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器、玉器、青銅器……不僅是器物，更是社會結構和權力形態的物化體現，其發展與演變反映了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的變遷，蘊藏著中華文明的基因圖譜

文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博物館已成為今人打開中華民族亙古文明大門的鑰匙。經過歲月浸潤的石器、玉器、青銅器……不僅是器物，更是社會結構和權力形態的物化體現，其發展與演變反映了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的變遷，中華文脈延續千年，仍能生機勃勃、呈現持久生命力和創造力的密碼深植其中。

本刊從多個博物館選取“鎮館之寶”，細觀文物細節，講述文物背后的歷史故事。從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發展進程中，去感悟百川入海，探究其來有自。

上海博物館館藏晉侯蘇鐘（資料照片） 上海博物館供圖

“看見”最早中國

牙璋起源于新石器時期黃河中下游的龍山文化，是夏商時期禮制體系的重要器物，隨后大量出現在長江流域文明中，尤其以古蜀文明中的牙璋最為人們所熟知。

牙璋通常呈扁平長條形，早期功能可能與農耕相關，后逐漸演變為權力象征。例如二里頭遺址發現的牙璋兩側出現扉牙裝飾，體現了龍形化特征，成為夏文化的典型標識。

二里頭玉牙璋：“標記”夏文化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走進位于河南省洛陽市偃師區的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一件看似平平無奇的玉牙璋，見證著東亞地區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的非凡影響力。

這件牙璋長48.1厘米、寬11.4厘米，呈扁薄長條形，柄部有孔，前端有刃，在璋身與柄部相接處的兩側邊緣，有凸起的扉牙。整體造型精美，器型龐大，氣勢恢宏。

“迄今為止，二里頭遺址共發現4件牙璋，均出自高等級的貴族墓葬中，表明牙璋已成為代表等級身份的重要禮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二里頭工作隊隊長趙海濤說。

根據現有的考古實證材料，牙璋的出現，最早可追溯到距今4000多年前。“早期的牙璋尺寸較小，造型也較為簡單，大部分出自山地祭祀或城墻夾縫中。”趙海濤介紹，到了距今約3800年至3500年的二里頭文化時期，牙璋的器體尺寸大型化、扉牙形象龍形化、用途功能禮器化，并且作為夏王朝政治文化、禮制的標志性載體，從中原地區向四方擴張。

“在與二里頭相距甚遠的湖北荊州汪家屋場、四川廣漢三星堆、香港南丫島大灣遺址等諸多遺址當中，都出現了二里頭風格的牙璋。”趙海濤說，“相關研究表明，可能的傳播路徑，一條是通過湖北、湖南傳到了廣東、福建、香港地區，另一條則是順著長江一直到達三星堆地區，然后繼續向南傳到越南北部。”

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特聘教授鄧聰認為，牙璋的禮儀內涵功能在以中原二里頭文化為核心的遺址群中大放異彩，而其向周邊廣闊地區傳播擴散的路線也能清晰表明，當時中華文明形成發展過程中開始出現王朝認同、文化認同和禮制認同的格局面貌。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王巍認為，在距今3800年前后，二里頭文化立足中原、輻射四方，開啟了以中原為主導、整合其他區域文明的歷史進程，中華文明從多元走向一體，從各地“滿天星斗”到各具特色的古國時代，進入以中原地區為主導、一體化發展的王國時代。

當前，經過60余年的持續發掘與研究，夏都的面貌愈發清晰。“二里頭都城為宮城居中、顯貴拱衛、分層規劃、分區而居、區外設墻、居葬合一的多網格式布局，這是判斷二里頭進入王朝國家的最重要標志。”趙海濤說。

隨著夏文化研究成果不斷涌現，“夏朝存在、夏為信史”已成為學界共識。2024年，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接待游客量達130萬人次，成為探訪夏王朝的重要窗口。

夏代玉牙璋：填補陜西夏代考古空白

在今年全面開放、展出大秦嶺區域六省一市文博珍品的秦嶺博物館展廳，一級文物夏代玉牙璋吸引眾多游客參觀。

夏代玉牙璋是氏族部落首領身份的重要象征。1997年，玉牙璋在商洛市東龍山遺址出土。這件長27.8厘米、寬7厘米的墨玉器，呈窄長條形，表面光潔平整，柄部傾斜，兩側各有一小齒牙，下中部鉆有一圓孔。

