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迪雯 攝

　　■本報記者 徐蓓

　　近日，臺灣知名作家張大春在上海授課《盛唐詩人的經濟生活》。

　　他興致勃勃地扮演著導游角色，帶領一眾現代人穿越在唐朝的街市、皇宮、酒肆和山水之間。李白和唐朝，似乎就在眼前。

　　為什么對唐朝情有獨鐘？千年前的盛世繁華又能給今天的我們帶來哪些啟示？在接受《解放周末》獨家專訪時，張大春一一道來。

　　“太白，我們聊聊天吧”，這種感覺很美妙

　　提到李白，我們自然會想到“詩仙”、“浪漫主義大詩人”這樣的描述，連幼兒園小朋友都不會對這個名字陌生。

　　但突然有一個人跳出來說：“李白完全不是你們想象的那樣。你們啊，根本不了解李白。”說這話的臺灣作家張大春，寫了一部洋洋灑灑的《大唐李白》，他要來揭一揭李白的“底”——

　　李白是商人之子，在唐代，商人是賤民，因此李白連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都沒有。李白一點也不浪漫，“為達天聽”，他把自己的詩當禮物送人，經營著自己的名望與影響力。李白的婚姻也是一場政治交易，但他并非“倒插門”，也不是外國人……

　　關于李白，你所知道的很多可能都是錯的。

　　解放周末：您手頭正在寫《大唐李白》的第四部《卓越歌》，這樣加上已出版的《少年游》《鳳凰臺》《將進酒》，總共達百萬字之巨。請問在您的日常生活中，書寫李白占據了多大比重？

　　張大春：我在電臺還有一檔說書節目，每天講一個小時。今年春節前，我的說書內容都是《大唐李白》。目前我在講《三國演義》，主要想換一下內容，因為對李白，我已經講了整整3年。

　　為了保證《大唐李白》的故事每天都能往下講，我一般上午查閱資料，寫一段文字，大約2700字到3500字，這樣說書的內容基本就有了保證。因為這是一部大長篇，不是一般的小說，所以我幾乎把全部的時間都用在了其中。

　　每天早上孩子們出門上學以后，我就在書桌前坐定，感覺自己對面還有一把椅子，上面坐著李白。“太白，我們聊聊天吧。”這感覺很美妙，就像迎接一位每天都來的老朋友。

　　解放周末：有人說您寫《大唐李白》是因為太太的一句話，也有人說您為這本書準備了30年。為什么對李白這么感興趣？

　　張大春：寫書的起念確實是因為我太太的一句話。有一天，太太突然問我：“你要不要寫一本關于詩人和詩的書？”我腦子里突然就想到了李白。

　　李白對我來說始終不是一個符號，比如代表著浪漫、隨性等等。我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第一本讀到的關于李白的書，是李長之的《道教徒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其中寫了李白處于儒和道之間的矛盾。我當時就覺得不服氣，對書中的很多觀點提出了質疑。

　　從那以后，每次碰到有關李白的資料我都會翻閱，不是特地為了寫作而去找資料，而純粹是出于我的興趣，我想解開李白身上的謎。

　　解放周末：您覺得自己解開了李白身上的哪些謎？在《大唐李白》的寫作中，又是怎么做到“句句有來歷”，同時又像您說的“句句是‘瞎編’”呢？

　　張大春：比如，我覺得李白的婚姻是受盡委屈的。他的第一任妻子是“故相之女”，也就是一位已故宰相的女兒，他們之間門不當戶不對。他的妻子極可能是再嫁的，或者是位“老”小姐。因為據我的考證，他從來沒有一首詩是寫給他的第一任妻子的，有一兩首可疑的詩，也都不是寫自己怎么想念妻子，而是假借妻子的名義來寫一個女人對丈夫的思念。根據這些，我推測李白的婚姻并不幸福。

