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太廣 劉康健

傅樓聯絡站舊址（資料圖）

在抗日民族英雄楊靖宇將軍的故鄉——駐馬店市確山縣傅樓村，有一個在大革命時期就已經建成的中共豫南特委地下聯絡站，紅色特工面對敵人的搜索、恐嚇、威逼、利誘、屠殺，機智靈活、無所畏懼，曾經掩護、轉移過楊靖宇（原名馬尚德）、徐子榮、王國華、周駿鳴等革命骨干一千多人；先后向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傳遞多份重要情報，向延安轉送領導干部，向大別山革命根據地和華中新四軍輸送大批干部，成為我黨隱蔽戰線的一面旗幟，一顆永不熄滅的革命火種，一個打不爛、摧不垮的紅色交通站,一座充滿神秘傳奇色彩的紅色堡壘。

確山縣自古就是豫鄂鎖鑰，兵家必爭之地，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早期活動地之一。1926年下半年，在開封（河南省立第一甲種工業學校）上學的確山籍共產黨員楊靖宇、張家鐸、李鳴岐等人，受中共黨組織的派遣，回到家鄉成立黨組織，發動農工群眾舉行武裝暴動，攻占確山縣城，迎接北伐軍入豫。為了做好確山暴動的組織工作，楊靖宇、張家鐸等人到確山縣城東郊5公里的傅樓村徐家大院開會。

徐家祖上傳下來有400多畝地，20多間瓦房，四進院落。前院是客廳，三進院落住人，后院是牛馬棚、倉庫，東西廂房住長工，家境殷實，是當地的大戶人家。家中聘請一位叫王中佛的秀才開館辦私塾，徐中和、徐子榮（原名徐中耀）兄弟等在家中學習。因為楊靖宇是王中佛的外甥，所以也到這里上學，其間與徐家的徐中和、徐子榮、妹妹徐煥結下了深厚的感情。后來徐子榮考上河南省立甲種農業學校，徐中和與楊靖宇考上了河南省立第一甲種工業學校。1927年4月4日，楊靖宇、李鳴岐、張家鐸、張耀昶、徐中和、徐子榮等人在周恩來、王若飛等人的具體指導下，率領數萬農軍攻克確山縣城，成立了河南省第一個代表農工利益的縣級革命政權——確山縣臨時治安委員會。之后，徐中和帶200塊大洋到漢口，在中共中央開辦的長江書社購買了《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ABC》等進步書籍，在確山縣城開辦了“赤光圖書館”。

1927年8月中共中央在武漢秘密召開“八七會議”，決定逐步建立全國性的秘密交通網，便于中共中央與地方情報人員的聯絡。9月，中共豫南特委書記王克新、虞松如、蔡訓明等同志根據“八七會議”精神，遵照黨中央的指令，決定在傅樓徐家大院秘密設立中共豫南特委地下聯絡站,由徐子榮的大哥徐中和負責。隨后馬尚德、張家鐸、李鳴岐、徐子榮等人分頭準備秋收起義工作。他們以傅樓聯絡站為中心，以群眾基礎好的劉店為起義突破口，奔波各鄉村，整頓黨組織，發動群眾，籌集槍支彈藥。

1927年11月1日，楊靖宇、李鳴岐、張家鐸等人帶領農工武裝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確山劉店秋收起義，在之后的王樓戰斗中，楊靖宇腿部負傷。當天夜里，徐中和牽著一頭黑騾子將楊靖宇馱到傅樓徐家，藏在后院的干草垛里，又讓兄弟徐子榮到縣城請來一名外科醫生，為楊靖宇治療。幾天后，徐中和發現有幾個陌生人在村子里晃悠，感到不對勁。當天夜里，徐中和就套上牛車拉著楊靖宇進入老樂山的山林躲藏起來。

1930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軍委交通總站，10月改為中央政治局直屬的交通局。其間，中共中央從各地抽調精干力量，集中三個月打通了從上海通往各蘇區的北方線、長江線、南方線三大交通干線。其中南方線通往朱德、毛澤東領導的紅軍贛南、閩西中央蘇區（被后人稱為“中央紅色交通線”）。北方線、長江線經由時任國民黨武漢警察局局長（暗中任中共中央交通局長）的中共黨員吳德峰部署，所通達的地區為：由上海到天津后與北方局聯系；上海經鄭州、駐馬店轉入鄂豫皖根據地；從上海經合肥、六安至鄂豫皖根據地。由于吳德峰了解傅樓原來就是我黨的地下聯絡站，所以才將與中共中央聯系的重要聯絡站設在傅樓，成為上海、鄭州、駐馬店、信陽進入大別山革命根據地的重要站點。傅樓聯絡站下設五個聯絡分站，分別是確山縣城關聯絡站、劉店聯絡站、龐閣聯絡站、石滾河聯絡站、泌陽縣張樓聯絡站等，形成了紅色聯絡網。