秦嶺博物館館長雷新鋒介紹，這件玉器是商洛市商州區東龍山遺址中的隨葬禮器，與玉戚同置于墓主胸部及左臂外側，墓主推測為夏代部落首領。在陜西地區夏代考古中，玉牙璋是可作為斷代依據的標準器物，填補了陜西夏代考古的空白。

“東龍山遺址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期，從出現宮殿區開始形成、青銅器制造作坊開始出現等明顯的二里頭一期、二期文化特征，以及與玉牙璋一同出土的隨葬品綜合判斷，這里是夏代某個重要部落或者方國的所在地。”雷新鋒說，這一遺址處于二里頭文化南向擴張的路線上，在文化傳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對研究夏代國家疆域范圍、政治制度起源和部落禮儀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人龍紋玉璋：見證玉禮制度成熟

在河南省三門峽市虢國博物館展廳中央，出土于西周晚期虢國國君虢仲墓的人龍紋玉璋，被靜靜置于獨立展柜中，發出幽幽的青輝。

走近細觀，這件玉璋整體近似鏟形，兩面紋飾相同，上部是屈膝蹲姿的側面人紋，面目莊嚴、發絲飄逸；下部則裝飾有雙龍紋，一龍在人身下，一龍在人足下，龍身卷曲，仿佛要騰空而起，動感十足。

“人龍紋玉璋通長33.3厘米、器身最寬處14.9厘米、厚0.7厘米，是虢國墓地出土器型最大、最為厚重的單體玉器，它材質優良、紋飾優美、雕工精湛。”虢國博物館副館長李清麗說，“其上的人紋應是周天子形象，象征著人可駕馭神龍，上天與神靈溝通，祈求國泰民安、江山永固。”

作為虢國墓地中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一座，虢仲墓隨葬器物4601件，其中玉器多達1050件。“人龍紋玉璋位于內棺蓋板之上，與玉戚、玉琮、玉璧、玉戈等禮器同出，是墓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是兩周時期玉禮文化的直觀體現。”李清麗說。

兩周時期，用玉制度趨于成熟。

“在虢國墓地中，祭祀天地四方用的‘六器’、表示邦國朝聘等級的‘六瑞’，以及已失去實用功能轉而作為儀仗使用的玉戈、玉戚等，均有所出土。”在李清麗看來，除了人龍紋玉璋，虢國博物館三套大型聯璜組玉佩同樣“不可錯過”。

這三套聯璜組玉佩分別為七璜、六璜、五璜，均配合瑪瑙珠、料器串聯而成，紋飾以形態各異的龍紋或人龍合雕紋為主，望去璀璨奪目，華麗無比。

相關專家研究認為，大型聯璜組玉佩是虢國統治階層生前禮儀活動中使用的器物，玉璜數量與佩戴者的身份地位密切相關，如七璜組玉佩出土于虢國國君虢季墓，五璜組玉佩則出土于虢季夫人墓。李清麗說，“可見那時，用玉確已步入政治化、制度化和禮儀化的軌道。”

現藏于河南省三門峽市虢國博物館的人龍紋玉璋（2025 年 10 月 10 日攝） 袁月明攝 / 本刊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牙璋（資料照片）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供圖

秦嶺博物館展陳的夏代玉牙璋（資料照片） 秦嶺博物館供圖

現藏于河南博物院的賈湖骨笛（資料照片） 河南博物院供圖

孕育“和”哲學

中國古樂發展脈絡可追溯至8000年前的賈湖骨笛、5000年前的陶鼓與陶塤，以及戰國時期的曾侯乙編磬等文物。這些古樂器不僅展現了中華文化中“和”的哲學思想，還通過音律傳遞著天地自然的和諧理念。

賈湖骨笛：吹奏七聲音階的“鼻祖”

2025年9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賈湖遺址考古發掘新突破，首次發現“一墓五笛”現象，從墓葬規模、隨葬品數量及豐富程度看，有較多墓葬等級明顯高于聚落其他區域發現的墓葬。

“2023年至今，我們開展了賈湖遺址第九次、第十次發掘，共新發現骨笛20余支。個別骨笛中間有刻畫符號，一側有等距離劃分的刻度，類似度量衡，與其他的不太一樣。”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魏興濤說。

距今約9000年至7500年的賈湖遺址，自上世紀80年代起，便因出土骨笛而備受關注。

“賈湖遺址出土的數十支骨笛中，部分可吹奏出完備的七聲音階，在此前，人們普遍認為中國先秦時期才有五聲音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張居中，曾七次主持賈湖遺址發掘工作。1986年，他指導并見證了第一支骨笛的發現過程。