　　再比如，你只要去讀李白那些有關煉丹的詩，那些描寫道教儀式的詩，就會讓你聯想起制作蒸餾酒的過程。李白愛喝酒，留存了很多喝酒的詩，其實可能和道教的煉丹有關。

　　解放周末：之前有人這樣猜測過嗎？

　　張大春：我沒有看到過，這也需要想象力。對我來說，陌生地看世界，這是一種能力。如果你始終保持好奇心，那么你就永遠都會有新的角度來看待這個世界。

　　解放周末：您如何評價李白的一生？

　　張大春：李白很努力地想融入大唐盛世，但始終融入不了，這里面有他自己的問題，也有那個時代的問題。

　　唐朝的寬容精神，值得我們今人學習

　　從2012年10月開始有了寫 《大唐李白》 的念頭至今，張大春一直神游在大唐的世界里。

　　除了還原李白，張大春也將李白所處的“盛唐時代”勾勒得越來越清晰。

　　近日，在上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張大春講起了《盛唐詩人的經濟生活》。他興致勃勃地扮演著導游角色，帶領一眾現代人穿越在唐朝的街市、皇宮、酒肆和山水之間。

　　在張大春眼中，所謂的“大唐盛世”本身也有諸多可疑之處。比如整個社會極度重“名”，極度強調門第、階級出身。比如，國富民窮，朝廷是很有錢，但人民的生活其實依然很艱苦。“但無論如何，盛唐對于今天仍有不少啟悟。”他如是說。

　　解放周末：如果穿越到唐朝，您覺得自己會以什么謀生？

　　張大春：我的工作是說書和寫作，每天都穿越在各個朝代，這倒讓我反而無暇思考這個問題。

　　唐代是一個士大夫社會，假如我生在唐朝，可能我會有考進士或秀才的資格。考試及第后，過了3年再經過吏部的考試，看自己身體如何，語言表達如何，書法如何，通過這個考試才能當官。一般來說，開始的官職是地方官，從秘書類文職做起，然后再一步步到朝廷里當官。這個過程一點也不浪漫，非常無趣。我認為唐朝的士大夫階層其實是比較可憐而卑微的，所以我絕不會穿越到唐朝去做官。

　　解放周末：您這一次來上海講唐朝的經濟生活，其中有哪些可能是出乎我們意料的？

　　張大春：我在讀史料時，覺得有一個細節非常有趣。唐朝經濟有段時間遭遇通貨緊縮，東西賣不出去，老百姓不愿意拿錢出來買東西。在這種情況下，朝廷采取了一個措施，讓老百姓把家里的“不售之物”，比如衣物、靴子，祖上留下來的官袍、朝服、官帽等拿出來，由政府出錢收購，這樣通貨一多，錢就會流通。那么政府收購來的這些舊衣物怎么辦呢？發給各級官員穿。所以你想象一下，唐朝的官員其實穿得很狼狽，官服各式各樣，而且也不合身，甚至有點像乞丐，這個場景多么滑稽！

　　解放周末：我們今天回望大唐，能從唐朝得到哪些比較有意義的啟示？

　　張大春：首先，大唐和四夷各邦的關系處理得非常好。這個關系不同于我們今天的國際關系，它既是一種國際關系，也是一種國內關系。當時，唐朝皇帝被尊稱為“天可汗”。大唐皇室從李世民往上數五代都是鮮卑人，每一代娶的也都是鮮卑人，他們不是純正的漢人。所以，大唐就是一個融合各種種族而形成的國度。

　　大唐雖然從權力、文化優勢、軍事和國防力量上來說都很強大，但是這些并不是唐朝皇帝能夠久居“天可汗”之位的主要原因。我認為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大唐和各個異族之間長期保持經濟來往、貿易來往，而這個經濟貿易的來往一定是互惠互利的。當時的朝貢也和我們今天想象的不一樣，很多使節團都是借著朝貢的名義來到長安，其實他們都是商人，是來做生意的。

　　解放周末：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我們可以向這段歷史學習什么，借鑒什么？

　　張大春：在這種盛世繁榮的背后，我們可以看到唐朝超乎尋常的包容精神。唐朝到底算不算是一個開放的社會？當然算不上，開放社會的標準太高了，但唐朝的寬容精神仍然值得我們今人學習。

　　它甚至可以讓商當時這樣地位比較低的階級，讓他們的價值理念上升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層面。儒家提倡什么概念？是四海統一，甚至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概念，但是商人不一樣，商人以賺錢為目的，做生意就是要變通，從根本上說它和這個帝國的軸心價值是相矛盾的。但即便如此，唐代還是容許商業活動，容許貿易活動，并且不只是鼓勵，還去保護，保護的還不只是漢人。我認為，這是一種非常誠懇的包容四夷各邦的大國風范。

