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9月5日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系統回顧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立、發展的歷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進行了深刻闡述，對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作出了戰略部署。《講話》閃耀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光輝，是指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綱領性文件。

一、政治發展道路是關系根本、關系全局的重要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堅持正確的政治發展道路更是關系根本、關系全局的重大問題。”“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決定于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基礎，同時又反作用于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基礎，乃至于起到決定性作用。”

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出發，可以從四個方面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這一科學論斷。一是從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看。人類社會從低級形態向高級形態轉變，是不可逆轉的趨勢，政治制度是社會形態的核心內容和顯著標志。二是從決定歷史進程的因素看，雖然決定歷史進程的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696頁）三是從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矛盾運動的規律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因為政治制度在國家制度體系中，處于關鍵環節和核心部位，帶有全局性和根本性，因此其反作用常常表現為決定性作用。四是從政治制度的功能作用看，政治制度一經確立，便是頂層設計，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

政治制度選擇不好，就會導致社會動蕩、國家分裂、人亡政息，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有過，在現今國際政治舞臺上也不少見。

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

1.這一選擇不是在幾種政治模式中作出的一種選擇，而是在探索嘗試過近現代所有政治模式之后的選擇。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提到了三個“五”。第一個“五”是講辛亥革命之前的五大事件，包括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清末新政。這五大事件的時間是1840年鴉片戰爭發生之后到辛亥革命之前的這一段。中國的志士仁人為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探索。太平天國發生在1851年—1864年；洋務運動大概的時間是1860年到甲午戰爭失敗（1895年）；戊戌變法發生在甲午戰爭之后的1898年；義和團運動發生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后的1899年；清末新政是八國聯軍打進北京以后的1901年發生的。

第二個“五”，是嘗試過的五種制度形式。這五種制度形式是：君主立憲制、帝制復辟、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君主立憲制對應的歷史事件是戊戌變法和清末新政。戊戌變法歷時百日，被慈禧太后所鎮壓。清末新政以1901年慈禧太后發布上諭進行改革為標志。慈禧太后借鑒日本的憲法，制定了《欽定憲法大綱》。這個改革最終也歸于失敗。帝制復辟搞了兩次，一次是袁世凱，一次是張勛。都很快失敗了，說明封建統治早已不得人心了。照搬西方的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也是不成功的。在此期間，中國曾出現過多黨林立的局面。從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到1914年1月國會解散，各種新成立的黨會達682個之多。人們“遇有不相識者，問尊姓大名而外，往往有問及貴黨者”。（《時事新報》，1913年1月3日）從1912年到1948年，中華民國歷史上出現過八位總統，始終處于內憂外患、風雨飄搖之中。

第三個“五”，是后面總結性地講到的五種革命或改革類型。第一，不觸動舊的社會根基的自強運動。第二，各種名目的改良主義。第三，舊式農民戰爭。第四，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第五，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各種方案。這些都不能完成中華民族救亡圖存和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都不能讓中國的政局和社會穩定下來，也都談不上為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提供制度保障。中國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選擇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所以說，這種選擇不是多選一、二選一，而是將西方近代以來的各種政治制度都嘗試過了，都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在這之后，歷史和人民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選擇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2.選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是特殊事件發生后的偶然結果，而是歷史的必然。

1927年，國共合作進行北伐戰爭，取得勝利后，蔣介石隨即背叛革命，與共產黨反目。從1927年到1937年，這十年中，國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統一，有時間和精力進行一些建設，現在有人將此稱為“黃金十年”。有人甚至認為，如果沒有日本侵華戰爭，中國有可能走資本主義道路并實現現代化。這種觀點顯然是不正確的。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面來分析。

一是歷史不能假設。希望日本不侵略，不發動侵華戰爭，是一廂情愿的。

二是1937年之前，中國已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僅是日本侵占了東三省，西方列強在中國也有殖民利益存在。

三是1927年至1937年，新軍閥割據出現，在內憂外患的環境中，不可能實現近現代化。

四是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使其不可能完成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由于他們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是異常軟弱的，他們又保存了另一種性質，即對于革命敵人的妥協性。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即使在革命時，也不愿意同帝國主義完全分裂，并且他們同農村中的地租剝削有密切聯系，因此，他們就不愿和不能徹底推翻帝國主義，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徹底推翻封建勢力。這樣，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兩個基本問題，兩大基本任務，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都不能解決。”（《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3—674頁）