傅樓聯絡站非常重要。為避免國民黨反動派懷疑，上級黨組織要求徐中和必須盡量“灰”下來，以“職業化”和“社會化”的身份做掩護，多做與紳士身份相符合的事情，多與國民黨黨部、民團組織打交道，以便掩護地下聯絡站的運轉和生存。徐中和為此賣掉了家中的100多畝土地，在確山縣城開設了“中和米鋪”“徐家油坊”“徐氏中藥堂”等，成了名副其實的生意人。徐中和安排妹妹徐煥每天在家照護，自己到縣城做買賣。不時地宴請國民黨縣黨部要員喝酒，三天兩頭和警察局長吸大煙，還拉上民團的中隊長們看戲，日子過得十分“逍遙”，在確山縣、駐馬店通吃。敵人哪里知道，經常與他們喝酒、看戲的徐中和于1925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膽大心細，機靈善變，在與敵人的接觸中刺探情報，在國民黨重兵把守的情況下，歷經艱險，多次出色地完成了護送領導、傳遞文件等重要任務，是有名的紅色特工，被人們戲稱“黑紅餃子”。

中共豫南特委聯絡站的主要任務是護送前往大別山蘇區的干部、傳遞黨的文件、搜集敵人情報、購運重要物資、幫助紅軍擴大隊伍等，此外，還能夠直接聯系位于上海的黨中央機關，介紹中共黨員到江西瑞金蘇區參會、學習等。上級黨組織明確規定徐中和、徐煥要嚴守黨的機密，實行單線聯系，不許與其他人橫向聯系，護送人員不許進入蘇區，只能在赤白交界處完成交接任務。

1932年8月，徐中和以走親戚為名，到泌陽縣東張樓村馬長富家，傳達中共河南省委的指示，因泌陽縣國民黨縣黨部書記梁仰正不斷給開封國民黨省黨部匯報泌陽縣地下黨組織的活動，還準備把泌陽縣地下共產黨的名單呈送開封邀功領賞。中共河南省委指示地方黨組織在泌陽縣境內，暗殺梁仰正。馬長富接到任務后，及時找到泌陽縣委書記張旺午。張旺午安排共產黨員陳香齋、劉長法、呂秀甫埋伏在二鋪和張鋪之間的路口，將梁仰正擊斃，搜出所帶名單，完成了黨組織交給的任務。

1933年12月初的一天，豫南特委聯絡站負責人徐中和來到泌陽縣義和寨辛長榮家傳達上級指示，讓辛榮奎通知泌陽東張樓豫南特委聯絡分站負責人馬長富，尋找中共鄂豫邊工委黨組織負責人。馬長富經鄂豫邊工委地下交通員馬長興聯系，很快找到了中共鄂豫邊工委委員張星江。張星江派張旺午同馬長富、馬長興兩兄弟一起秘密來到傅樓，見到了中共河南省委委員王國華（外號王老漢）。他要求鄂豫邊工委書記張星江與其秘密前往江西瑞金蘇區參加中共中央六屆五中全會和第二屆蘇維埃代表大會。他們先后悄悄進入傅樓聯絡站，見到徐中和。徐中和為他們準備了前往江西蘇區的盤纏，又為倆人換上準備好的衣服。王國華打扮成一個走村串鄉的燒酒師傅，張星江打扮成一個教書先生。徐中和用“白芷”水把密信寫在紙上，縫藏在鞋幫子里，吩咐二人分頭到上海去，找到黨中央機關接上頭后，再從那里再換上去江西蘇區的介紹信。江西“六屆五中全會”和“第二屆蘇維埃代表大會”結束后，張星江于1934年3月從江西返回鄂豫邊地區。王國華于1935年3月，從江西蘇區回到確山，秘密潛伏在徐中和家中,當上了“牛把式”。每天趕著牛拉著犁耙下地干活，在牛棚里軋草，到牲口屋里出糞。閑的時候為徐家燒鍋、吊酒，然后送到確山縣城的徐家燒鍋賣，暗中觀察、關注著確山縣、駐馬店地下黨組織的有關情況。

