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丨一提起山東煙臺的王懿榮，人們便會想到關于他的那個重要身份標簽：甲骨文之父。學界周知，王懿榮是發現、收集和研究甲骨文的第一人，國際上把他發現“龍骨”刻辭的1899年作為甲骨文研究的起始年。

王懿榮對甲骨文字的最初判斷，被后來的研究所證實。他對中國古代文物有著精深的研究，殷墟甲骨經他之手，從“龍骨”變成了珍貴的古代文化研究資料。王懿榮對保護和發揚我國古代文化遺產和甲骨學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2022年，齊魯書社推出《王懿榮書札輯釋》，讀者有機會從中深層窺探王懿榮的學術成就。

河南安陽中國文字博物館 王子瑞 攝/光明圖片

殷墟甲骨文的重大發現，在中華文明乃至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甲骨文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統，是漢字的源頭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

《鐵云藏龜》資料圖片

王懿榮是甲骨文的最早發現者，這一點基本上在學界已經達成共識。從資料上看，現在并沒有發現關于王懿榮發現甲骨的直接證據，比如帶日期的日記、書信、拓片、題跋等。最早明確記載王懿榮發現甲骨文的是《老殘游記》的作者劉鶚。其《鐵云藏龜》自序云：“既出土后，為山左賈人所得，咸寶臧（藏）之，冀獲善價。庚子歲，有范姓客，挾百余片走京師，福山王文敏公懿榮見之狂喜，以厚值留之。后有濰縣趙君執齋得數百片，亦售歸文敏。未幾，義和拳亂起，文敏遂殉難。壬寅年，其喆嗣翰甫觀察售所臧（藏），清公夙責（債）。龜版最后出，計千余片，予悉得之。”劉鶚《壬寅日記》十月二十八日記載：“至王孝禹處鬯談，并訪龜板（版）原委，與趙說相孚。今早王端士來，其說亦與趙孚。端士云文敏計買兩次，第一次二百金，第二次一百余金。”劉書自序中言及王懿榮之甲骨來自趙執齋、王孝禹、王端士，可知當時王懿榮收藏甲骨并未“秘其事”，所知者不少。趙執齋是經手人，當然知道原委。王端士本系商人，過去有研究者認為其為王懿榮之子，是錯誤的。王懿榮去世后，主持后事及出售藏品的是王懿榮第二子王崇烈，字漢甫，也寫作翰甫。劉鶚與王懿榮此前并無交集（有說劉鶚是王懿榮門生的），但劉氏喜歡收藏，王懿榮是收藏大家且名滿京師，劉氏對王懿榮當然不會陌生。王崇烈將王懿榮的藏品出售給劉氏，中間人是王孝禹。王孝禹即王瓘，字孝禹，四川銅梁人，一生未得科名，王懿榮年長王瓘兩歲，所以自稱兄，兩人認識甚早，因王瓘在京任工部主事，王懿榮在戶部任職，同朝為官，故相熟識，后來王懿榮父親王祖源于1872年（王懿榮時年28歲）選任四川龍安府知府，與王瓘四川家族相識，同為王姓，始排定輩分，稱王瓘為叔，并且兩人比鄰而居，來往非常密切。目前所見王懿榮致王瓘書札最多，有近200通，故王瓘熟知王懿榮收集甲骨之經過。而王瓘又與劉氏相近，王崇烈出售其父藏品給劉氏，王瓘做居中人很自然也很合適，因此王瓘所言是真實的。劉氏自序中所言王懿榮收集甲骨的經過，來源于趙執齋、王瓘，信息可靠。劉氏《壬寅日記》是當前關于王懿榮收藏甲骨的最早也最可靠記錄，此時距王懿榮收藏甲骨僅一兩年，可視為共時材料。那些后來者的追述，其實是不太可靠的。比如王懿榮第四子王崇煥在《古董錄》《王文敏公年譜》中的追述，應是道聽途說，因為王懿榮去世時王崇煥才八歲。王崇煥所著《王文敏公年譜》太過簡略，且多有不準確處。

《甲骨文合集》中收錄的我國最早關于彩虹的記錄。資料圖片

當時收藏甲骨的肯定不止王懿榮一人，但其他的收藏者及收藏經過未有明確記錄，那也只能是推測。王襄、孟定生也較早收集甲骨文，但認為王襄、孟定生于1898年就開始收藏甲骨的材料來自其本人幾十年后的追記，當為后時材料，單從材料的可靠性來看，不如劉鶚的《壬寅日記》。所以，從材料來看，王懿榮是甲骨文發現第一人的觀點還是最為可信的。

至于坊間流傳很廣的王懿榮生病吃藥買龍骨發現甲骨文之說，始見于1931年《華北日報》的《華北畫刊》上的一篇署名為“汐翁”的《龜甲文》：“光緒戊戌年，丹徒劉鐵云鶚，客游京師，寓福山王文敏懿榮私弟，文敏病痁，服藥用龜板，購自菜市口達仁堂，鐵云見龜板有契刻篆文，以示文敏，相與驚訝。文敏故治金文，知為古物，到藥肆詢其來歷，言河南湯陰安陽，居民搰地得之，輦載衒粥，取直至廉，以其無用，鮮過問者，惟藥肆買之云云。”該文不長，錯誤頗多，李學勤認為該說“離奇”“不符合事實”，可謂評價允當。也正因離奇，合乎人們的獵奇心理，所以該說流傳甚廣。

