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假期，筆者回到豫北農村老家，盛夏時節的蟬噪蛙鳴，并沒帶來多少輕松愉悅的鄉村體驗，那是因為筆者留意到一個村莊本不該有的“寧靜”：街頭巷尾，難得看到孩子們嬉戲打鬧、肆意奔跑的身影，為數不多的幾個孩子常約在某家院子里，盯著手機屏幕一看就是半個下午。吸引他們的要么是奇怪扮相的“網紅直播”，要么是眼花繚亂的游戲畫面；孩子們常被粗鄙的視頻段子逗得前仰后合，偶爾也照貓畫虎地模仿主播們的夸張表演。不光刷視頻看直播，一起“開黑”打游戲也成了他們的主要娛樂和社交方式，技術好、分數高的往往成了受人膜拜的“大神”。

街坊老人說，現在留在村里的小孩兒基本都這樣，放了學就是鼓搗手機；老人們總有干不完的活，很少再有精力去管孩子，更何況智能手機里的復雜功能他們根本弄不明白。前段時間就有孩子把家里種地攢下的幾千塊錢全部用來“打賞”主播，最后叫來河南電視臺“小莉幫忙”節目組，幾經協調才把錢要回來。

令人揪心的是，農村留守兒童沉迷手機的現象正不止一地、不止一家地普遍發生。從2021年開始，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中心在河南、湖北、湖南等“三省九縣”調研，他們從收回的13172份有效問卷中發現：40.4%的留守兒童有自己的專屬手機，49.3%的留守兒童會經常使用長輩手機；孩子們主要是玩游戲、刷短視頻以及看直播；其中67.3%的家長認為自己孩子已出現“沉迷”趨勢，21.3%的家長覺得“沉迷狀態”已十分嚴重。

越來越“乖”的農村少年

沉迷手機，讓原本就令人揪心的農村留守兒童問題變得更加復雜：首先，由于占用大量戶外活動時間，導致孩子們“近視率”激增。湖北某縣一初中在近日體檢中發現，30%的學生達到“重度視力不良”，該校老師表示經幾輪“雙減”后其實孩子們學習壓力并不大，體質弱、近視頻發的首要原因就是長時間玩手機；其次，留守兒童的社會認知本就單純、薄弱，一些暴力等不良內容很容易對他們造成消極影響，網絡世界里娛樂化、游戲化、拜金主義的價值導向，導致過早網戀、盲目消費、極端情緒等社會問題時有發生；最后，沉迷手機還大量分散了孩子們本該用在學習上的精力，“雙減”之后，留守兒童既沒有各種課外興趣愛好作為補充，又沒有家長們足夠的陪伴，反而“意外”獲得了更多接觸手機的時間，這讓教育資源本就匱乏的他們，通過讀書來改變命運的機會變得更加渺茫。

在筆者看來，沉迷手機背后，還有一種更深遠的影響在不經意間蔓延——農村孩子原有的“社會化”方式被徹底重構了，用筆者所在鄉鎮一位初中班主任的話來說，就是“現在農村的‘00后’越來越‘乖’了，再也不拉幫結派、天天打架了，一點‘野心’都沒有，唯一的問題就是玩手機”。換作時髦的說法講就是農村少年不再“狂飆”了。

顯然，這里并非肯定農村“80后”“90后”“經常打架”的過去，但不可否認的是，那卻是那個年代農村孩子一種重要的“社會化”方式。

如今，對于鄉鎮上的初中生而言，學校附近的網吧、游戲廳里呼朋喚友“連坐”的場景不見了，經過一輪又一輪掃黑除惡的鄉鎮和學校更變得無比純粹和安全；老師們也不再像以前那樣，總可以從附近網吧或游戲廳就能找到逃課的孩子們，伴隨著“體罰”的消除和基層教師日益繁復的事務性工作，以往親密的師生關系逐漸蛻變成一般的教學關系。與此同時，一臺一兩千元的普通智能手機就可以流暢運行幾乎所有游戲，孩子們可以隨時隨地“開黑”，交友、戀愛等情感需求也從“線下”來到“線上”。于是，這些學生在沒有“暴力威脅”的情境下，直接進入英雄聯盟、王者榮耀和千奇百怪的直播平臺中；在這個全新的“社會化”方式里，老師們甚至搞不清處于“思想閉環”中的孩子究竟在想些什么。

