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此前《小麥進城》編劇倪學禮狀告央視、丫丫影視及編劇劉嘉軍，稱其作品《小麥進城》遭《我在北京挺好的》（以下簡稱《我》劇）抄襲，《我》劇編劇劉嘉軍發表了聲明。

　　  聲明全文如下：

　　我想說——寫在《我》劇蒙受不白之冤之后的話

　　這個春天，愚人節后，清明又至，陰雨連綿，倒春寒使我感受不到一絲窗外綠柳吐翠，櫻花絢麗，大地回暖的氣息。本以為，清風吹過，遮天的霧霾必散，天體運轉，吠月之惡犬必竄。然事與愿違，泥石突發，心似堰塞，壅堵在喉，窒息憋悶。總之，我在西安挺不好的。我不得不傾訴一下我心中塊壘。

　　我想說，《我在北京挺好的》一劇，我從2011年5月開始創作，到2013年4月完成，用了幾乎整整兩年時間。兩年時間， 700多個日日夜夜，忘不了我點燈熬油，搜集資料，抽絲剝繭，苦思冥想；忘不了我調動以往所有生活積累，深入建筑工地采訪，與那些來自農村的朋友促膝長談。寒來暑往，其間辛苦，搞過創作的人肯定能理解個中滋味。

　　我想說，萬事開頭難，千頭萬緒，但還是要尋找突破口。2011年5月26日發給丫丫公司大綱，是以男性為主角展開，大部分場景放在了農村。2011年6月6日，丫丫公司發來意見《關于電視（返程票）的劇本創作建議》確立三十年的時間跨度，故事的大背景以男主角在城市里奮斗史為主，農村的戲是輔線。

　　根據丫丫公司的意見，我認為一個女性在城市打拼比男性更典型，吃苦受累，還要面對種種誘惑，2011年6月16日發給丫丫公司大綱，我把主角從男性換成女性。設計成上大學的男友曹民章拋棄了她，她下決心要改變自己的命運。這一稿大綱，大的人物結構、主要事件、很多細節已經基本成型。

　　如何才能更深刻地反映那個時期巨大的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因為上一稿大綱設計的是城市姐妹倆，農村姐妹倆，為了更精煉人物，也為了突出表現城市與農村的沖突，更進一步揭示主題，深化矛盾沖突，我將女一號設計為農村的，女二號是城市的，女二號是女一號父母二十多年前送人的妹妹。啟發我的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為了支援國家三線建設，北京上海等很多軍工企業搬到秦嶺山的山溝里，一批知識分子隨廠來到了這里。女二號的養父母將她從小送到老家北京撫養。因此，姐妹倆一個是秦嶺山的村姑，一個是北京城的姑娘。倆人并不知道彼此的身份。

　　八十年代初，隨著和平發展時期到來，一些軍工企業和科研機構搬回到西安、北京等大城市。女二號的養父母也從陜南回到北京。另外，2008年汶川地震，陜南靠近四川的很多地方也成為震災區。這樣設計為該劇最后在生死攸關的情況下姐姐救妹妹，姊妹相認找到一個契機。

　　2011年7月22日丫丫公司發來意見，表示：“這一稿故事最大的改變在于增強了佟艷榮（劇中改名 談小愛）和徐曉寧（劇中改名 徐曉園）的矛盾糾葛，將兩人變成了親姐妹，這個設定看來是沒有什么問題的。”經過不斷討論和反復磨合，2011年8月31日發給丫丫公司的大綱，主要人物、人物性格、人物職業，人物之間的矛盾線索進一步完善。鑒于曹民章（劇中改名 曹力章）是學校老師，不利于后面與女主角人物關系發生勾連，以及合理介入親姊妹之間的矛盾沖突，我將他從中學老師么，后成為校長設置為工商局干部。大綱確定以后，又進入了一個反復修改，反復磨合，不斷完善的一個艱苦創作過程。

　　我想說，《我》劇貫穿始終的是兩個親姊妹之間的矛盾。她們之間的關系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倆人是情敵關系。一開始倆人為了爭一個男人，一個是農村姑娘，一個是城市姑娘，而這個男人又一心想跳出農門。在八十年代，城鄉差別依然很大的情況下，倆人競爭優劣一目了然。開局，城鄉、工農、體腦三大差別的矛盾通過這倆人的身份設置一下子就體現出來。