五是中國的仁人志士確曾寄希望于將西方的政治制度運用到中國，改變中國當時的悲慘命運。但是從外部環境看，列強不愿意放棄在華利益，不允許中國獨立；從內部條件看，資產階級很弱小，難以擔當起歷史重任。辛亥革命以后議會政治模式的種種丑態也讓中國人產生了對西方所謂民主模式的懷疑。

3.中國的政治制度，不是對蘇聯模式的簡單照搬，而是經過探索形成的符合中國實際的選擇。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我們在學習借鑒蘇聯經驗的同時，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形成了自身鮮明的特色。首先，我們同蘇聯在國家結構上就有很大區別，蘇聯是聯邦制，中國是單一制。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蘇聯的最高蘇維埃也有不同。最高蘇維埃是兩院制，包括聯盟院和民族院。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引用了鄧小平同志的一段話，鄧小平同志說：“我們實行的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院制，這最符合中國實際。如果政策正確，方向正確，這種體制益處很大，很有助于國家的興旺發達，避免很多牽扯。”

三、從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系出發深刻領會“四個必須”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說，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必須毫不動搖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必須保證和發展人民當家作主，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深刻領會“四個必須”，應該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系聯系起來思考。要把握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以及保障其運行的體制機制，把握制度體系運行過程中的一些關鍵環節，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系出發思考問題。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系中，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者的有機統一是關鍵。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三者有機統一的根本制度安排，還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自治等基本制度。還包括政府、司法、群團和社會組織等系統，包括維系整個系統運轉的民本思想、群眾路線、統一戰線、民主集中制、協商民主、賢能政治等思想理念和體制機制。深刻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系，有助于深刻認識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四個必須”。

1.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黨的領導。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體性質決定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地位，是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的一個突出特點。我們講毫不動搖地堅持黨的領導，決不是先入為主，也不是自封的。可以從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歷史地位和承擔的使命三個方面來認識。

一是從黨的性質來認識。政黨政治在世界近現代政治史中是一個重要標志。中國共產黨與西方政黨比較，從性質上講存在兩個大的差別。首先，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西方政黨是資產階級政黨，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第二，中國共產黨是先鋒隊和領導核心，既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又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華民族的領導核心。西方政黨是議會競選制度安排下形成的政治派別，是用于競選的工具。

二是從黨的歷史地位形成來認識。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地位是在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背景下形成的，是歷史和人民通過比較之后作出的選擇。革命戰爭年代是這樣，新中國成立后也是這樣。

1948年4月30日，中國共產黨發布了“五一口號”，各民主黨派積極響應，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并積極參與民主建國。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黨地位和民主黨派的參政黨地位，是在這個基礎上形成的。西方資產階級政黨是在資本主義制度建立后，在議會政治框架內，通過競選取得一段時間執政資格的。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常常用所謂的合法性來誤導我們，他們講合法性，主要是講選舉程序的合法，回避合法性的根本應該是人心向背。實際上西方一些國家的資產階級政黨只是競選工具，已經存在嚴重的信任危機、組織危機和辨識危機。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領導人民進行國家建設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這里不妨將中國與印度、與俄羅斯作一比較。中國與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大國。印度是西方認為實行西式民主的典型的新興國家。新中國1949年成立，印度1947年獨立。1952年，印度人均生產總值是52 美元，中國是48美元。60 年后，中國人均生產總值5414 美元，印度人均生產總值1389 美元。又比如，俄羅斯原為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一部分，蘇聯解體后，照搬西式民主制度，地位不升反降。蘇聯解體后的第一年即1992年，俄羅斯經濟總量排名世界第八，中國排名第十，到2010 年，俄羅斯排名下滑到第十，中國排名上升到第二。

三是從肩負的歷史使命來認識。當前，中國共產黨肩負著“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使命，即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最偉大的夢想，是中華民族最高利益和最根本的利益。革命需要領導核心，建設需要領導核心，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需要堅強的領導核心。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華民族的命運所系。事實上，除了中國共產黨，也沒有其他任何政治力量能夠擔負起這個歷史使命。

圍繞如何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如何堅持黨的領導，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必須堅持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做到“三個保證”和“四個善于”。“三個保證”包括：支持和保證人民實現當家作主；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策部署在國家工作中得到全面貫徹和有效執行；支持和保證國家政權機關依照憲法法律積極主動、獨立負責、協調一致開展工作。“四個善于”是：善于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善于使黨組織推薦的人選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人員，善于通過國家政權機關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善于運用民主集中制原則維護黨和國家權威、維護全黨全國團結統一。這些要求我們要認真領會，認真貫徹。

