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文化遺產·關注】

　　作者：莊虹

　　本教文化是藏族遠古文明的“活化石”。如今，掌握諳熟本教儀軌及文本內容的民間法師大多年屆高齡，文獻及儀軌的傳承面臨瀕危，對其進行搶救性挖掘和整理研究成為國內藏學界的一大學術使命。

藏族民間本教經文中的禳災圖符

　　本教文化是藏族社會最重要的非遺文化之一，是藏族遠古文明的“活化石”，它是一個囊括藏族社會早期宗教、語言文化、生活風俗的文化體系，其對藏傳佛教及藏族社會生活的影響極其深遠。

　　藏族本教文化是典型的神靈文化，法師依托文本教義和繁復的儀軌程式溝通人與神靈，引導民眾敬事萬物神靈，從而達到敬畏自然和民間社會和諧發展的目的。長期以來，本教文獻多以家藏形式世代傳承，其內容以古藏文文字呈現，以鄉間本教法師融合文本與儀軌、口耳相傳的唱誦方法為傳播渠道，且隨藏族遷徙而散佚四處，難得一睹。如今，掌握諳熟本教儀軌及文本內容的民間法師大多年屆高齡，文獻及儀軌傳承已面臨瀕危。對其進行搶救性挖掘和整理研究，成為近些年來國內藏學界的一大學術使命。

　　存藏現狀不容樂觀

　　八世紀中葉吐蕃贊普赤松德贊采取扶持佛教、迫害本教的政策，本教文獻遭受了滅頂之災，或焚燒，或水沒，或以“伏藏”之名藏于塔中、巖石縫隙、寺廟建筑之下，只有極少數流傳于民間。十一世紀佛教后弘時期，人們對殘留的吐蕃時期的本教文書和寫本進行改寫，或增或刪，不少文書以“伏藏”為名假托為吐蕃文獻。十一世紀以后，吐蕃時期的文獻除佛教寫本流傳于世外，學者們斷定本教歷史類文獻的原始寫本在西藏本土及藏區基本絕跡。

　　二十世紀初，我國敦煌出土的包括本教儀軌文書在內的一批珍貴吐蕃古藏文寫卷流落海外，目前分別收藏于巴黎國家圖書館、倫敦大英圖書館等。近一個世紀以來，國內外流傳的本教文獻多為十一世紀及其后的改寫本。2006年在西藏措美縣當許鎮蚌巴奇古塔發現的古老的本教寫本，是繼1900年敦煌出土了大批吐蕃文獻以來，在西藏本土第一次出土的本教文書。

　　本教文化及其文本另一個重要的傳習渠道，是借助吐蕃王朝的軍事擴張行為而東漸流播到安多地區。元朝以降至明清之際，藏傳佛教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機會，本教迫于生存而退隱到佛教勢力未深入或影響相對薄弱的偏遠地帶，地緣最近的甘青川一些地區便成為本教文化的接納之地。至今，甘肅省迭部縣、宕昌縣、舟曲縣及文縣，青海省同仁縣和四川省平武、九寨溝等地的村寨中，仍有民間本教法師家藏一定數量劫后余生的本教文獻。

　　民間本教法師為吐蕃東漸以來隨軍蕃民中諳熟本教儀軌和習俗者。甘青川本教流播的藏族地區，每個村寨都有2-3位本教法師，主持藏歷一年中近二十個節日的祭祀活動及鄉間民眾日常人生禮儀，其內容類別都有嚴格程式化的外在形式。與各種祭儀相配套的本教文獻，由本教法師父子或師徒代代家傳，手寫謄抄。這些文獻內容多為早期司巴本教經典，類型包括贊詞、供奉詞、祈禱文、火祭文、消災除晦文、祈福招運文、引路文、招引靈魂文等。出自藏族民間本教世家的文獻，內容及書寫方式與敦煌的藏文文獻和西藏當許出土的本教文書有相似性，有很多古藏文詞匯和大量的縮寫字詞及未厘定之前的藏文書寫方式，其間還夾雜甘肅青海四川各地方言。這些文獻目前散落民間，隨著自然環境的變化（如舟曲2010年特大泥石流災害），社會觀念的變遷，如不及早進行搶救性保護，后果不容樂觀。

整理研究前赴后繼

　　在國際藏學界，凡研究藏族社會歷史、語言文化及宗教信仰，“本教”一詞不可避免。英國卡迪夫大學宗教學者Geoffrey Samuel教授曾指出，西藏宗教的特殊性往往要從本教影響的角度去探索和解釋。國外學者尤其是西方學者在研究本教時，通常關注兩個問題：一是早期的本教形式對后來西藏宗教的發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如挪威卑爾根大學的著名藏學家、宗教和歷史學家Per Kvaerne曾探討早期本教組織形式與佛教之間的關系；二是關于本教自身的發展歷史、教義典籍等，如Per Kvaerne分析已被人們所知所見的本教經典和教義文本，倫敦大學的藏學學者Samten Karmay從多個方面研究了本教的歷史，包括本教出版物類目、本教寺院、古老的本教手稿等。

