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見》指出，允許高校教師從事多點教學獲得合法收入，依法依規適度兼職兼薪。

對高校教師而言，這無疑是一項重磅利好政策，自此以后可以名正言順地兼職兼薪啦！事實上，高校教師參與兼職兼薪早已不是新鮮之事，與其偷偷摸摸中“暗流涌動”，倒不如擺到臺面上“光明正大”，以充分釋放改革的善意和紅利。同時，允許高校教師兼職兼薪，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人才資源效益的最大化，增強了高等學校主動服務社會的能力和影響力，于公于私均大有裨益。可以說，通過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分配政策，從政策層面為廣大高校教師注入了一劑強心劑，引燃了他們創新創業的激情，激發了他們協作交流的活力，也必然形成知識流動、知識生產的大好局面。

當然，為這一重大利好政策叫好的同時，還應關注政策文本中的一個重要詞匯“適度”。應當講，此處所言“適度”之內涵豐富、寓意深刻，稍有偏差，小則引致政策走偏，大則導致嚴重背離政策之初衷。有鑒于此，把握好這個“適度”要求顯得尤為關鍵。

于高校教師個體而言，切忌“舍本逐末”。教書育人乃教師之神圣職責，履行好教師職責、完成本職工作為守“業”之本。故而，高校教師參與兼職兼薪之大前提，應首要治學為本、育人為先、術業有專，并能留足時間與學生充分互動交流。那些把大量精力用于兼職活動，甚至從事與產學研不掛鉤、與本職工作毫不相干的兼薪工作的高校教師，勢必會對正常的教育教學秩序造成一定沖擊，丟了本分、忘了初心、亂了分寸。其實，該政策也同時申明了要把教學業績和成果作為高校教師職稱晉升、收入分配的重要依據。對專職從事教學的人員，適當提高基礎性績效工資，加大對教學型名師的崗位激勵力度，同時還鼓勵開展教學理論研究、教學方法探索、優質教學資源開發、教學手段創新等。由此來看，在這一張一弛之間，拿捏有度彌足珍貴。對于一些有能力并有精力的教師而言，允許兼職兼薪帶來的是利益倍增效應，符合公平的勞動分配原則，理當成為社會的中高收入群體，應當予以支持和鼓勵。當然，教師自身更應正確看待兼職兼薪引起的權利與義務責任的變化，重視技術秘密和知識產權保護，不能越規逾矩。

對高校自身來講，在空前開放、多元、共享的環境中，“適度”超前的發展策略顯得尤為必要。為此，高校應做到“四個轉變”：一是高校辦學由相對封閉轉向開放共享。鼓勵廣大教師既可參與決策咨詢、扶貧濟困、公民服務、科學普及、學術組織等公益性兼職活動，還能從事技術創新、技術開發、技術成果轉讓、信息咨詢、技術服務等兼薪工作。二是對教師的考核評價由硬性量化轉向柔性價值。通過營造良好教育生態，搭建學術科研平臺，內生性把教師引向教學學術專注。同時，將多點教學等兼職同步納入作為年度考核的依據之中，將教學業績、對外智力服務、科技成果轉化和成果與課題、項目一并合理納入考核體系，形成以知識價值為基準點、權責利為平衡因素、“多勞多得”為結果評價的柔性考核體系。三是對成果的評價周期由短期轉變為中長期。從知識生產角度來講，那些原始創新的重大知識發現，均是在寬松自由的長期積累中突生而來。因此，合理確定評價時限，避免短期頻繁考核，形成中長期激勵導向，以防止滋生急功近利、學術不端等負面取向。四是收入分配機制從崗位層次均等化轉向人力資本運營的價值認定機制。回歸學術本位管理、評價，突出業績貢獻有回報，權益有保護，監督有力度，形成合理的智力勞動補償激勵機制、績效考核制度，促進新政策落地生根。

當然，高校教師從事兼職兼薪的行為，不能僅從自身角度對其評頭論足，更應從外部環境、形成機理、策略供給等綜合視角予以檢視。

首先，就社會外部環境來談，政府應積極營造“讓知識創造價值，價值創造者得到合理回報”的社會氛圍。改革科研管理和評價制度，讓各類經費為人的創造性活動服務，在配置資源中充分認識、正確估價高校教師的智力價值和知識價值，用利益杠桿調動其積極性，為其提供優質高效服務，實現機構、人才、裝置、資金、項目協同發展的新格局。

其次，從形成機理分析，理當訴諸大學本體價值，厘定“知識價值”的核心要義。即知識價值指的是知識生產中所凝結的人的科學勞動，是一種“潛在的價值”，只有通過轉化和交換才能變成現實的價值。故而，有效打通科技成果轉化通道，以實現創新鏈與產業鏈之間有效對接，為教師科研行為有效增益。

最后，從策略供給出發，在應對民間資本、營利性組織等進入公共教育領域之時，應謹慎保有選擇性和靈活度，保持適度張力。進一步把握高校教師的成長特性，優先給予其精神性獎勵，

逐步形成教學、科研、服務等多功能兼備的共生共榮的學術社區，讓創新成為共同體的一種價值導向與思維方式，為高校教師成長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和社會氛圍。

張立遷（作者單位：天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