2.必須保證和發展人民當家作主。

堅持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本質和核心，沒有人民當家作主，就沒有社會主義。人民當家作主也是憲法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本質和核心內容。《憲法》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就保證和發展人民當家作主，講了具體要求。一是必須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支持和保證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二是要擴大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從各層次各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三是國家各項工作都要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密切同人民群眾的聯系，傾聽人民呼聲，回應人民期待，不斷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凝聚起最廣大人民智慧和力量。黨的群眾路線是黨的根本政治路線和根本工作路線，既是生命線，也是科學的工作方法。這里強調國家各項工作都要貫徹黨的群眾路線，既是黨的政治路線在國家各項工作中的體現，又是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實際需要。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民生問題始終是我們必須高度重視的首要問題。根據“亞洲價值觀調查項目”的研究發現，75%以上的大陸和臺灣居民的民主觀都是以民生為核心的。美國杜克大學史天健教授關于中國人的民主觀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的類似研究，得出的結論都比較接近，即中國百姓眼中的民主其實是民生，以民主的語言表達民生的訴求。即令如此，我們仍然要像鄧小平同志所說的那樣，善于從政治的角度看待經濟問題。我們要從保障人民主體地位，保證和發展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高度，看待并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 

3.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依法治國是現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標志。民主與法治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核心內容。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我們必須堅持把依法治國作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把法治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由此，我們可以深刻地認識到，第一，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第二，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的基本指導思想和基本工作方法；第三，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習近平總書記還指出，發展人民民主必須堅持依法治國，維護憲法法律權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總結文化大革命教訓和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要求。全會強調，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進行了部署。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從四個方面強調了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一是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二是依照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法規來開展和推進國家各項事業和各項工作；三是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尊重和保障人權；四是實現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

4.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民主集中制是中國國家組織形式和活動方式的基本原則”。這就從制度建設和制度運行兩個方面強調了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地位和功能作用。

民主集中制是列寧創建無產階級政黨時所確定的組織原則。中國共產黨在創建和發展中，體現了列寧的建黨思想和原則，在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各個歷史時期，豐富和發展了列寧民主集中制的理論與實踐。不僅利用民主集中制推動了黨和國家事業的大發展，而且利用民主集中制不斷地解決了黨自身出現的問題。

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系中，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在黨的建設、國家建設中，民主集中制都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它是維系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系的支撐，是維系這個體系正常并有效運轉的體制機制。真實地體現了保障人民當家作主和黨領導人民有效地治理國家的政治關系，既能夠反映人民當家作主的性質，又能避免無序民主、無效民主和民粹主義；既能體現政治屬性上的民主，又能反映政治倫理上的集體之善。民主集中制的基礎是民主，關鍵在集中。一方面，不能離開民主講集中；必須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確的集中。另一方面，沒有集中指導，民主就是無序的；在充分發揚民主的基礎上，如果沒有正確的集中，那么民主就是無效的。

人民代表大會的制度安排及其程序安排充分體現了民主集中制。我們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使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內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系有效、健康地運行。

四、系統地把握現代政治文明的評判標準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談到了評價政治制度的八條標準，即：“國家領導層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體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人民群眾能否暢通表達利益要求，社會各方面能否有效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國家決策能否實現科學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過公平競爭進入國家領導和管理體系，執政黨能否依照憲法法律規定實現對國家事務的領導，權力運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約和監督。”

習近平總書記在這里首先所指的是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然后圍繞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提出了主要評價標準。是不是民主的、是不是有效的，涉及兩個相互聯系的評價內容。是不是民主的，是判斷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是否體現現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標志；這種民主制度在國家治理中是否有效，同樣是判斷其是否是現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標志。可以說，這是對西方某些政治學者所宣揚的“程序至上”標準的有力回應。西方有的政治學者認為，只要選舉程序合法，哪怕所產生的政府是無能的、無效的，那么這個政治制度也是民主的。事實上，如果通過一定程序選舉不了有為有效的政府，那么這個程序的科學性就應受到懷疑。無效的制度甚至無序的制度不是好的制度，也有悖于現代政治文明，說它是民主制度也毫無意義。

可以從這八個方面的主要評價標準看我們制度建設的成就。

第一條，國家領導層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對照這個標準，可以從三個方面看我們的制度。一是我們廢除了實際存在的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普遍實行領導干部任期制度，實現了國家機關和領導層的有序更替；二是選拔與選舉相結合，從總體上使執政團隊的能力素質得到了保證；三是權力配置上的分工與協作避免了決策上的相互掣肘。在中國，領導人的產生機制具有科學性。中國具有賢能政治傳統，把選拔與選舉有機地結合起來，注重經歷與政績，實現了程序上的合法性與實質上的正當性的統一。從總體上避免了黨爭、錢舉、低能和過度功利的短期行為，也避免了某些西方國家權力制衡機制演變為否決機制的后果。