　　我不贊成用玩的態度來做事

　　張大春每天早上6點半起床，在家里寫作、查資料，午飯后趕到臺北News98電臺，從下午1點到3點主持廣播節目，完了回家買菜做飯。這樣的生活節奏已經持續了整整17年。

　　他的大部分小說，都是抓緊零敲碎打的時間寫成的。

　　一本理論著作《小說稗類》，雖不是鴻篇巨制，但小說家講小說，尤其將天下小說用東西經緯捋成幾條辮子，掰開揉碎，一一道來，“西語教養”著實不一般。

　　《聆聽父親》是一本傳記式小說，他把六大爺留下的70頁《家史漫談》，慢慢鋪陳開來，把家族故事推演得撲朔迷離，同時又顯出很深的“中文教養”。

　　《大唐李白》更是一部不像小說的小說。它讀起來像是在客觀敘述，又像是在說書，就是沒有撲鼻而來的“小說氣”。它到底是一本什么書？有人說，它是融合了野史、傳記、小說、詩論等體裁的“四不像”。

　　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如是評價，“張大春是目前中文小說界中，最富有創作活力的作者之一。”

　　解放周末：為什么您的每一部作品都不一樣？是刻意而為還是性格使然？

　　張大春：一個作品的題材或主旨，有時候會決定表現形式。你要表達的主題和所選擇的形式之間，一定是有關系的，是互相之間比較吻合的，或者說是獨一無二的選擇。有些作品只能用愛情故事來包裝，非得用愛情作為線索才能展開情節。總之，怎么說故事，多半取決于故事是什么。

　　解放周末：但是您似乎也不愿意重復？

　　張大春：因為每一個故事都是獨特的，就像你沒辦法讓所有人穿統一的制服一樣。

　　解放周末：您說過，“小說家不是一輩子就寫故事給人看”，您希望通過寫小說最終帶給讀者什么？

　　張大春：我一般在開始寫作時，會先設定好一些問題，也就是讀者可能想知道的問題。比如，李白說的一句話，我會想，讀者想知道李白這句話背后的邏輯嗎？我在電腦上寫的每一個字，都在隨時隨地回答問題。因為需要解決的問題有很多，我會選擇讀者最想知道答案的問題來解答。

　　至于我的小說會帶給讀者一些什么，我不會去想這樣的問題。就像《大唐李白》，歷史材料的蛛絲馬跡、草蛇灰線帶我們進入1300年前的世界，體會到數十代以前之人與今日之我何其相異，又何其相似？玩味之余，我相信對于每個當下的讀者來說，追思過往，所收獲的一定會遠遠超過“小說會帶給我什么”的界定。

　　解放周末：莫言曾經說過，在臺灣作家中，您“最有天分、最不馴，好玩得不得了”。“好玩”是您在寫作中的一種有意而為嗎？

　　張大春：事實上，我不大喜歡“好玩”這個詞。上世紀80年代，臺灣處于一種極度甚至是過度繁榮的境況，當時在臺北，幾乎所有人都帶著一種張狂的、戲謔的、昂揚的情緒，甚至還有一點輕慢。我那時才二三十歲，聽到耳邊我的朋友們最常講的一句口頭禪就是“好好玩，我們來玩這個吧”。其實他們指的不是娛樂，而是創作、寫作或別的工作，他們一律都說成“好玩”。我當時聽了反感極了！

　　因為“好玩”從本質上說，總是缺少一種專注或專業精神。而我認為，對于寫作而言，創作者的嚴肅之心是理所當然的，根本不必刻意以“好玩”來掩飾。我不贊成用玩的態度來做事，因為玩太容易被誤會成輕佻和怠慢。所以，我的每一部小說，我的每一次說書，都不是玩出來的，而是精心準備而成的。