　　第二階段，倆人是水火不容的姑嫂關系。在一起擺攤買衣服的過程中，城市姑娘的弟弟，個體戶徐曉輝瘋狂愛上了農村女主角。愛上一個農村姑娘，這已經讓清高自傲，蔑視農村人的城市姑娘不能容忍，何況這個姑娘還是自己男友的前女友。她百般阻攔，甚至大鬧婚禮。婚后又不斷挑撥離間，播事弄非。徐曉輝因為一場車禍，喪失了性功能，為了愛，他故意無事生非，最終導致和女主角離了婚。

　　第三階段，倆人是水火不容的姑嫂關系。離婚后，談小愛嫁給了一直暗戀著她的同鄉。她承包了徐曉園所在商店的柜臺，妹妹徐曉園成了她的營業員。一個自己瞧不起的農村人承包柜臺，自己成了她的營業員，這讓徐曉園如何忍受。她野蠻對待顧客，扣押談小愛的貨款。導致談小愛承包柜臺失敗。談小愛艱苦創業，搞起了家具廠。辭職下崗的徐曉園辦起了服裝廠。徐曉園無故退掉談小愛的家具，倆人矛盾進一步加深。徐曉園給自己生產的服裝貼名牌商標，談小愛的弟弟為姐姐打抱不平，帶領工商出面揭露。徐曉園服裝廠倒閉。徐曉輝以為是前妻搞鬼，來家具廠鬧事，打傷了談小愛的丈夫，結果判刑入獄。姊妹倆矛盾進一步激化。

　　第四階段是親姊妹如何相認的關系。談小愛的母親自知身患絕癥，思念自己多年前送人的女兒，來到北京。一對玉鐲讓談小愛和徐曉園知道了彼此是親姐妹的關系。但此時，倆人矛盾已經深如溝壑，難以化解。

　　此時，談小愛突然得知自己的兒子不是自己親生的。徐曉園得知實情，想奪回這個徐曉輝和陸粉英生的孩子。面對親情，面對骨肉撕裂，談小愛毅然賣掉家具廠換回兒子。這時，她理解了母親為什么要執著地找親妹妹，理解了母親那份深深的母愛。她原諒了妹妹，接近妹妹。徐曉園怨懟親生母親當年為什么把自己送人，不認母親。當然更不會認這個這么多年已經和她結下很深梁子，導致自己下崗，企業倒閉，弟弟入獄的姐姐。

　　一貫有城市人優越感的徐曉園強勢霸道，根本看不起丈夫的農村父母。這讓奮斗了二十多年，當了工商局副局長的曹力章難以忍受，精神出軌，夫妻貌合神離，家庭出現裂隙，孩子夾在中間受盡委屈。為了家，為了生活，談小愛干上了爬高上低，清洗高樓的女蜘蛛人的工作。就是這樣的生活困境，談小愛對妹妹的孩子細心照顧，勸慰曹力章，力圖彌合他和妹妹的關系。妹妹自殺，她舍命相救。直到汶川地震，妹妹被埋在廢墟中，姐姐本可以逃出去，她卻回身去救妹妹。姐妹情濃于水的關系一下子得到升華。從小愛到大愛的主題得到充分體現。

　　談小愛從一開始為了追求個人的小愛，到她為了自己的養子可以舍棄一切，到她原諒了一直和自己較勁，讓她失去很多的妹妹，還以命來救妹妹，這是一個什么樣的情懷？從小愛到大愛，是中國改革開放發展進程中，城鄉和工農差別不斷縮小的一個過程，承載著一個農村姑娘在生活的磨礪中，在將近三十年的奮斗中，與我們國家的發展一起提升，一起進步的，一步步自我完善的艱難的心路歷程。

　　我想說，我對農村生活很熟悉。我1歲左右，父母把我送到西安渭河岸邊的舅舅家，直到13歲才回到父母身邊。所以，我對從小送人的女二號，城市姑娘的心理軌跡的把握有生活基礎。到城市后，很多城市的同學歧視我的穿著和語言，所以我能把握住女主角談小愛的心理。