賈湖骨笛不僅是中國迄今發現的時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管樂器，更被專家認定為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七聲音階的樂器。它的出土，推翻了中國七聲音階“西來說”，也將中國音樂史的起源時間，提前到了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

晉侯蘇鐘：混搭的神編鐘

上海博物館東館中國古代青銅館內，燈光柔和。14枚大小不一的編鐘組合而成的晉侯蘇鐘，靜懸于展柜之中——青綠銹色斑駁，身披千年風霜。

晉侯蘇鐘一共16枚編鐘，另2件收藏于山西博物院。這16枚編鐘，形制和銘文書體完全一致，銘文內容更是完美吻合、嚴絲合縫。

銘文，是“偵破”晉侯蘇鐘身世之謎的關鍵。16枚編鐘上的銘文，共有355字。它記述了晉侯蘇率軍參加周厲王討伐東夷的戰爭，因戰功卓著受賞，以此編鐘留念。

晉侯與蘇鐘的“合體”，補上了一塊歷史拼圖。《史記·晉世家》中記載：“獻侯籍元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獻侯卒。”學者考證，晉獻侯命蘇，就是晉侯蘇鐘的主人。銘文記載的這場戰爭在史籍中沒有找到記錄。在為夏商周斷代時，晉侯蘇鐘被看成周厲王時期的標準青銅器，成為確定西周王年的一個重要“坐標”。

上海博物館青銅部研究館員葛亮認為晉侯蘇鐘有三大特別之處：

一是商代墓葬里并沒有成套的編鐘出土，當時只有鳴響器。晉侯蘇鐘是目前已知西周時代最大的編鐘。

二是編鐘上的銘文不是在鑄造時候就有的，而是后來用利器鑿刻上去的，其工藝與歷史價值成為研究西周歷史的重要實物。

三是晉侯蘇鐘根本不是“一套編鐘”！“我們從銘文推斷：晉侯蘇打了個大勝仗，收獲了很多重要戰利品。他從約三套編鐘里挑選了一些最好的，‘混搭’在一起，并且在編鐘上鑿刻銘文記錄戰功，組成了我們今天所見的這組‘神編鐘’！”葛亮說。

《周禮·考工記》中記載的“磬氏為鐘，一鐘雙音”，顯示西周工匠對聲學規律的掌握已相當精妙。考古學家輕輕敲擊晉侯蘇鐘，發現很多鐘體能發出兩個不同的樂音，印證了“一鐘雙音”記載。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樂”是西周禮樂制度的核心內容之一。“編鐘是在聚會時奏鳴的樂器，一方面分享歡樂，一方面也強調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和諧友善。”葛亮說。

上海博物館館藏大克鼎（資料照片） 上海博物館供圖

現藏于河南博物院的蓮鶴方壺（資料照片） 河南博物院供圖

銘刻文明記憶

許多青銅器鑄造時會在器身刻寫大篇幅銘文，記述作器者事跡、作器緣由，成為研究當時歷史寶貴的一手史料。鼎作為古代中國王權的重要象征，青銅禮器作為“周禮”的物質遺產，在歷史更迭的敘事中無數次站在舞臺中央。

大克鼎：三千年前的歷史檔案

2024年2月2日，位于上海浦東的上海博物館東館啟用。作為上博鎮館之寶、被海內外矚目的國之重器，大克鼎如約出現在了先行試開放的中國古代青銅館中。

展柜里，大克鼎靜靜矗立，莊嚴端穆，完全想象不出它的身世，是一段從陜西扶風到黃浦江畔的傳奇歷史。

清代光緒年間，一個尋常的午后，陜西省扶風縣任家村的一處窖藏，一位農人無意中的挖掘，讓沉睡地下數千年的大克鼎重見天日。

大克鼎通高93.1厘米，重達201.5公斤，造型雄偉厚重，鼎腹呈半球形，雙立耳，蹄形足，器壁厚實，氣勢恢宏。

鼎身裝飾著華麗的三組獸面紋，展現著西周晚期青銅鑄造技藝的高超。

大克鼎鼎腹內壁鑄造290字銘文。這些文字整齊劃一，筆畫圓潤有力，布局嚴謹，是西周晚期金文書法藝術的典范。

銘文記載了西周晚期，貴族“克”憑借祖父師華父的功績受到周王冊命并獲得豐厚賞賜的內容。這些文字不僅記錄了個人家族的榮耀，更反映了西周時期的冊命制度、土地制度和社會結構。

