段的差異，也沒什么好埋怨的。”葉甜春坦言。

　　真正的轉折點，發生在2008年。

　　那一年，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啟動。“核心電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礎軟件產品”“極大規模集成電路制造裝備及成套工藝”等專項都指向了集成電路。5年后，技術儲備到了一定程度，加大產業投入，也就被提上議事日程。

　　2014年，國務院發布《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設立國家產業投資基金。“效果一下子就顯現出來了。為什么能這么快？因為技術體系已經建立起來了，能支撐產業體系的快速發展了。”葉甜春總結，“這是一套組合拳，堪稱完美。”

　　到了能打大戰役的時候了

　　2017年1月，晶體管誕生之國美國，在一份報告中將矛頭對準了中國。

　　美國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稱，中國的芯片業已經對美國的相關企業和國家安全造成了嚴重威脅，建議美國總統下令對中國的芯片產業進行更加嚴密的審查。

　　為什么？我國集成電路產業規模在世界占比非常小，算是“小透明”，就算有一些跨國并購，但交易額也完全不夠看，何至于引起這么高的警覺？

　　“因為資本的背后，是我們自己真正的技術體系和產業體系在做支撐。”葉甜春說，“他們認為，一旦發展起來，就不可阻擋。我們有核心競爭力了，人家就害怕。”

　　實際上，我國集成電路一直都在國際上的打壓和遏制中求生存。產業還在起步階段，就有“巴黎統籌協會”對我國所需的新技術、新設備進行封鎖禁運。當上世紀80年代后期“巴黎統籌協會”解體之后，又有“瓦圣那協定組織”繼續對我國新興技術和新興產業進行封鎖限制，它們只允許放行比經濟發達國家滯后兩代的集成電路技術和設備。

　　“西方國家有點神經過敏。”魏少軍的看法略有不同，“中國打贏集成電路這場仗沒那么容易。”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需要全球化的產業環境，需要巨額投入，也需要大量人才。這都無法一蹴而就。

　　從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的統計來看，2016年我國集成電路產業銷售額達4335.5億元，比上年增長20.1%，這一增長速度算得上“高歌猛進”。不過，魏少軍提醒，這4000多億元的銷售額，還包括了在華外商的貢獻。“其實我們自身的能力還相當有限。”他判斷，我國自己生產的集成電路，大約可以滿足國內需求的1/4。

　　從技術上來看，我國最新的集成電路技術，跟國際上最新技術還差了一代到兩代。不過，葉甜春認為，糾結于這個最新技術的代際差異，是一種誤區，并沒有太大意義。

　　比如，如今依然在大量生產的55納米、40納米和28納米芯片，進入市場已近10年，但它們并未因為更小尺寸芯片的出現就退出歷史舞臺。

　　“集成電路尺寸縮小速度確實很快，但并不是下一代對上一代的完全替代。每一代技術都有大約10年的生命周期。”葉甜春表示，我國55、40、28納米三代成套工藝已研發成功并實現量產，而更先進的22、14納米先導技術在研發上也取得突破，形成了自主知識產權。“所謂趕超，也無需要求在各個領域全面超越，只要我國的集成電路能夠支撐我國信息化和智能化的發展即可。”

　　可以肯定的是，這場晶體管開啟的信息革命，將更深、更廣地重塑人類社會。“未來，芯片的重要性只增不減。”魏少軍強調。

　　而回首來路，葉甜春常說“傳承”。一代一代半導體人的砥礪前行，才有中國今天的局面。

　　今天是個怎樣的局面？他抬起頭，望向遠方，帶著笑意。“可以打大戰役了。我們有了‘戰’的能力，雖然能力有限，但和從前相比，大不一樣了。天時地利人和，沒有理由超不過別人，這只是時間早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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