　　境外機構所藏古藏文文獻自上世紀40年代以來陸續整理出版。1940年起法國藏學家拉露、英國藏學家托瑪斯先后刊布現藏于英法兩國的近五千件敦煌藏文文獻部分文獻目錄、拉丁轉寫文和譯文。1977年至1988年，日本東洋文庫出版了《斯坦因搜集藏語文獻解題目錄》12分冊。二十世紀中后期以來，以本教文獻為主的古藏文文獻的發掘整理研究逐漸成為一門國際顯學。英國牛津大學于2003年9月6日召開的第十屆國際藏學研討會上，把搶救挖掘及整理古藏文文獻列為討論重點。

　　國內藏學界對本教文獻的整理研究晚于國際同行。2007年，由西藏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巴桑旺堆主持整理出版的《當許出土古本教文書合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包括三部本教儀軌文書和一部本教醫方文書。前國際藏學會主席、著名本教研究學者喀爾梅·桑旦說：“本書的出版對本教研究意義非凡，是一批從未面世的珍貴文獻。”2011年，由中央民族大學才讓太教授主編的《岡底斯雍仲本教文獻》（民族出版社），集成一百多函珍貴的本教手抄本和木刻版文獻，囊括了藏民族的思想、歷史、宗教、天文、歷算、地理、醫藥、文學、藝術等內容。藏民族與周邊民族的政治、宗教、文化、經濟等方面的歷史交往與傳統友誼亦有記載。

　　甘青川民間法師家藏本教文獻屬于以活態傳承形式保留下來的吐蕃時期藏族文化遺存。對甘青川本教文獻的調查始于上世紀90年代，藏族學者阿旺嘉措、閔文義最早開始此項工作。阿旺嘉措自1992年開始先后走訪了白龍江中上游流域、洮河流域、盤曲河流域、岷江上游信仰本教的村莊。對逸散在民間的本教經典進行了實地調查，先后接觸到50函147部經文文本，近六千頁。整理出藏漢對譯目錄、卷次，并對文獻進行分類，初步分為祭神類、科儀類、解穢類、卦書類、招魂類六大類。閔文義、楊士宏等將甘南舟曲、迭部及宕昌發現的80卷本教文獻在內容、字詞及標點符號，尤其在行文特征方面與敦煌本教文獻作了比較，發現較多的相同點：具有歷史烙印的特殊術語，書頭符號與敦煌文書最常見的符號相同，書寫中的特殊符號只能在敦煌文書中找到相同的例證，寫本中的插圖、繪畫與敦煌文書風格相近。

　　2011年，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出版30冊《甘肅宕昌藏族家藏古藏文本教文獻》（影印本），匯集了甘肅宕昌縣已發現的全部民間藏本教法師家藏文獻。2012年，他們又出版了《甘青川家藏古藏文本教文獻》（影印本），是對甘青川藏族本教文化典型區域甘肅的甘南、青海的黃南、川西北的部分村寨民間藏本教文獻的一次較具規模的搜集整理。

　　保護視域亟待拓寬

　　目前學術界對本教文獻尤其是民間藏本教文獻的整理研究，還存在一定局限性。其一在對象上多囿于敦煌古藏文本教文獻和宋元以來佛本融合度較高的雍仲本教文獻，而對同屬于吐蕃時期遺存在民間以活態傳承形式流布的本教文獻較少關注；其二在內容上主要以文本文獻為主，對已經處于瀕危邊沿的本教法師及本教儀軌的整理研究著力甚微；而本教文獻、本教法師及本教儀軌是在本教文化體系內有機聯系和活態傳承的三位一體，一些重要的文獻屬性需要文本與唱誦儀軌語料互證研究才能判定；其三在整理研究方式上還停留在傳統紙本出版方式，數字化保護整理方式和技術手段的應用在本教研究領域還是一片空白，不利于本教文獻尤其是多模態本教文獻的集成管理和傳播利用。

　　展望未來的藏族民間本教文獻整理研究，以下幾方面值得學界同人關注并攜手努力：一是對民間本教文獻、本教法師及本教儀軌進行三位一體的搶救性發掘整理，尤其對高齡法師及其所主持的本教文本唱誦及祭祀儀軌的搶救性挖掘保護；二是對已挖掘影印的本教文獻進行包括校注、釋義、對譯、勘誤、版本等方面的學術性整理研究，以去粗取精，條別源流；三是運用數字化手段，建立包括本教文獻、本教法師及本教儀軌在內的藏族民間本教文獻文本及語音視頻數據庫，為藏族本教文化及古藏文語言文字保護研究提供原始權威的基礎資料，填補藏學研究學術資料利用方式和研究手段的空白。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蘭州大學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