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運濤

作家經常會遇到這樣的提問：你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走上文學之路的？或者，你是從什么時候有了當作家的夢想的？

我們家的祖墳里找不到一塊碑文。我父母生在新中國，上過兩年學。也就是說，我們祖祖輩輩都是農民，能讀書識字已是奢侈。被問多了，我也不得不認真追溯了一下我的少年時代，如果非要在我現在的作家身份上找一個淵源，那只能是我的小學語文老師。

20世紀70年代中期，我家還在信陽市羅山縣高店公社前進大隊。因為母親帶著病重的父親四處求醫，我6歲就被送到前進學校（當時好像還有中學）。到了三年級，語文老師換了信陽市里下來的女知青。記憶中，她姓李，很白，個子高挑——也不一定對，幾十年后我再回陳堂村（原前進大隊），發現記憶與事實有很大偏差，道路并不寬，田埂也不高，可能與我當時年齡小有關吧。別說三年級，小學階段的全部記憶也沒有多少，但我記得李老師，上她的作文課一點兒也沒壓力，像游戲，牽著你的心。她先是在黑板上寫出一段話（不知道是不是她自己的原創），空出第一句或最后一句，讓我們填。然后，她再給我們一篇作文，讓我們補上第一段或最后一段。過一段時間會再難一點兒，她給出第一段或最后一段，讓我們補出中間部分。后來，她又在黑板上畫漫畫，讓我們寫出漫畫的內容。一層層深入，循序漸進……我從小就沒覺得寫作文是一件痛苦的事。相反，我喜歡作文，竟至養成了文字表達的習慣。初中和高中，除了語文老師布置的作文，我還另備了一個作文本，寫我自己想寫的作文。后來戀愛結婚，吵架都用文字，給老婆寫紙條解釋、道歉，或者強詞奪理——我不擅長說，每次吵架之后都覺得自己的意思沒有表達清楚，還是文字表達起來更從容、全面。

現在想起來，李老師這種作文教學法仍然值得借鑒。對于孩子們來說，興趣和有話要說，是做好文章的基礎。

我記得三年級還有一件事，就是李老師講“漁夫和妖怪”。故事的前半部分與書上一致，但后半部分絕對是李老師的原創。她說，漁夫帶著妖怪到一個路口去問路人他該不該被吃掉，遇到的第一個人挑著100多斤的蔬菜趕早集，對方先是回答說不該，妖怪說那我就吃你吧？挑擔的人趕緊改口，該該。第二個人是長胡子老人，跟挑擔的一樣，一旦自己受到威脅馬上改口。事不過三，再等一個，等來了一個紅領巾——代表了少年的智慧，與代表力量的挑擔人和代表經驗的老人相對應。如果說李老師的作文課引導我喜歡上作文的話，她這種改編故事的方式，讓我同時獲得了文學的啟蒙教育。

對語文學習的熱情也讓我對自己充滿了信心。很快，通過期中考試，我從普通班流動到了尖子班——那應該是我小學時代少有的高光時刻。

就這樣，我從陳堂小學出發，到了縣城，到了省會鄭州，到了首都北京，也到了世界文學之都愛荷華……前幾年回陳堂，聽說李老師早回信陽市了。她現在應該65歲左右吧！愿她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