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裕亭

我和很多人一樣，十九歲就離開了自己的家鄉。和我一樣的，還有我大嫂的娘家哥哥。

大嫂的娘家哥哥，我也稱他哥。他在十九歲時，便是我們縣上的水利測量員了。那在我一個懵懂少年的心中，是一件了不起的職業。

印象中，一個月照極好的夜晚，大嫂的娘家哥哥在我們家喝醉了酒。我送他到村后的隴北干渠那兒，他卷著舌頭，指著眼前“嘩嘩”流淌的溪水，自豪地跟我說：“這條隴北干渠，是我參與測量的。”

“那年，我十九歲。”大嫂的娘家哥哥醉酒后卷著舌頭對我說。

至此，大嫂的娘家哥哥，十九歲就很有作為的事，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腦海里。

可巧的是，五年以后，十九歲的我，考上了北方石油學院。至此，我便與粟裕、汪曾祺，還有大嫂的娘家哥哥一樣，十九歲時，離開了自己的家鄉。

這也就是說，家鄉留給我的記憶，停留在我十九歲之前——

印象中，我五六歲時，家鄉還有狼。

夏日的夜晚，我跟著爺爺在生產隊的場院里納涼，聽到村前小河堤上的狼，“嗷嗚嗚”地嚎叫。

爺爺便嚇唬我說：“聽到了吧？狼叫呢！專吃不聽話的小孩子！”嚇得我乖乖地聽爺爺的話，聽大人的話。

后來，我讀小學了，可以離開大人的管束和同齡的小伙伴一起玩耍。在一個大雪天里，我看到生產隊的草垛子就像蒸熟的米糕一樣，一個一個矗立在雪地里，便興奮地往那“米糕”邊跑，不小心絆到了草垛旁支棍打麻雀的繩索。

那種支棍打麻雀的方法很簡單：在雪地里掃出一小片空地，撒上麻雀愛吃的麥粒或稻谷，立一個木樁為轉軸，就地擺放一根木棍。木棍的一端，靠近轉軸的地方，扯上一根細長的繩索。捉麻雀的人躲在暗處，專等麻雀落下來搶吃食物時，便猛地一扯繩索，那根木棍瞬間橫掃過來，將正在搶吃食物的麻雀擊倒、擊斃。

我在那個大雪天里，不經意間絆到了同伴設下的繩索，自然也破壞了那根橫掃麻雀的木棍。

那個熊孩子，不依不饒地讓我去幫他把木棍重新擺放好。這很正常，我破壞了人家的打雀棍，應該去幫他恢復原樣。

問題是，當我把木棍擺放到可以擊打麻雀的位置后，他卻猛地一扯繩索，故意讓那木棍擊打到我的腿上，好疼！

那種疼痛，是小孩子的惡作劇，不至于傷到我的筋骨，但那驚心動魄的場面，卻深深印在我童年的記憶中。

我的童年，家鄉沒有電燈，沒有一條像樣的鄉村路。

我十二三歲時，哥哥高中畢業后，到縣化肥廠上班，下雨天自行車不能在泥地里騎行，哥哥找來扁擔，讓我幫忙把自行車抬到三里以外的東公路上，他再冒雨騎車去縣城上班。

我讀大學的第二年，我們村里通上了電。

那一年，我在大學里剛好學到了《電工學》。回村以后，我用一片小木板、一個整流器，便在家里堂屋安裝了一根二十瓦的小電棒，雪亮！

那是我們村里的第一根電棒，連當時的小村電工，都到我們家來看電棒是怎樣安裝的。

童年時，我特別喜歡聽村里人講故事。許多年以后，我把自己六七歲時聽到的故事，再返回頭來講給我八十三歲的六爺爺聽。他搖搖頭，說不記得年輕時講過那樣的故事了。

我的青少年時期，都是在蘇北，一個離海不遠的鄉村度過的。那時的鄉村，文化生活極度貧乏，縣上的電影隊一年也來不了一兩回。大隊的戲班子，也只是趕在每年冬閑，或是春節前后，排練那種我們小孩子都會背臺詞的《三世仇》《半夜雞叫》。剩余的時光，無處消遣，我便到供銷社的門樓底下，或是生產隊的牛屋里，聽老人們講故事。

無數個漆黑的夜晚，村頭人家的狗，被我的腳步聲驚擾起來，引得全村的狗都跟著午夜狂吠。

我的這本小冊子，記錄著我十九歲離開家鄉之前的好多人和事。盡管創作的背景，遠離了我以往《鹽河舊事》中的晚清至民國那段時光，但仍不失為“舊事”。畢竟是我十九歲之前記憶中的事。書中的《抬魚》《幫廚》《大能》《照蟹》等，都是我童年親身經歷過的故事。

我的家鄉，東臨大海。

所以，我的文字中，帶有大海的氣息。我見過海邊古老的風車，“吱呀吱呀”地把海水絞進鹽田的景致；我跟著村里比我大一點兒的孩子，圍在小碼頭的漁船邊，偷人家船上鮮活的魚蝦；我放過牛、鏟過青，偷過生產隊的黃豆、玉米和尚未成熟的地瓜、花生；我蠱惑過村里的小孩子與外村的孩子干群架，但我幾乎年年都是“三好學生”。

我的家鄉，并沒有歌里唱得那樣美麗。但她，是我少年時想離開，老來又夢牽魂繞的地方。

我十九歲離開家鄉時，村頭小河里的魚蝦，張網可及。我爺爺清早到南河沿上擔水時，曾徒手捉回一只翅膀受傷的野鴨子；我在村東小石橋下，抓到過一條搟面杖一樣粗的大黃鱔。可惜的是，那條大黃鱔纏繞力太大，我都把它抓離水面了，它又從我的雙手間擰著滾兒溜走了。至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還認為那條大黃鱔就躲藏在我們村東的小石橋下呢！

殊不知，家鄉的多條河流，現如今如同干癟的母乳，早已經斷流了。

當年，魚蝦啄膝的溪水不見了，圍繞在溪邊建起的青磚黛瓦小樓房，倒是一棟比一棟敞亮、氣派。

誰能告訴我，那是憂？是喜？是不是我夢牽魂繞的家鄉。答案，或許就在這本由百花洲文藝出版社為我出版的《抬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