　　人的大腦失去思考能力，這才是更可怕的

　　張大春當年以第一名的成績從臺灣輔仁大學中文系畢業，他從未想過把中文作為自己的終生職業。但兜兜轉轉，怎么也沒轉過命運的安排，最后選擇了在“古典”二字上安身立命。

　　他好寫舊體詩。幾乎每天都寫幾首，還寫詩論。他說，“舊體詩是我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雖然它并沒有‘產值’。”

　　他還寫書法。每年春節一到，辦公室里幾乎所有的門，都會貼上他親手書寫的春聯。

　　因為寫書和說書的需要，他讀的大量書籍都是沒有標點符號的文言文。他的《大唐李白》，就讓很多讀者覺得不是在讀小說，而是在補唐史課、詩論課、古漢語文學課。甚至有人說，看此書手頭得備一部古漢語辭典。

　　在傳統文化的浸潤中，張大春獨有一片自己的天地。他說，自己的日子正越來越接近“涼快舒服”的愜意狀態。

　　解放周末：除了李白，對您影響較大的歷史人物還有哪些？

　　張大春：我不能說他們是對我影響最大的人，但是有三個人的作品，只要我眼睛看到就會停留下來，肯定不會錯過。一個是莊子，一個是杜甫，一個是蘇東坡。

　　莊子是我讀研究生時曾經研究的課題對象。蘇東坡對我來說有一種非常奇特的親近感，他一輩子被貶官，但越被貶，文章就寫得越好。我自己寫詩，則嚴格按照格律來寫，因為固守格律是我們這一代寫詩的人不能回避的基本鍛煉，哪怕到100歲，我還是會嚴格按照格律來寫詩。這就是我推崇杜甫的理由，因為他是格律詩寫得最好的詩人。

　　解放周末：有這樣一種現象，一些人在年輕時對中國傳統文化非常反叛，對西方文化非常推崇，可是到了中年以后又會不自覺地回到傳統中去。

　　張大春：是的，我也有這樣的經歷。1975年9月我考進大學，從1976年到1986年10年左右的時間里，也就是在我滿30歲之前，我讀了大量西方最新的語言學、文學方面的書籍。我因為是在一家天主教學校念小學，所以英語很好，畢業后又在大學里待了8年，去圖書館非常方便，所以那時瘋狂地吸收各種西方流行思潮。

　　后來人到中年，回過頭來想想，發現原先讀的西方理論大多是一時的，并不是長久的，是屬于道空高論。你再思考一遍，會覺得很多內容不過如此，泛泛而已。而這時候才會發現，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有太多值得深掘、品味的東西。

　　解放周末：您的孩子喜歡格律詩嗎？

　　張大春：我兒子7歲的時候，我說你要上小學了，我教你一點古詩好不好？很有趣的。他說，爸爸，現在好玩的東西很多，我不需要學古詩。

　　我女兒也是如此。她讀小學四五年級時，有一天，我正在給周華健寫歌詞。她說，你寫的都是別人看不懂的文言文，你不要害人家了好不好？

　　今年，我的兒子17歲、女兒15歲了，他們仍然沒有興趣去讀文言文。我想，他們這個年齡在唐代已經是大人了，杜甫16歲出門游歷，白居易15歲也出門去了。所以，如果他們對我從事的事情有點興趣，愿意聽我說說古人的故事，我就告訴他們一些，除此之外不必強求。

　　解放周末：那您擔心現在的年輕人在中文素養方面會變得越來越弱嗎？

　　張大春：這是不可避免的，年輕人的中文能力和教養正在急速墜落，我所能做的頂多是在10樓拉起一張安全網，拉住一些人，讓墜落的速度不要再加快而已。

　　但是，我更擔心的是現在每個人都有手機，技術的進步使得人的生存環境發生了改變，資訊的取得、需求和滿足都變得容易，比如現在要找一句杜甫的詩，馬上就可以在手機上百度找到。這樣，你的知識就變得碎片化了，你也不用再去背詩。失去了記憶的訓練，人的大腦就會失去思考的能力，這才是更可怕的。

　　人物小傳

　　張大春

　　臺灣作家，祖籍山東，臺灣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碩士。好故事、會說書、擅書法、愛賦詩。作品以小說為主，著有《公寓導游》《四喜憂國》《小說稗類》《城邦暴力團》《聆聽父親》《認得幾個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