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脫貧，就要花錢。讓全國7000多萬貧困人口脫貧，未來五年所需資金至少以千億元計。

    日前，在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扶貧開發投入力度，要同打贏脫貧攻堅戰的要求相匹配。

    在脫貧攻堅的宏大目標之下，無論怎樣增加投入，資金總是有限的，“寶貴的彈藥”容不得一絲浪費。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扶貧要做到“六個精準”，其中之一就是資金使用精準。

    扶貧資金到底該怎么花，才能真正用到“刀刃”上？   

全國扶貧每年花多少錢？

    2011年到2014年，我國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從272億元增長到433億元，年均增幅達18.1％。今年中央財政預算安排扶貧資金又增長至467．45億元。

    省級層面扶貧投入也相當可觀。如河南，今年中央投入河南財政專項扶貧資金20.6925億元，省本級預算投入財政扶貧發展資金5.2434億元，大約相當于中央投入的1/4。如果以此比例推算，全國31個省份本級財政專項扶貧資金就達110多億元。

    這意味著，僅在2015年，中央和各省區市就至少投入了近600億元的財政專項資金用于扶貧開發。

    這遠非全部。除財政專項扶貧資金外，各行業部門也有數量龐大的扶貧資金。據不完全統計，“十二五”以來，河南省累計向貧困地區投入社會事業資金超過483億元，農村公路建設資金超過505億元，農田水利、安全飲水等農業資金超過150億元，以工代賑資金超過20億元。

    也就是說，僅河南一省，平均每年行業扶貧資金就不低于230億元。粗略計算，每年我國投入扶貧開發的專項資金和行業部門資金高達數千億元。

    錢多責任重，容不得一絲馬虎。

兩個故事，一正一反

    河南蘭考縣爪營鄉栗西村貧困戶齊美枝今年拿到了4000元的到戶增收資金，這錢該怎么花呢？

    “本來縣里想讓我們養豬仔，說等豬肥了，賣給肉聯廠，生下的豬仔還能繼續養。”齊美枝說，“但很多貧困戶不愿意，一沒啥經驗，二嫌臟，三怕豬得病，賠錢。”

    不養豬，那干什么呢？駐村工作隊和村干部多次走訪后得知，多數貧困戶最希望能在家門口打工，既有穩定收入，還能照應農活和老人孩子。

    恰好，該村一個小老板翟保廠正想開一家玻璃門窗廠。工作隊隊長翟繼成和村支書翟進祿便找到翟保廠商議，能否讓貧困戶以集資的形式入股，既為貧困戶找到脫貧門路，又部分解決翟保廠開新廠的資金問題。

    雙方一拍即合。今年7月，玻璃門窗廠就在翟保廠自己出資、貸款40萬元，25戶貧困戶每戶4000元、共10萬元入股的情況下，成立運營起來。對有勞動能力的貧困戶，廠里優先選用；無勞動能力的，每年固定分紅。

    齊美枝在這個廠打工。她笑著說：“每個月能掙2000多塊，每半年還有一次股金分紅，能再分2000塊左右。”

    這個故事里，扶貧資金花得皆大歡喜。接下來這個故事，錢花得就有點別扭了。應采訪對象要求，講述的時候，我們得隱去地名人名。

    事情發生在西部一個山區鎮。縣里撥下200多萬元扶貧款，鎮里卻為如何花出去犯了難。原來，作為產業扶貧內容，上級要求他們新增育苗面積2000多畝，每畝補貼1000元，總共200多萬元。

    按說這是好事啊，可該鎮幾乎家家戶戶種苗木，已經沒有多少空余土地，根本不可能完成新增面積的任務，但錢又必須花出去，怎么辦呢？開會。

    有干部說，凡是有苗子的農戶按種植面積均攤。馬上有人反對說，這是扶貧款，好多種植大戶不是貧困戶，不能拿這個錢。有干部建議，那就只給建檔立卡的貧困戶發補貼。馬上又有人反對，這是苗木專項款，沒種苗子的貧困戶不能拿，全鎮貧困戶種的苗子加起來也不夠2000畝，錢還是花不完。

    最后，開了幾次會后，干部們終于絞盡腦汁把這筆錢以不違規的方式花了出去。至于到底怎么花的，采訪對象保密，我們也無可奈何。   

錢怎么花，誰說了算？

    同是花錢，為什么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效果？關鍵在于錢怎么花誰說了算。鎮里有錢難花，如果上級聽聽下面意見，決策更符合實際，尷尬不是不能避免。

    我國傳統的扶貧模式是，上級做規劃，下面來實施，縣里等省市安排，鄉、村等縣里安排。現在扶貧資金使用權下放到了縣一級，縣里有了決策權，但鄉、村還在等安排。

    河南一個國家級貧困縣，扶貧辦13個編制，其中3個人因病等原因長期沒法干活。記者采訪時，正碰到一半的人出去打掃衛生。原來當地要“創衛”，每個部門都承包了一個路段的衛生，每周有3天得派人去掃大街。