把重大學術發現歸因于偶然事件是幼稚的，學術上的重大發現只能放在學術史中才能看清其來源和價值。萬有引力的發現絕對不僅僅是因為一個蘋果。沉埋地下的甲骨肯定此前也被翻起過，但如果沒有發現上面的文字及價值也只能被當作廢物丟掉。這不是學術意義上的發現。任何重大的學術發現背后，都有學術歷史發展的必然性。王懿榮之所以能夠辨認出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并且對其作出準確斷代，這歸功于當時彌漫社會的濃厚的金石學風氣和他本人所具有的深厚的金石學研究功底。

有清一代，金石學乃全社會的顯學，這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參與人員的層次高，國家層面有《西清》《寧壽》兩部古鑒圖書，達官顯貴多有參與；二是參與的人員廣泛，不僅有達官顯貴，而且鄉野鄙夫也多有參與；三是收藏的范圍廣，凡是古物無所不收，且有擴展，比如吳式芬和陳介祺發現封泥的價值并開始收藏；四是人們鑒古的層次高，收藏者不僅收藏面廣，還加以深入的研究，尤其對三代器物上文字的重視是當時金石收藏的特點，人們每得一器，同好各作釋文，書札來往，反復探討，大大增加了人們對有關文物認識和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這些都是甲骨文發現的社會原因和學術背景。

《清史稿》云：“懿榮泛涉書史，嗜金石，翁同龢、潘祖蔭并稱其學。”凡書籍字畫、金石印章、錢幣瓦當，王懿榮無不珍藏。在當時，他是收藏界的佼佼者。其時收藏界有兩個核心，在京以潘祖蔭為核心，在山東以陳介祺為核心，尤以陳介祺富藏精鑒，為海內宗仰。潘祖蔭有才學有大力，收藏豐富，且門人故吏滿座，研討者多，系王懿榮鄉試坐師，王懿榮蒙其拓惠及教誨，受益良多。陳介祺與王懿榮為金石同好，且有姻婭之誼，王懿榮女兒王崇煐嫁給陳介祺外孫吳崶。陳氏對王懿榮的教導是全方位的，無論是金石收藏、拓片惠贈，拓法傳授、釋文考證，還是為人做事以及保養身體等，無不面面俱到。每得一器物，王懿榮無不拓奉陳氏，兩人書札往來，情誼深厚。在認識這兩位之前，王懿榮就已開始收藏，對其影響大的除了其父王祖源，還有其族叔諸城王錫棨、業師萊陽周孟白。王錫棨，字戟門，收藏以碑刻、青銅器、磚瓦為主，晚年好古錢，曾教王懿榮氈蠟模拓之技；其業師萊陽周孟白，淹通經史，《倦游庵槧記》是其代表作，此公也精通金石文字考據，每得重器，王懿榮總拓送周氏以求釋文。后期，與王懿榮在金石收藏方面交流唱和較多的有吳縣吳大澂、南皮張之洞等。

王懿榮的金石成就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古文字的考證。比如《尚書·大誥》中“前寧人”“寧王”以前的解釋迂曲難懂，王懿榮最早指出此“寧”字當為“文”字。陳介祺對此解釋充分肯定，予以極高評價，在他致潘祖蔭的書札中說：“則文王、文人之說，甚為有見。”二是石刻存目的整理。王懿榮最早的金石學成果是《南北朝存石目》，匯集南北朝石刻拓片，加以編目，記錄較為全面。此類還有《漢石總目》《晉石存》(此書未見)。三是區域金石志，比如《福山金石志》殘稿。四是金石序跋。古人慎于著述，很多金石見解散見于序跋中，《求闕文齋文存》收集了一部分。這只是對王懿榮著述的有關內容作出的概括。其他多散見于其致同好的書札中，這些書札所涉內容廣泛，涉及書畫、拓片的鑒別等，比如王懿榮致張佩綸、孫毓汶的書札。此類信札，“實為著述”(梁啟超語)。其他小類諸如封泥印章、泉布鏡鑒、墓志造像、瓦當彝器等，皆在其收藏研究之列。

陳介祺、潘祖蔭去世之后，王懿榮稱得上當時金石界之領袖。其入上書房，整理宋元書畫，皇上向其詢問古器鑒別就是明證。王懿榮與當時金石商人過從甚密，如濰縣那些古董商人，沒有不和王懿榮熟悉的，所以濰縣商人得到出土的甲骨后，首先售賣給王懿榮。王懿榮發現甲骨文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因生病吃藥而發現甲骨文的說法實不足信。王懿榮去世后，二子王崇烈、四子王崇煥延續家學，都有金石論著傳世，可謂善于繼承先人遺志者。再之后，其孫女王福重捐獻甲骨500余片給天津文化局，此舉以文化人、嘉惠學林，亦可視為王懿榮傳古之志的延續。

《王懿榮書札輯釋》王懿榮 著 邱崇 輯釋 齊魯書社

上述內容，都體現在王懿榮寫給親友的書札中。這些私人書札，書寫時沒有公開之虞，所以能暢所欲言，發自內心，情真意切，是學術研究中最可靠的第一手材料。王懿榮交友廣泛，寫有大量書札，且多以稿本形式分散于各地館藏，此前未被系統整理，學界不知，難以使用。2022年4月，齊魯書社出版了2020年度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資助項目成果《王懿榮書札輯釋》，該書從各地館藏及出版物中收集王懿榮致56位親友的800多通書札，經過辨偽、釋文、考證寫作年代及梳理人物關系，近70萬字，對于研究王懿榮的金石書畫收藏、古文字考證、交友聘問、社會時政、家庭教育等，大有裨益，對晚清歷史研究也很有參考價值。該書對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發揚老一輩學人的家國情懷和優良學風，深入研究甲骨文的歷史思想和文化價值，促進文明交流互鑒，為推動中華文明發展和人類社會進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的重要指示精神，意義重大。