楊靖宇(右)在開封求學時與同學徐子榮(左)、張化宇(中)合影（資料圖）

中共中央中原局舊址（資料圖）

1934年9月，中共信陽中心縣委書記李劍森被捕后叛變投敵，致使河南省各地的中共黨組織遭到毀滅性打擊。國民黨組織幾名叛徒成立了一個“假省委”，利用原有的聯絡地點大肆誘捕共產黨人，見一個抓一個。這時的徐中和像往常一樣，仍不時請國民黨要員吸大煙、吃飯、看戲，借此機會刺探情報。當得知河南省各級黨組織遭受重創的消息后，他非常震驚。面對這種嚴峻的形勢，他更加小心謹慎，一方面關注敵人的動向，一方面在暗地里安排有關人員鏟除叛徒。一天深夜，徐家大院響起了一陣有規律的敲門聲。徐中和聽了一下，對妹妹徐煥說：“是自己人，開門吧。”開門后，走進來一個男人，胳膊窩里夾著一把黃油布雨傘。徐中和問：“你從何處來？”來人說：“從天中山來。”徐中和說：“走錯了。這里是山中天。”來人一把抓住徐中和的手激動地說：“同志，我可找到家啦！”來人是中共鄂豫邊工委委員張旺午（新中國成立后曾任湖北省常務副省長等職）。原來，中共河南省委黨組織遭破壞后，中共鄂豫邊工委也失去了與黨組織的聯系，很多共產黨員相繼被敵人殺害，零散的幾名黨員急切盼望著能夠與中共河南省委取得聯系。由于中共河南省委遭到敵人破壞，僅有的幾名黨員藏身于山林之中，一時很難找到。徐中和讓張旺午先隱蔽下來，住在后面的牛馬棚里等候。

次日，徐中和騎上黑騾子裝扮成下鄉收賬的大掌柜，在四鄉八堡串游，想方設法聯系黨組織。一個漆黑的夜里，在老樂山下野外的瓜庵子里終于找到了中共河南省委委員王國華。之后，張旺午帶著張星江的秘信與王國華相見，商定河南、湖北兩地的共產黨員聯合起來，成立鄂豫邊省委，反抗國民黨的斗爭。

徐中和到劉店鎮“永勝祥酒館”，暗中與中共黨員劉文章接頭后，又聯系到幾名中共黨員。不久，王國華在徐中和的掩護下，在劉店鎮“永勝祥酒館”參加了黨組織會議，傳達上級精神，商議斗爭策略，鼓勵大家堅持革命斗爭。

1934年11月，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反“圍剿”斗爭失敗。11月16日，紅二十五軍在信陽羅山縣何家沖開始長征。出發前中共鄂東北道委讓豫南特委聯絡站盡快通知中共鄂豫邊工委黨組織，桐柏若不能開辟新區，一是向桐柏西突圍去紫荊關；二是從泌陽北上轉移去陜北，要求地方黨組織秘密做好相關準備和迎接事宜。

徐中和接到密信后，安排妹妹徐煥以串親為名，到泌陽縣張樓村見馬長富。徐煥說:“我是收鵝（鄂）的。”馬長富答道:“用玉（豫）換不？”這是河南省委緊急聯絡暗語。接上關系后，迅速將上級指示精神傳達給馬長富。馬長富去經泌陽縣西南劉店找到石連奎，把情報轉給桐柏縣安棚的苗良田，又轉給在唐河井樓隱蔽的張星江。在桐柏縣平氏南歇馬嶺，張星江找到了在此地宿營的紅25軍，并派鄂豫邊工委交通員馬長興帶密信回泌陽東部山區，交給區委書記侯太俊，為紅25軍過泌陽提前準備糧草。11月23日下午，泌陽縣地下黨員馬長富、馬長興、靳九聚等人參加了紅25軍進入泌陽縣的響水坡會議。在他們的精心組織和安全引導下，紅25軍轉戰泌陽縣山區，三天兩晚上，沒打一槍一彈，安全順利地通過了泌陽縣境。

1935年7月，鄂豫邊工委“白蓮洼”會議遭敵人破壞后，張星江同志、張旺午決定由鄂豫邊工委組織東移泌陽。因馬長富是泌陽縣東張樓河南省委聯絡站負責人，而其兄馬長興是鄂豫邊工委地下聯絡員，兩地黨組織于1935年秋天，在泌陽縣張樓村馬長富家的高粱地里開會，成立了中共鄂豫邊省委。隨后派周駿鳴（新中國成立后任水利部副部長）到信陽的吳家尖山開展黨的地下活動，籌備武裝暴動的有關事宜。泌陽縣張樓聯絡站護送豫西地下黨員王善甫、杜光甫、楊寒、郭玉璋等數百人參加紅軍游擊隊。