第二條、第三條，全體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人民群眾能否暢通表達利益要求。這兩條標準所判斷的是民主的實質，也可以說是人民民主制度與其它的民主制度本質區別之所在。中國共產黨始終高揚人民民主的光輝旗幟，不斷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人民實現了內容廣泛、層次豐富的當家作主。涉及普通民眾利益的問題，有暢通的訴求渠道，針對這些問題，執政團隊會主動地研究并制定政策加以解決。中國有廣泛社會基礎的中長期發展規劃，著眼于人民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在立法和涉及民眾利益政策調整時，能積極主動地、廣泛地聽取意見。只要財力和社會條件具備，公共政策出臺就沒有障礙，特別是沒有明顯的利益集團的阻滯。這些與某些西方國家有很大的不同。

第四條，社會各方面能否有效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對此，我國的統一戰線和協商民主作出了很好的回答。我們堅持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發展獨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有效凝聚了各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各界人士的智慧和力量。

第五條，國家決策能否實現科學化、民主化。我們黨和國家實行群眾路線這一根本工作路線，遵循民主集中制這一基本原則，嚴格執行法律程序和決策程序，堅持政務公開，既避免了議而不決，又實現了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

第六條，各方面人才能否通過公平競爭進入國家領導和管理體系。我國具有重教重才傳統，廣泛多層的人才選拔機制，能夠通過公平競爭使各方面優秀人才不斷地進入到領導和管理體系。

第七條，執政黨能否依照憲法法律規定實現對國家事務的領導。前面提到的全面依法治國應該是有力的回答。

第八條，權力運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約和監督。我國有多種形式的監督體系和責任追究體系，有嚴格的權力約束和反腐敗措施，對權力運用的約束和監督是有力、有效的。

由此可見，經過長期努力，我國在解決這些重點問題上都取得了實質性進展。我們可以很有底氣地說，中國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內的政治制度體系是民主的、有效的。

五、設計和發展國家政治制度，必須堅持從國情出發、從實際出發

每個國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獨特的，都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都是在這個國家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演化的結果。中國在秦漢時期就形成了民族統一的國家，西方不少國家定型的歷史只有二三百年。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對美國的考察，在極力推崇美國民主的同時，也有“民情說”的觀點，認為美國的做法，在歐洲國家未必可以照搬。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設計和發展國家政治制度，必須注重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形式和內容有機統一。要堅持從國情出發、從實際出發，既要把握長期形成的歷史傳承，又要把握走過的發展道路、積累的政治經驗、形成的政治原則，還要把握現實要求、著眼解決現實問題”。“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別的國家有而我們沒有就簡單認為有欠缺，要搬過來；或者，看到我們有而別的國家沒有就簡單認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這兩種觀點都是簡單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確的。”

當前，我們的民主政治建設同擴大人民民主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體制、機制、程序、規范以及具體運行上還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在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發揮人民創造精神方面也還存在一些不足，必須繼續加以完善。但是，完善和發展必須從國情和實際出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過去和現在一直生長在中國的社會土壤之中，未來要繼續茁壯成長，也必須深深扎根于中國的社會土壤”。

1.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這兩句話是一個整體，前一句話規定了根本方向，必須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同時必須適應國家現代化總進程，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提高國家機構履職能力，提高人民群眾依法管理國家事務、經濟社會文化事務、自身事務的能力，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不斷提高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效治理國家的水平。

2.關鍵是要增加和擴大我國政治制度的優勢和特點，而不是要削弱和縮小我們的優勢和特點。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實力、綜合國力、人民生活水平不斷跨上新臺階，我們不斷戰勝前進道路上各種世所罕見的艱難險阻，中國各民族長期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中國社會長期保持和諧穩定。這些事實充分證明，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具有強大生命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是符合中國國情、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正確道路。我們要認真總結我國政治制度的優勢和特點，從而不斷增加和擴大我們的優勢和特點。

3.要堅持問題導向。

既要解決好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中存在的不完善的問題，又要解決好面臨新形勢、新挑戰帶來的新問題。比如，既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也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比如，堅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則等。還要研究市場經濟條件下面臨的新問題，比如普通勞動者民主權利的實現問題；比如，如何避免按財富分配政治資源的問題等。

（作者：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副組長、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