    10個人要負責全縣好幾萬貧困人口的脫貧規劃、好幾千萬元扶貧資金的分配，時不時還得接些不相干的活兒，如何能保證這規劃做得科學、精準？扶貧部門自己也抱怨人少事多，權輕責重。

    這就難免出現規劃同實際脫節的情況。2010年，貴州鎮寧縣馬廠鄉政府等4個單位組織實施的刺梨種植、核桃種植等項目，由于前期論證未考慮當地氣候、土質等條件，項目效果不佳，造成損失337.23萬元；2010年，甘肅西和縣扶貧辦安排10萬元用于某村文體中心項目建設，由于規劃不合理，文體中心建成后即被拆除。

    也許規劃總會有一定程度的誤差，“資金使用精準”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杜絕這類誤差。

資金“睡覺”，誰能“喚醒”？

    2014年，山西省預算對扶貧龍頭企業及產業支撐項目貼息貸款只用出去了一半：8877萬元貼息資金，下達了4350萬元，一半趴在賬上沒用出去。

    這邊錢花不出去，那邊扶貧企業想用錢卻用不上。

    也是在2014年，山西扶貧辦成功為百企千村產業扶貧項目太原雙合成食品有限公司和太原市本草農業開發有限公司發行了1.15億元的私募債券。

    “我們在申請發行私募債的時候，扶貧部門承諾要為我們爭取貸款貼息政策優惠，但現在我們已經成功發行債券1年多了，貼息的事情還沒有著落。”雙合成食品財務總監戴海亮說。

    那邊扶貧部門也委屈。“一方面政府的預算貼息資金用不出去，另一方面類似于私募債等金融扶貧創新形式卻得不到國家政策支持。”山西省扶貧辦產業站站長趙俊超說。

    按現行規定，只有銀行貸款這樣的“正規軍”才能享受貼息，私募債券這樣的“野路子”只能靠邊站，數千萬元扶貧資金則繼續趴賬上“睡覺”。

    為什么會這樣？這同西部那個鎮200多萬扶貧款費了好大勁才花出去有“異曲同工”之處，都是扶貧資金使用規劃同現實存在脫節，只不過，一個結果是用非所需，一個結果是需非所用。

    這不是個別現象。河南省審計顯示，截至2014年9月底，53個縣結存扶貧資金18.19億元。貴州省2014年度審計報告披露，由于項目選擇不優、項目技術培訓和服務不配套等原因，有1.74億元扶貧項目實施效果較差。另外，20個縣有7.96億元扶貧資金閑置6個月以上，其中，1.92億元資金閑置2年以上。

    怎么辦？不論哪一層級的決策者，都要善于傾聽民意、善于因地制宜，不要紙上談兵、墨守成規。扶貧資金的使用，不是上級說了算，也不是貧困戶自己說了算，而是大家要商量著來。

    知易行難。這需要上級的信任、放權，需要下級的擔當、創新，需要政策的靈活性，需要制度的嚴密性，需要讓實施者輕裝上陣，又無隙可乘，要做到，絕不是一件容易事。   

要“拍蠅清蛀”，更要提高決策水平

    記者梳理全國各省份2011年到2014年100余份審計報告發現，扶貧資金“跑冒滴漏”并不少見，有些企業以“編造虛假合同”“虛列項目”“重復申報項目”等形式騙取扶貧資金；有政府部門把扶貧資金用于請客、送禮、接待，甚至旅游、買車、蓋樓的。

    這些被揪出來的違規、違紀案例五花八門，令人痛心。

    河南審計發現，2010年至2014年，中等職業教育“藍領班”培訓貧困學生7.44萬人，有近半數屬于編造虛假身份和培訓信息，套取扶貧資金近億元。

    對此，河南省審計廳廳長劉荃說，省扶貧辦委托3家會計師事務所對涉及的141家培訓基地的37120名“藍領班”學員進行了核查。截至目前，已責成相關市縣收回10家培訓基地套取的補貼180.4萬元。

    同時，河南省扶貧辦還撤銷違紀違規的27個培訓基地的培訓資格；處理扶貧部門相關責任人7人、培訓基地主管及工作人員70人。

    從各地反饋的信息來看，很多扶貧資金“蒼蠅蛀蟲”正在被清理。而提高扶貧投入的決策水平，比“拍蠅清蛀”更關鍵。

    若把貧困比作一場病，那扶貧資金就是源源不斷注入的“治療針劑”。精準扶貧，不僅要確保“針劑”注入“病體”，還要確保“針劑”以正確的方式注入合適的“位置”，才能發揮最大療效。

    截留挪用扶貧資金，就像把“針劑”偷走，或讓“針劑”短斤缺兩，只要制度嚴密，監督到位，是相對比較容易發現和杜絕的。而“針劑”用得到不到位，就不是那么容易發現和判斷了，等到發現時，往往錢已經花出去了，連亡羊補牢的機會都不多了，這才是對“精準”最大的威脅。

    明洞易補，暗穴難防。用到容易，用好難，要達到習近平總書記對扶貧資金精準使用的要求，還有不少路要走。     （新華社北京12月8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