1936年1月4日，王國華親自到吳家尖山，向當地黨組織安排了武裝暴動的具體任務。在風雪交加的夜晚，張星江和周駿鳴帶領七個人，兩支半槍，發動了鄂豫邊武裝暴動，連夜登上了天目山。后來，這支由河南省的中共黨員獨立自主創建的鄂豫邊紅軍游擊隊，轉戰桐柏山區，與國民黨軍隊發生數十次血戰，最終開創了三年游擊戰時期南方八省十五塊根據地之一——鄂豫邊革命根據地。

在這一時期，中共鄂豫邊省委和紅軍游擊隊始終聯系不上黨中央，也得不到黨中央的指示，讓他們十分苦惱和焦急。

1936年底，徐子榮寫了一封密信，讓李子健去北京(當時叫北平)找一位叫李銳的中共黨員，再由李銳引薦柯慶施。后來，李子健帶著密信趕到北京、天津，秘密見到中共北方局書記劉少奇，得到了黨中央關于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指示。

1937年冬天，徐中和找到確山縣城關地下聯絡組的田永祿，要他想辦法盡快聯系紅軍游擊隊，說黨中央派人來了。得到消息的紅軍游擊隊喜出望外，立即派出秘書李子健連夜趕到徐家大院，見到了剛從北京回到家里的徐子榮。徐子榮受中共北方局的派遣回到家鄉，另一方面發展黨的組織，一方面聯系紅軍游擊隊。徐子榮在確山朗陵中學任教并代理中共城關特支書記，他克服很多困難為鄂豫邊區紅軍游擊隊提供槍支彈藥、食鹽等物品，有力支持了紅軍游擊隊的抗敵斗爭。

不久，在延安的黨中央機關知道了在大別山的桐柏山區還活躍著一支紅軍游擊隊，高興不已，立即指示派人到延安匯報工作。紅軍游擊隊大隊長周駿鳴輾轉到達延安，受到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的親切接見，并參加了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和白區工作會議。

1940年初，徐中和接到中共河南省委通知，派遣中共汝南地委書記王景瑞、確山縣委書記楊安平同志回到汝、正、確邊開展工作，需要聯絡站給予掩護。徐中和想了很多辦法。他去正陽縣的熊寨鎮，找到了中共黨員黃志強，決定在此地開一個小酒館和雜貨鋪，以便讓王景瑞秘密潛伏下來，開展黨的工作。徐中和又讓楊安平隱蔽到確山縣城東的四里莊，也開了一個小酒館，讓楊安平在此地賣散酒。1941年4月，中共豫鄂邊省委所在地被國民黨大部隊圍剿，有一批撤退的干部需要護送到延安去。徐中和接到指示，派交通員胡友祿到豫鄂邊省委組織部，見到了組織部部長陳少敏。陳少敏對胡友祿說：“能不能找一個可靠的地方、可靠的共產黨員，并約定好暗號。”胡友祿說：“可以。”陳少敏說：“我要給延安的黨中央發個電報，讓延安派人來，然后帶著這些干部去延安。”胡友祿當即回答：“徐站長已經安排好了，聯系地點安排在確山縣城東門外的‘永勝祥酒店’，掌柜的叫劉文章。”陳大姐問：“聯系暗號是什么?”胡友祿說：“進了永勝祥酒店，就問掌柜的是誰？如果對方答自己是劉文章，來人就說，不，我找胡文祿。這就算對上暗號了。”后來，從豫鄂邊省委撤下來的干部按照這個接頭暗號，順利地到達了陜北的延安。后來，這些干部大都成了我黨我軍的高級干部。

血沃中原肥勁草，寒凝大地發春華。1938年初，中共中央先后派劉少奇、李先念、彭雪楓、徐海東、朱理治等到確山竹溝工作，將中共中央中原局、河南省委等設立在竹溝，使竹溝成為中國共產黨在中原地區發展的重要基地和戰略支撐點。劉少奇、何慶施、周駿鳴、張旺午、張星江、肖章、李子健、王國華、馬尚德、徐子榮、朱理治、劉子久、段永建、蘭德修、王漢卯等人多次親臨傅樓聯絡站指導工作。從在傅樓聯絡站建立到新中國成立的二十多年間，雖然多次遭到軍閥部隊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剿打壓，但從未中斷過秘密聯絡工作，一直在隱蔽戰線堅持與敵人進行斗爭。直到新中國成立，這個地下聯絡站也沒有被國民黨反動派發現。

新中國成立后，許多革命先輩相聚時，曾多次說，我們黨在鄂豫邊區發展壯大、取得勝利的背后，中共豫南特委傅樓地下聯絡站功不可沒。

（作者分別系黃淮學院特聘專家、駐馬店市作家協會名譽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