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家昊

中學語文課本里，李白的詩歌選得頗多，《送友人》《峨眉山月歌》《將進酒》《夢游天姥吟留別》……李白的詩歌集清新夸張的語言、形象生動的意象、夸張奇特的想象于一體，以噴薄的藝術力量在中國古典詩歌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諸多篇章中，印象最深的還是《行路難（其一）》。其辭藻不是最華麗的，但詩中的跌宕與掙扎，在我年少時的心中種下了疑問的種子。而今再讀此詩，在“難”與“不難”之間，終于看到了李白排山倒海的生命力。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開篇極盡奢華，佳釀千金難求，佳肴價值萬千，觥籌交錯之間卻是越熱鬧越孤獨。詩人突然就撕下了浮華的假面，茫然失意的靈魂游蕩在未知方向的荒野里，焦慮與迷失，寂寥與悵惘。年少時讀李白，只聽到“天子呼來不上船”的狂傲，只看到“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的俠氣，只羨慕“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張揚。可仕途的艱難、理想的艱難、人生的艱難，終究在“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的絕境中顯露無遺——前路被冰雪封鎖，進退皆陷于困頓。也許求而得之是幸運，求而不得才是人生常態。

“樂觀主義的人是淺薄的人，但經由悲觀主義而產生的樂觀主義者，則是在體驗過人生憂患以后重新肯定人生的人。”李白的詩，總是在人世羅網中騰躍和掙扎，他會紓解在困頓中的自己。才子的抱負是致君堯舜、寰宇清平，即便功成，亦愿身退，長醉攬月于五湖煙霞中。所以他終究不信命數至此，“閑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于無路處覓得一線微光，在困頓中為自己筑起精神的高臺。

所以李白道“行路難”，卻一直在走。走著笑對紅塵，走著辭別故友。一壺濁酒，“歌遍山河八萬里”；一葉輕舟，“唯見長江天際流”。他一生命運多舛，卻始終未停下前進的腳步，“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不僅潑墨在盛唐的宣紙里，更激蕩在千年間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中。以前只覺得是樂觀，是豁達，而今看到的是一種蓬勃的生命力。不是輕飄飄的口號，而是看透了世界的本質后仍然從悲觀中長起希望，從深淵中升騰起浪花。很多人都說他的情感宣泄如大江大河般噴涌而出，但我更認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水手，緊握自己生命的舵盤后呼嘯著向前。

當我們再讀《行路難》，就不會只看見“直掛云帆濟滄海”的光明結尾，而是看到“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這一路的掙扎與反抗，承認我們每個人都在自己的“黃河太行”面前，遭遇著已知或未知的冰雪。我們要深思，李白在困頓人生中既接納了幻滅與失敗，他的精神內核凝聚厚重，他對自我的生命有著高度的認同感。他失敗、流血，承認生活苦澀，可他依然認為自己的生命過程會是璀璨絢爛的，他寫“長風破浪會有時”不是因為看到了彼岸，而是在雨霧茫茫的大海中他必須堅信有岸，這種在困苦中不愿沉淪的救贖意識是一種無與倫比的抵抗美，這種高姿態的生命意識不僅是李白個人的豪情壯志，更是整個盛唐氣象的生動寫照。這種排山倒海的生命力不僅活在盛世大唐，更烙在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之中。

從李白個人的困頓放大至家國民族視角，這種于絕境中依然昂揚向上的精神，早已根植于中華文化的沃土之中。中華上下五千年，遠有各個朝代的更替，近有反法西斯戰爭的血與火之戰，我們的民族何嘗不是在“冰塞川”“雪滿山”中艱難前行？山河破碎、百廢待興的時候我們亦如李白一樣選擇高歌猛進，抵抗黑暗的侵襲，讓自由的靈魂永不困頓于荊棘——那是長征路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堅定信念，那是改革征程中“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銳意突破，那是偉大復興路上“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的鏗鏘誓言。

張大春說：“于無可救藥之地療人寂寞，是菩薩行。”

康震老師寫：“李白的墓前總有一代代絡繹不絕的掃墓者、拜謁者，他們并不是李白的子孫，卻是華夏文明包括盛唐文明的子孫。”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行路難》的真諦在于——真正的行路者，并非無懼冰雪與歧路，而是在認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也能高聲吟誦：“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李白的這種精神既根植于我們生命里的每一刻，也植根于中華文化的沃土之中。

我看見，滄海激蕩，時代召喚，“直掛云帆濟滄海”的豪言早已越過盛唐的堤岸，匯入民族復興的洪流，推著我們這一代，在歷史的長風中繼續破浪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