　　我想說，在農村時，我親眼目睹過有人參軍提干，把農村對象拋棄了，農村姑娘尋死覓活的情景。1982年上大學的時候，比我們高一級的一個學長，把已經訂了婚的農村未婚妻拋棄了，系上貼出了把這個同學開除的布告。這就是談小愛和曹力章的生活來源。這樣的設計，來源于生活，也使這部戲有了深厚的社會背景。

　　我想說，我們家八十年代初搬到西安文藝路，文藝路離西安李家村服裝城五分鐘就可以走到。我2000年工作的單位就在李家村服裝城的旁邊。最早的溫州小裁縫攤、星期鞋（穿一星期就破）、洋垃圾服裝等等我都親眼目睹。1994年，我準備創作一部溫州人在西安的電視劇，很多星期天，我都騎上自行車到西安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康復路采訪，到那些南方人聚集的城中村三府灣村去采訪。這部劇《南來北往》，1999年在西安電視臺等各地方臺播出，該劇男主角是張嘉譯，女主角是顏丹晨。主要表現了來自溫州的農村人到西安創業的過程，表現了在這個過程中市場意識，商品觀念發達的南方人，與中國傳統文化深厚，思想意識保守的北方人觀念之間的沖突。里面牽扯到賣假鞋、賣貼正規廠家商標在自己加工的衣服上的情節。

　　我想說，我母親一直從事商業工作，七十年代在西安龍首村一家商店，后來調到西安北大街一家商店，最后在西安碳市街商場退休。所以我對搶購風、承包柜臺等這些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事情比較了解。這是談小愛承包柜臺的生活源。我的姐姐是西安鼓樓一家糧店的職工，也是我素材的來源。我的母親退休后還在文藝路擺攤賣過一段時間的童裝。

　　我想說，談小愛辦家具廠第一單生意的橋段來自于紅星美凱龍老板起家的故事。談小愛干蜘蛛人，是在網上搜集的。這些，我都有機地融合在我的劇本中。

　　我想說， 2011年5月21前后，我采訪了西安大唐西市建筑工地的民工，請他們喝酒聊天。還采訪了來自甘肅天水、陜西蒲城的打工者。了解掌握了很多感人的生活細節。

　　我想說， 1987年暑假，我到北京游歷了兩個月。住在盧溝橋附近我姐夫服役的裝甲兵坦克學院。每天到市內去，都要經過當時最早一批浙江人到北京做生意的大紅門一代。九十年代初，我在北京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學習兩個月，曾經到北京很多老胡同、老商場去過。

　　我想說，為了寫好這部電視劇，我查閱了大量資料：改革開放三十年過程中，搶購風、股票、非典、奧運、汶川地震等大事；改革開放三十年，農民工哪一年可以進城，暫住證是咋回事。農民工進城后思想觀念的變化，民工潮等。包括很多農民在城市打拼的飽含辛酸的故事；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城市人思想觀念的變化，下崗再就業等等；改革開放三十年服裝的變化、什么是A貨，什么是B貨，什么是水貨；改革開放三十年，每年的流行歌曲是什么；改革開放三十年通訊工具從BB機，到模擬信號手機，到手機的變化。改革開放三十年，北京的大紅門一代的溫州村是怎么興起的；西安康復路小商品批發市場、李家村服裝城的變遷，廣州改革開放初期的服裝批發市場；北京秀水街的變遷等等等等。為了語言更生動，又在網上查了很多關于北京方言、北京倒爺的資料。

　　我想說，從我創作的第一部電視劇《火種》1992年在央視一套黃金段播出至今，我都是一步一個腳印扎扎實實走過來的。2000年為了創作陜西惠家溝村黨支部書記郭秀明的事跡，我和作家莫伸一起到山溝里采訪，吃住都在這個村。我寫的廣播劇《郭秀明》先后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全國300多家地方臺播出。2006年，我開始創作改編電視劇《保衛延安》，我到延安的山村采訪老紅軍，老八路，到蟠龍、青化砭當年的戰場上去看地形地貌。