對于農村孩子而言，現在的他們也不再熱衷于和小伙伴們“掏鳥窩”“釣龍蝦”“上房爬樹”等“80后”“90后”熱衷的游戲；尤其是物質上逐漸寬裕，讓他們普遍不用再像父輩一樣很小就成為家里的半個勞動力，參與“挑水劈柴、插秧割麥”等農活中去，“讀書”對他們而言和城里孩子一樣，成了一件完全“職業化”的事，甚至鄰里親情中的關系也在急劇淡漠。于是，新的社會化方式出現了：手機逐漸替代了農事勞動、親情倫理、自然生態等幾乎傳統鄉村生活的全部要素，讓它們統統變得陌生且無趣。

總的來說，隨著農村孩子原有的社會化方式消退，我們可以看到手機代替了曾經的游戲機、隨身聽等產品，也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家庭、學校、村落和社區；一種以手機為主體的全新的社會參與方式呈現出來——農村孩子的生活空間被單獨割裂，與周遭現實社會形成隔離，他們的精神訴求可以在網絡世界里得到充分滿足，從而不斷消減與真實社會接觸的欲望，與現實的關聯度在不斷降低。有專家將這一現象表述為“附近的喪失”——即很多人在成年后在進入一個陌生人環繞的社會以后常會產生失落感，而對這些農村留守兒童來說，童年似乎從一開始就沒有“附近”。

放下手機，觸摸“真實世界”

造成留守兒童沉迷手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近10年來，我國農村電信基礎設施建設快速推進，農村上網極為便利、成本極低，手機從價格到硬件更是深度“內卷”；在外打拼的父母常抱有對孩子物質上的“補償心理”和方便聯系的實際訴求，加上2020年以來疫情防控導致的“線上授課”，這些因素都讓留守兒童的手機擁有率持續快速增加。

其次，一些資本化的互聯網產品不斷吸引兒童沉迷其中，在利益驅動下，一些游戲開發商、視頻社交平臺在增加用戶黏性上無所不用其極，很多成年人都沉迷其中更何況留守兒童。

最后，從2006年開始義務教育被納入國家財政，資金投入從鄉鎮逐漸上升到縣級，教育資源的“向上集中”使得經濟能力允許、看重教育的家庭都會把小孩送到縣城去念書，留在村里的普遍就是不重視孩子管教或經濟能力不允許的家庭；加上“隔輩”老人看護、陪伴、教育觀念淡薄，導致手機在這些孩子們的生活中“失控”。“5+2=0”現象，就反映出不少老師的無奈：在學校好不容易管了5天，回家2天一切歸零，尤其是在“雙減”作用下，孩子們課余時間學習任務極少，常處于“無人管理”狀態。

因此，一方面要進一步在校園、家庭環節加強對孩子們手機使用進行監管，一方面在優化和重塑“社會化”渠道上做文章，恐怕是從“正反兩方面”解決留守兒童手機沉迷的關鍵。從監管層面來看，應以學校為中心，制定科學的管理懲戒制度，加強課堂、課間、就寢后的巡查管理；也可以通過思想教育、主題征文、知識競賽等形式，引導孩子們認識過度使用手機的危害，必要時甚至可以聘用專業團隊或信息化手段等方式介入。國家也應繼續在政策和立法領域推進，尤其針對游戲、短視頻、直播、社交等方面加強針對青少年兒童的內容監管，強化互聯網企業的主體責任，為留守兒童創造一個綠色清朗的網絡環境。

從優化重塑“社會化”渠道層面來看，引導農村孩子們開展勞動實踐，組織豐富多樣的讀書會、運動會和其他社會活動等未嘗不是一個好的嘗試，湖南長沙縣就結合當地實情，將給高年級同學布置農事勞動作業、低年級同學布置手工作業常態化，豐富孩子們的課余生活。筆者也發現越來越多的社會組織和公益機構，通過“送書下鄉”“鄉村美育”“藝術實踐”等創新方式，試圖點亮留守兒童的精神世界，重新喚醒他們對周圍親朋好友、一草一木及所有“真實的”鄉村生活的熱愛，讓他們與現實社會不存在任何介質的隔閡，以此實現人格培養和社會化塑造，幫助他們放下手機、更好融入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