“從這份銘文記錄來看，克的爺爺輔佐先王有功，克受到周王的恩寵和重用。”上海博物館研究員葛亮說。

大克鼎銘文結尾處鑄銘著“子子孫孫永寶用”的文字。上海博物館原館長陳燮君認為：“從大克鼎等青銅器的銘文可以看出，中華民族自古就有著強烈的歷史責任感。他們將重要的歷史事件、治國理念鑄刻在青銅器上，不僅是為了記錄，更是為了傳承給后代。這種‘功烈銘乎金石’的傳統，成為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重要保障。”

蓮鶴方壺：春秋最美青銅器

在河南博物院諸多“鎮院之寶”中，出土于河南新鄭鄭公大墓的蓮鶴方壺，造型特別——壺腹裝飾有精美的蟠龍紋飾，蟠龍龍角豎立，極為生動，壺體四面各裝飾一只神獸，呈向上攀援姿勢，圈足底下有兩條卷尾獸，其頭轉向外側，與蟠龍神獸遙相呼應。尤為出彩的是，方壺頂部十組雙層鏤空蓮瓣舒展盛開，中央昂首而立的仙鶴雙翼舒展，引頸欲鳴。

“鄭公大墓出土的方壺為一對，形制、紋飾完全相同，只在尺寸上稍有不同。”河南博物院研究館員曹漢剛說。目前，另一件蓮鶴方壺藏于故宮博物院。

一朵蓮、一只鶴，讓碩大壺體的感覺輕盈起來，“壺蓋所展現的清新俊逸、活潑生動的意境，一改商周時代青銅器裝飾工藝肅穆刻板的風格，由威嚴變得奇巧。”曹漢剛說。

相關專家認為，蓮鶴方壺既有中原商周青銅器的肅穆威嚴，又有楚地的流動飛揚，是中原晉文化和南方荊楚文化、黃河文化和長江文化交融碰撞的結果。

黑龍江省博物館館藏桂葉形石器（資料照片） 黑龍江省博物館供圖

東漢陶說唱俑（資料照片） 四川博物院供圖

精工致道

凝視穿越九千年的桂葉形石器，不僅看得到先民的手藝，更有一個民族對精工致道的永恒追求。

小南山桂葉形石器：石破天驚的加工技術

在黑龍江省博物館的文物庫房中，一件形似桂葉的黃綠色石器靜臥于絲絨之上。石器長25厘米，寬5.8厘米，通體磨制光滑，刃部鋒銳如新。這件一級文物1958年被發現于饒河小南山腳下，樸拙的形制背后，隱藏著文明破曉時分的創新密碼。

該石器為周身琢，中間厚，兩側薄，形制對稱，厚薄均勻，邊刃加工制作鋒利，是鑲嵌在骨刀梗上的石片石器，屬刮削器一類。器物兩面都經過兩次“壓制法”的修理。

專家介紹，首先，由毛坯的兩側邊向中心用力擠壓，壓下了長而薄的石片，在其兩面留下大而平的石片疤，使它成為非常薄的半成品。在此基礎上，沿著周邊兩面作第二次壓制修理，在石器的周邊留下細而平，且相當均勻的脫落小石片疤的痕跡，使石器的形狀變得更加規整，刃口和尖更加鋒利。

這樣的加工技術代表了人類打制石器技術的極高水平，這樣的文物目前為止在我國是首次發現。

桂葉形石器造型既模擬自然界桂葉的形態，又暗合箭鏃的流線。

桂葉形石器的發現只是“前菜”。2015年開始，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饒河縣文物保護中心正式對小南山遺址開展大規模考古發掘，出土玉器、石器等文物上萬件，其中由玦、環、管、珠、璧、斧等構成的玉器組合反映了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玉文化面貌。

“根據碳14測年和考古學研究，小南山遺址玉器集中出土的第二期文化遺存距今約9000年。”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小南山考古發掘項目負責人李有騫表示，這不僅將我國玉文化的起源向前追溯了1000年，而且向北推進了1000多公里，顛覆了以往對玉器起源的認知。