　　我想說，2009年，我創作的電視劇《保衛延安》、2011年《硝煙背后的戰爭》、2014年《我在北京挺好的》先后在央視一套播出，五年時間，我一直在堅持艱辛地創作，我想把寶貴的生命，有限的時間盡量投入到我所熱愛的創作中。我追求內心的純潔善良，我相信我的創作實力，我珍視我的名譽，我對抄襲這種下作的事深惡痛絕。

　　每一個編劇創作出一部作品都要剝一層皮，都是一次苦心孤詣的艱難跋涉。一部作品從文字到立體呈現需要付出很大的心血。在整個影視產業鏈中，編劇是弱勢群體，我現在是弱勢群體里說不清道不明的更弱勢的一個。我恨不得扒開我的心，讓每一個人看看，證明我的清白。

　　我強烈建議今后電視臺再播出電視劇，應把每一個動作、每一個事件的來源，出處，人物動機等都在屏幕上打上字幕，說清弄明，否則劇中人物掀個桌子，說一句話，都可能惹上官司，平地躺槍，死都不知咋死的。

　　在現實生活當中，碰到車撞了人，大家的第一反應大都覺得被撞的人處于弱勢，從而比較容易忽略另一種稱之為“碰瓷”的情形——如果這個人是故意要往上撞呢？

　　和所有的編劇及文字工作者一樣，我最憎恨和鄙視的事是剽竊抄襲，而今卻因惡意誣告被推至風口浪尖，我懇請大家仔細辨別一下下面這種情況。

　　“被抄襲”可以維權，可以昭告天下，可以得到眾多同行朋友的支持，可以對“抄襲者”口誅筆伐，這些表面的快意確實會淹沒一個基本問題——誰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不得不承認，影視圈里有這么一種人存在，他們因為無法正視自身創作力的枯竭，想方設法和市場上其他影視作品“沾親帶故”，從其他影視作品中挑揀出人所共用的細枝末節，貼上標簽，成為自己的“原創”，并以此進行所謂的維權。

　　我因為寫了反映農民進城打拼的電視劇遭到控方認定是抄襲，可是農民進城作為電視劇題材之一屢見不鮮，我參與編劇創作的1998年出品，1999年播出的電視劇《南來北往》實際上就是寫溫州農民到西安打工的故事，寫他們釘鞋、加工服裝，賣衣服，辦廠子的打拼過程。丫丫影視2009年出品2010年播出的電視劇《憨媳當家》，同樣是女主角與丈夫經歷過分家、賣廠、離婚,最終得到了愛情和夫家的認可。可見，中國銀屏上早有很多同類題材的作品，此類題材在《我在北京挺好的》之后也會源源不斷。

　　還有細節上。控方認定我抄襲，原因是《我》劇有歹徒綁架女主角之后，將爛毛巾塞進她嘴里的細節。可憐見得！難道歹徒為了防止被綁架者喊叫而往嘴里塞東西不是普天下所有綁匪都在用的手段嗎？再比方，控方認定我抄襲了他的很多臺詞，諸如“癩蛤蟆想吃天鵝肉”、“遲早有一天讓你滾蛋”“好好的某某地方你不呆，跑到北京來如何如何”等等，難道這些言語不是全中國人都會用到的慣用表達法嗎？何時成了控方原創，又如何成了抄襲，我不得而知。還有控方認定他的戲有咬人的細節，《我》劇中也有咬人的細節，是抄襲他的。其實在2009年我參與創作的《保衛延安》一劇第十七集中，就有巧花咬大旺肩膀的鏡頭。凡此種種，令人啼笑皆非。

        在這種“碰瓷”式維權下，編劇以后的還怎么創作，影視公司以后還如何生存。在這種“碰瓷”式維權下，創作者辛勤的工作遭到蔑視。我對這種行為表示不齒以及堅決反對。

　　我懇請關心我的朋友，特別是編劇同行，看看我創作的電視劇《我在北京挺好的》，用你們的眼光甄別一下，呼吁一下，否則，明天躺槍中彈不知道是誰。我期待著風和日麗的春天的陽光能照在我的肩膀上。

　　2015年4月9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