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論

韓浩月（媒體評論員）

　　“倡導全民閱讀”連續三年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全民閱讀促進條例》連續四年列入國務院立法工作計劃。全國兩會期間，一些代表委員熱議全民閱讀，有來自新聞出版界的委員呼吁，盡快為全民閱讀立法。

　　全民閱讀已經在全國開展10年，其重要性已經得到了普遍認識。綜合輿論氛圍來看，《條例》已經到了呼之欲出的時候。相信在各方的推動下，《條例》的出臺不會太晚。

　　《條例》有助于保障閱讀環境朝著良好方向發展，也能解決出版、銷售、市場、傳播等與閱讀密切相關產業存在的一些問題，總而言之，這是一件好事。但同時也要認識到，全民閱讀是個系統、龐大、漫長的工程，同時，作為讀者也好，相關的機構也好，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個體差異，《條例》可能無法細致對應現實問題，它的指導意義或是它最大的價值所在。

　　以政協委員白巖松的一個建議為例，他認為“新出版的圖書在半年之內應該不低于8.5的折扣”，這在執行層面上，難免會遭遇到市場與讀者的雙重反對。網店出于品牌推廣的目的，以補貼的形式降低書價，很難從法律層面去追責。讀者因為書價合適，多買了一些書，這客觀上也有助于全民閱讀，如果《條例》中的某一條無形當中壓制了讀者的買書熱情，這本身也是一種悖論。

　　正是因為存在諸多的中間地帶，以及不少含糊的、沒有標準答案的爭議問題，《條例》才需要反復斟酌，這也是它難以快速推出的原因之一。基于這種認識，也有聲音稱，全民閱讀更適用于“倡導”，“立法”雖有錦上添花的作用，但并非必然選擇，一旦進入立法層面，就有可能面對一些“有法不依”的尷尬。

　　其實，全民閱讀在“倡導”與“立法”之間，還有一個非常大的運作、推廣空間。僅就“倡導”而言，從口頭倡導、輿論引導，到創意倡導、行動倡導，都有許多的事可以做，全民閱讀重在“全民氛圍”，更重在“閱讀實效”，真正有效果的全民閱讀，是人們讀書觀念的改變——從被動讀書、從眾讀書，變為主動閱讀、個性閱讀。只有擺脫了對閱讀的實用、功利目的，閱讀行為才會根植于精神，融入人們的氣質。

　　因此，在《條例》出臺之前，相關的閱讀推廣機構，傾心于全民閱讀的公眾人物，更應該思考一下，在這項工作上，究竟還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已經在做的事情有沒有做到位。如果該做的事只做了十之二三，那么即便《條例》出臺了，全民閱讀仍然短時期內沒法真正良好地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