小南山玉器群的輝煌，建立在一項石破天驚的技術革新之上——世界最早的砂繩切割技術。憑借這項關鍵技術，破解新石器時代玉料加工難題，玉料得以從稀缺的自然資源，轉變為可標準化加工的禮器坯材，極大地提升了制作效率和形制規范。這一技術范式，從小南山所在的東北亞地區萌芽，隨后沿江河南下，一路跨越山河，深刻影響了遼西地區的興隆洼文化乃至華東地區的凌家灘文化，為后來紅山文化、良渚文化輝煌燦爛的玉禮器體系誕生，奠定了至關重要的技術基石。

在陜西歷史博物館拍攝的館藏唐代文物鑲金獸首瑪瑙杯（2023 年 5 月 11 日攝） 李一博攝 / 本刊

漢風唐韻富足生活

中國說唱藝術源遠流長，其根脈可追溯至春秋戰國時期的俳優表演，是民間說唱的早期形態。俳優，即古代專事樂舞諧戲的藝人，表演形式多樣，涵蓋歌唱、舞蹈、雜耍，甚至融入簡單情節。他們一邊擊鼓高歌，一邊插科打諢，將現場氣氛推向高潮。至秦漢時期，說唱藝術尤為興盛，成為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娛樂內容。

東漢陶說唱俑：見證天府之國的富足安寧

現藏于四川博物院的東漢陶說唱俑屬國家一級文物，高66.5厘米，于1963年出土于四川省郫縣宋家林磚室墓。陶俑頭頂椎髻，雙目微閉，歪嘴吐舌，表情生動。兩臂上聳，左臂佩戴環飾；左手托小鼓，右手執槌作敲擊狀。俑像上身赤裸，雙乳垂至腰際，腹部圓鼓，臀部后翹。寬肥的長褲垂落至臀，似有繼續下落之勢。

文物造型鮮活，生動再現了漢代俳優表演者的職業形象，不僅是漢代說唱藝術繁榮的見證，也展現出古代雕塑藝術的高超技藝。

近幾十年來，四川地區已出土十幾件說唱俑，其中以兩件最為著名：一件是藏于國家博物館的坐式擊鼓說唱俑，另一件是四川博物院所藏的這件立式說唱俑。其手舞足蹈、笑容滿面的樣子，仿佛正定格在說唱中最精彩的瞬間。

漢代人們為什么要隨葬俳優俑？四川博物院副研究館員張琴告訴記者，這與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觀念有關，人們喜歡將生前的生活場景在墓葬內復制，以期望死后可以繼續生前的生活或者過上生前沒有得到的理想中的生活。因此，我們也可以從這些隨葬品中窺見當時人們的生活。

眾多說唱俑的出土，反映了說唱藝術在漢代的流行，也讓我們得以一窺當時四川人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隨著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建成，成都平原成為“天府之國”，百姓生活日漸富足安寧。

獸首瑪瑙杯：唐代玉器之巔

在陜西歷史博物館中，有一件“艷壓群杯”的唐代瑪瑙酒器——鑲金獸首瑪瑙杯，1970年出土于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是用一塊罕見的五彩纏絲瑪瑙雕刻而成的，材質紋理細膩，層次分明。

工匠利用材料的自然紋理與形狀進行雕刻，依色取巧，隨形變化，整體為獸角形狀，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杯子的前部雕刻為牛形獸首，雙眼圓睜、炯炯有神；獸嘴處的鑲金飾件則是酒杯的塞子，達到了觀賞性和實用性的統一；頭上的一對羚羊角呈螺旋狀彎曲著與杯身連接，在杯口沿下又恰到好處地裝飾有兩條圓凸弦，線條流暢自然，看上去十分美觀。

作為“首批禁止出境展覽”的文物，獸首瑪瑙杯是至今所見唐代唯一的一件俏色玉雕，代表著唐代玉器的絕佳水平。

它的造型取材于西方一種叫“來通”的酒具，在中亞、西亞，特別是在薩珊波斯（今伊朗）十分常見，是東西方交流不斷加深的有力見證。

“唐代貴族用它飲酒，說明唐人對西方宴飲方式有所借鑒，是我們觀察公元8世紀中外文化交流的‘樣本’。”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雙懷告訴記者，唐代的文明互鑒促進了域外“胡風”與漢文化在社會經濟方方面面的融合，從而形成了雍容大氣、海納百川、豪情萬丈的盛唐氣象，這對當代的跨文化文明互鑒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記者：孫麗萍 袁月明 鄭昕 張玥 謝劍飛 康錦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